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贤身体力行，在敦风化俗、息讼止纷、安土息民中践行儒家道统，在“修齐治平”里追求中和圆融，进而在历史和地域尺度上汇集形成了乡贤文化，内嵌于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母本文化结构中，持续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个方面。

由儒家创始人孔子奠定和倡导的“无讼”思想，承载着儒家追求的和谐社会理想，蕴含着人际关系的和谐、友善、诚信、谦让、互恤等道德观念。调处息讼是实现“无讼”理想的重要手段，千百年间，平衡着矛盾纠纷的消弭和伦理纲常的维系，迎合了农耕社会解纷止争的现实需求，逐渐被乡民所接纳和习惯。作为传统社会固有结构中的一环，乡贤对上维护统治秩序，对下稳定社会环境，是历朝调处制度所依附、依靠的关键对象。

可以说，乡贤作为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凭借人熟、事熟、村情熟以及威望高、口碑好的优势，积极参与着家乡社会治理。在“家国同构”二元治理结构和农耕文明生产条件下，传统乡贤和调处制度牵手协同，令官府与宗族、国法与乡约、教化与惩处、制度与文化并行不悖、互为补强，在维持社会平衡、化解民事冲突、降低行政成本上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也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从而提高凝聚力和自治能力。从优化乡村文化看，新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文化道德力量，能延续传统乡村文脉，教化乡民、反哺乡里、涵养文明，使村民遵循行为规范、价值导向；从提升乡村治理手段看，在一些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的情况之下，推进新乡贤文化和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更能有效促进公共服务普及与公序良俗形成，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摘编自胡仁智、吴映颖《传承乡贤文化，优化基层治理》)

材料二：

在都市社会中一个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请教别人，并不是件可耻之事。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在这里我可以另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在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竞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地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我那时常觉得像是在球场旁看裁判官吹哨子，罚球。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所以不知道法律并不成为“败类”。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木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成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摘编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微信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社交平台，它使得人群在网络社交空间中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以不同的微信圈层为代表，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又互有交集的“网络社交圈子”。所谓微信圈层。是个人或者组织以现实中的血缘、地缘、学缘、业缘、趣缘等为熟人关系，以“已”为中心，以信息交互、情感沟通等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的社交圈子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社交图子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大小而变化，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同样的，在差序格局影响下，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社交圈子”。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生圈层，是对固有传统社会关系进行巩固的圈层，称之“血缘、地缘”圈层；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图层，称之为“学缘、业缘、趣缘”圈层。

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图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费孝通先生在论述具有很强伸缩能力的“社会圈子”时，特意突出伸缩能力的大小是依据圈子中心，也就是“已”的实力而定，可以说个人图子的范围取决于个人实力的大小，在微信圈层中，人际交往的圈子不再受地域、空间的阻隔，打破了传统社会人口不流动的禁锢，辐射范围大大扩大，“推”的范围随着个人外地求学、异地工作、兴趣相投等机遇而不断向外延伸……这些微信圈层相互交友，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已”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具有很强的伸缩性。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有删改）

《红楼梦》第四回“雨村判案”故事的梗概为：冯家和薛家因为争买一个丫头（其实是甄士隐女儿甄英莲）而发生争执，拐子收了冯家钱又把丫头卖给薛家，薛蟠便喝令手下人把冯家公子冯渊打死了。贾雨村正要判案的时候一个幕僚拦住他，给他看“护身符”，贾雨村便改了结果，向冯家说薛蟠得病死了，就多赔了点银子给冯家，冯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贾雨村借此拉拢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