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鲁迅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执着于现在，主要体现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这种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继承了中国儒家思想流脉中的士大夫济世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的理解，就等于将鲁迅独异的思想与先锋的意识和传统精神混淆起来，如此鲁迅也就与传统士大夫并无二致，“鲁迅文化”也就不成其为“鲁迅文化”了。

鲁迅的思想来源和思想属性是与传统迥异的，也是与众不同的。他不像晚明时期李贽及公安派诸人那样，凭借原儒思想及生命力量在传统中反传统，而是以一种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及其营造的“庸众”。但是，这并不影响鲁迅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相反，这种贡献是独一无二、极其宝贵的。推动社会前进的有两种力量：肯定的力量与否定的力量。肯定是对于社会善行的歌唱，否定是对社会恶行的批判，这两种力量都是正能量。我们都认为鲁迅终生的使命是破坏与批判，其实不破不立，这本身就是一种建设。对假恶丑的批判本身就表明对真善美理想的坚守。

鲁迅的文化批判主要是来自于他对真善美的社会的追求，甚至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价值追求。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最高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每遇一事一人便用这理想主义的标准去衡量，便每每大觉失望，于是便成为了悲观主义者。鲁迅的悲观和绝望的反抗就表明了这种最高的人生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鲁迅的真实让恶人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

对于现实的认识程度决定着未来的正确程度，鲁迅的许多思想整整超前了一个世纪，其昔日所指正是今日所在。他一生中提出了许多攸关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大命题，这些命题不只是指向当下的，也是指向未来的，成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宝贵资源。有的命题我们理解了也实现了，有的命题我们理解了但是并没有实现，有的命题我们不仅没有实现甚至也没有理解。这不只是由于鲁迅思想的深刻与超前，也是由于我们与鲁迅思想存在的时差与异质。

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话题，我们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阅读鲁迅，理解鲁迅。当我们如梦初醒理解了某个思想难题时，发现鲁迅早已站在那里，静静地接受我们的敬意。千年历史，百年风云，在跌宕起伏的文化演进中，我们庆幸有过鲁迅。鲁迅思想的超前和深刻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精神资源，应该值得我们百倍的珍惜，让鲁迅活在当下。

（摘自张福贵《“五四”新文化方向与鲁迅思想的精神指向》）

材料二

“欧西”（西方）的哪些东西是不合中国国情的？当时鲁迅主要讲了两条，一是只追求物质文明，不重视精神境界的提高：“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损，旨趣流于中庸……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灵性之光，愈益就于黯淡。”二是西方的选举政治。鲁迅认为那种民主并不高明，“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而所谓议会则无非是“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这些想法很能体现青年鲁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刻思考。

当然鲁迅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对他心目中的“新宗”和“人国”提出更具体的意见，因而不免有些空想的色彩，但他否定了“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流行思潮，是无比深刻的。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鲁迅这一思想的预见性和深刻性。

鲁迅强调中国应当走自己的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并且惟其如此，就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鲁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又一向强调采用“硬译”的方法，严防思想走样，产生误解。鲁迅赞成将外国的可用的思想中国化，但这种“化”绝不是一个译者就能完成的，而应当在充分研究深入思考之后，在从事了大量的实践之后。洋为中用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译者只要译得准确、以供大家参考就好。这也正表现了一种文化自信，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能消化。

（摘自顾农《鲁迅的文化自信——兼谈五四文学精神》）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苏轼亲笔手书的《赤壁赋》，网友发现帖中原文写的是“渺浮海之一粟”，并不是此前广为流传的“沧海一粟”，疑似是后人抄写笔误，才造成这样的理解错误。“沧海一粟”是否要被改为“浮海一粟”，一时间引发热议。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此前教育部纠正过一些异读字的读音，比如粳（jīng）米改为粳（gēng）米、确凿（zuò）改为确凿（záo）、说（shuì）服改为说（shuō）服，都把之前大众容易读错的读音认证为了新的正确读音。后由于一些异读词的拼音打破了大众原本认知，因此有些修改读音已通过，而还有一部分则一直处于审核阶段，仍以原读音为准。

是以正确读音为重还是以大众读音为重呢？从教育部颁布的异读词修订表的底层逻辑来看，显然还是以后者为重。毕竟，读音是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最终还是要为人所用，换言之，文字和词语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字和词语的发展过程会经历很多的变化，非要说存在一个亘古不变或者绝对正确的版本，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真相很可能是，某一时期大众普遍认可和接受什么版本，这一版本就将流传到下一时期。

就像一位网友所说“成语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东西，用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成语，原本的出处是什么已不再重要了”。原先我们有“沧海一粟”，现在又多了一个“浮海一粟”，在渺小的比喻上加了一层浮萍无根、漂泊不定的寓意，孤独感透纸而出，如果真的适宜人们流传，那么多一个成语又何妨？反之，若人们使用不便，它适用的语境较少，那么成语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摘编自小亢《“沧海一粟”还是“浮海一粟”？不必太较真》）

材料二：

对照手书本《赤壁赋》来看，现行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中的“沧海”，手书本作“浮海”，此处异文所传递出的信息或可帮助学生对《赤壁赋》一文产生新的理解。文意贯通应是异文取舍的主要标准，“沧海一粟”广为流传，似乎不容更改，但对其理解是有不同观点的。高中教材曾将“一粟”释为“一颗粟米”，以粟之微小映衬海之博大，无理而有情。而有些学者认为沧海与粟米并无干系，此处“粟”应理解成颗粒细小如粟之物，释为“丹粟”，即丹砂，指海中沙粒。“沧海一粟”也就是“海中一粒沙”的意思。以上两种解释均可讲得通，但都有值得质疑之处。虽然“粟”作沙解有合理性，但海中并非只有沙，亦有水。而粟虽可以喻指渺小，但与海对举，未见类似用法，只为孤证。异文“浮海一粟”意为“浮在海上的一粒粟米”，其义甚明，没有歧义。可见，两种版本的《赤壁赋》中，“浮”“沧”之别也影响着对“粟”字的理解。

那么，这两处异文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传抄错讹造成的。现刊行比较早的三个版本中，《东坡集》和《皇朝文鉴》所载《赤壁赋》均与苏轼手书本所书“浮”相同，其中苏轼的曾孙苏峤刻本《东坡集》以家藏为底本，可信度应是比较高的。只有《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本作“沧”。尽管如此，南宋期间“浮海”“沧海”二说已经并行了。也许是考虑到“浮海”与上句“好游”有二字同声之复，“沧海”一说后来者居上，逐渐为世人广泛接受。从汉字构形特点来看，“浮”“沧”二字楷书写法差异明显，不易混淆。而当时民间抄本往往用行草书写，二字草书写法形似，属于形似字，这应是致误的主要原因。

传世的古代文献中因字形相似导致传抄、镌刻失误的现象比较常见，讹误字会造成文意理解上的障碍。而判定讹误字最简便的方法是比勘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运用汉字的形似字相关知识分析，就可以发现有没有讹误的正字。但《赤壁赋》中两处因形讹产生的异文比较特殊，已为后世普遍接受，也许这就是所谓语言文字的约定俗成。面对苏轼手书本《赤壁赋》，有人可能还会怀疑现行公认版本是不是苏轼后来修改的。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不同版本异文的取舍判定应该回归文意，语义疏通没有问题是一个方面，还要关注作者的语言使用习惯、文本意蕴解读等其他方面。

（摘编自王智忠《〈赤壁赋〉两处异文成因及文意重新解读》）

材料三：

近些年来，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大家对包括汉字、成语、文艺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更“较真”、更“挑剔”了，对历史和文化中的细节、脉络更在意，更考究了。汉服热、博物馆热、“国风”文创热……这些新时尚充分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而透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严肃讨论和仔细辨析，我们更看到，今天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追捧和喜爱，并不只是符号层面的，而是越来越深入文化的肌理的喜爱，去把握形式和表达背后贯通古今的精神与内质。比如，这次对“沧海一粟”和“浮海一粟”的分析，就有观点认为，尽管原文是“浮”，但从传统文学和美学角度讲，“浮”字雕琢痕迹太重，反而是讹传的“沧”字意境更开阔，更符合古代文人所追求的胸襟和气质。这实际上已超越单纯对错，成为一次文化意义上的“科普”。实际上，也只有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内里，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丰厚的资源、更扎实的滋养。

（摘编自苏砥《“沧海一粟”还是“浮海一粟”？不妨“较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