【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21世纪以来，在人类不断突破既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局限的条件下，艺术家的艺术思维逻辑和科学家的哲学社会科学思维逻辑不断在并行中发生交叉，产生交集，形成互动，激发出一种突破性发展的可能性。

科学与艺术、人文结合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艺术家设计出的“情绪几何”。这个结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互动装置，邀请观众在暗箱中触摸几何模型，触摸的情绪会通过心率等生理数据采集装置记录并计算出来，这些情绪数据会影响初始几何图形的变化，生成一个个“因人而异”的情绪化的几何图形，并最终通过自动粉笔机械装置绘制在黑板上。作品从代数几何的抽象性和纯粹性中获得启发，并尝试把数学对现实世界提纯化的解释与艺术对现实世界复杂化的解读结合在一起，完成一次同时处于现实之上和现实之中的艺术实验。

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给世界回归混沌提供“熵”力。与数学家所追求的纯粹性和抽象性相比，一个视觉艺术家的工作基本是给这个世界“添乱”。“情绪几何”将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混沌性的个体情绪数据与纯粹的、抽象的几何数据进行耦合与杂交，就像往真空中注入雾霾、往纯水中注入污液、往真理中注入无理。这种形而下的“添乱”式的艺术实验的目标不为揭示任何纯粹的普世真理，只为呈现任意存在的个体真相。作品拒绝让观众以理性的方式来理解代数几何数学，而是让观众以感性的方式通过与几何图形的感性接触，以及提供个体的情绪数据来与艺术家和数学家共同完成一次无法预期的创作。

回溯人类进步的历史，实际上科技发展的同时，艺术一直如影随形，艺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交融、借鉴甚至陷入重大分歧的情形比比皆是。达·芬奇的绘画就曾经涉及当时欧洲医学中较为先进的解剖学，他通过美术的概念让人们获得了对解剖学的认知;在摄影设备出现后，印象派艺术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雷诺阿，通过参考照片完成了诸多创作，导致西欧的绘画在很长一段时期主动对科技保持着疏离，画家们希望绘画艺术远离照片。而中国的国画更是以写意见长，强调意境之美，即使现代画家创作时从照片中寻找到一些思想内涵的元素和载体，最终形成的作品也还是旨在寻求艺术本体的价值。

(摘编自张富利《新技术与美学的互生之旅:人工智能艺术何以可能?》)

材料二:

音舞诗画节目《忆江南》成为2022年央视春晚的“刷屏”之作。它带观众进入名画《富春山居图》中畅游，林峦浑秀，烟波浩渺，画中人物放声吟唱，渔樵耕读，悠然自得。舞剧《只此青绿》将传世经典《千里江山图》搬上舞台，“火”到一票难求。近年来，“高冷”古画接连出圈，引发现象级传播。破解古画在今天的流量密码，将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动起来，换一种古画的“打开方式”

手握长卷，徐徐展开，仿佛置身其中，一步一景，可观可游。这原本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特有的“打开方式”之一，因而古人有徜徉画中山水的“卧游”之说。今天，科技的赋能让“人在画中游”有了实现的可能。数字副本让珍稀古画的“露面”机会越来越多。在3D、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全息投影、交互技术等的广泛应用下，“画游系列”成为当下沉浸式艺术展的热门主题。围绕古画的这些“动起来”，虽不能取代对原作的欣赏，但无疑打开了普通人接近传统瑰宝的通道。有人说:古画动了，世界静了。还有人说:古画动了，身体里的DNA也跟着动了。古画动起来，不仅是对观众的“循循善诱”，也向创作者敞开了宝贵的审美资源和文化资源。

融起来，实现与传统文化的“超链接”

作为传统文化的视觉集成，古画不着一言、气象万千，能够集纳服饰、妆容、音乐、舞蹈、诗词等内容于一体，成为演绎传统文化的生动场景。在时下的国风国潮中，以“画境”统摄传统要素和当代形式，在融合性表演情境中展现文化的古韵与新貌，已经成为一种创作趋势。去年火出圈的舞蹈《唐宫夜宴》就伴随着娇憨可爱的唐代女乐官的舞姿，徐徐展现《簪花仕女图》《捣练图》《备骑出行图》等画面，舞与画呈现有趣的“互文”。这种融合不仅是艺术形式上音、舞、诗、画的结合，还是传统舞台艺术与电视艺术、视频形式的结合，是文艺与数字科技的结合，是媒介形式上的优势互补。

活起来，用新讲法激发新创造

在系列短片《此画怎讲》之前，有许多“讲”画的方式，但这一次，画作上的人物自己开口了。“古画会说话”和之前的“国宝会说话”类似，意在以亲切的面貌、活泼的语态，拉近古画与当代人的距离，让更多人感受传统与当下的息息相通。讲述传统的方式变了，回应传统的方式一定也会变化。传统“活”在当下、文化传承有“我”，渐渐成为一种创作共识。

当然，动起来、融起来、活起来，只是开始;静下来、沉下来、传承创新下去，任重道远。有关古画的故事还有很多，有关古画的讲法还有很多，像古画这样积淀着中华民族审美旨趣、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的文艺样式还有很多。传统浩浩荡荡，创造生生不息。传统文化的新表达，不仅要讲出趣味，还要讲出深度;不仅要讲出美来，还要讲出美背后的精神、理想与追求;不仅要面向本国受众，讲出新的时代内涵，还要面向世界，在更高维度上彰显中华文化与古为新的接续创造。

(摘编自胡妍妍《让古画动起来融起来活起来》)

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诈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 ‘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敞。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诫《唐诗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