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在青铜时代属礼器，春秋战国时代为贵族所佩戴和享用。古代的铜镜，功能有限，如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主要用途是照鉴察形。汉代的铜镜已经相当精巧，用途也更广泛。尤其是汉代铜镜背后的铭文，相当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的文化，成为了解汉代文化的一个窗口。

铜镜的铭文本是制镜者表达对佩用铜镜者的祝福、庆祷、期盼，有的也反映了制镜者与佩用者的特殊关系，从中可见制镜者的内心愿望，给铜镜的使用价值增加了意义。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作铜镜的商业化，从前制镜者的特殊愿望就可能变为适用众多买者的套话式的吉语。但无论是制镜或买镜，送人或自用，铭文上的吉语无疑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这对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流行观念，具有相当的价值。

首先，向往世俗幸福的内容在汉镜铭文中十分突出。其中可分为三类：一是长寿，如“延寿万年”“延年益寿”，这不仅反映了人们追求长寿的愿望，也应与汉代流行神仙观念有关；二是贵富，如“君宜高官，位至三公”“常富贵，乐未央”“大乐贵富毋极”，这些主要反映了当时官僚阶层对贵富的企盼；三是长乐，铭文中多见将长寿、贵富加以结合，而同时祝祷长乐，如“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无极，长乐未央”。以上三类，属于汉代人追求世俗幸福的价值观的体现，其中把快乐作为幸福的要素，是值得关注的。

有更多的铭文是把对世俗幸福的追求和家庭伦理结合在一起表达的，体现出家庭伦理观念是汉代人的深切关怀。如“利二亲，宜弟兄，寿万年，长相保，宜子孙”“长保二亲乐富昌”“长保二亲及妻子”“夫妻相喜，日益亲善”“延年益寿，宜子宜孙”“天地和合子孙成，长保夫妇乐长生”。这表示，在汉代人心目中，对幸福的追求，不是仅仅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是关切家庭幸福，关切父母、兄弟、妻子、子孙的幸福。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相思镜铭文，如“长相思，毋相忘”“愿长相思，长毋相忘”，这一类情感相思铭文在汉镜中甚多，多属夫妇、男女之间真挚情感的表达，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离别之多，也是汉镜铭文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

汉镜还有表达道德追求和家国情怀的铭文，体现了更崇高的价值观。如“可以取诚”“可以取信”“贤者戒己仁为右，怠忘毋以象君子”，这些都是个人立身的道德；“有君子之方，视父如帝，视母如王，爱其弟，敬其兄，忠信以为高”，这些是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居必忠必信，久而必亲；不信不忠，久而自穷”，是以德治家、以德治国的训言。这些都说明铜镜铭文也有道德警诫的功能，虽然这类铭文不多，但反映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汉代社会的深入影响。此外，有的铭文还期待“家给人足天下平”“中国大宁”，这些铭文都充分表达了对四夷服、人民息、天下复、五谷熟、百姓宽，亦即对太平、繁荣、富足、和谐的世界的企盼。

（摘编自《文史知识》2015年第7期）

【推荐3】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内调和。宗法制的国家形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僵化统一的思想教育、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等，造成了克已思维模式。强大的社会力量往往支配着个体的性格，不允许他做出个人的独立判断。过于浓厚的群体意识使得个体人格趋于依附认同。他们只能放弃特殊性和独立性，把个人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整合同化到群体中去，按照群体意愿行动。如果执意要追求个体的人格独立，结果只能是在现实中被毁灭。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中国悲剧讲究情感抒发的适度，把最初的矛盾化为最终的和谐，人物往往在不幸中选择隐忍，把自由与幸福寄托于来世。而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外扩张。在西方悲剧中，主人公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独立判断，常能够做出毫不妥协的选择，有时甚至会把个人的判断力凌驾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上。这种过于独立的判断往往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近乎武断，从而产生不理智的举动，走向意志的反面。

西方悲剧所揭示的是人与无法制伏的异已力量的抗争与冲突。在《俄狄浦斯王》中，异已力量表现为英雄意志所遭遇的不可知的命运；在《哈姆雷特》中，异已力量是主人公性格中的弱点；在《人民公敌》中，异已力量是某种与主人公为敌的社会势力。在这些矛盾中，人是主动出击的，冲突逐步升级。他们努力地想摆脱宿命，想通过自己的进取和拼搏把握自己的生命航程，然而他们越是努力就越接近置他们于死地的泥潭。而中国古典悲剧描写的主要是主人公悲惨的遭遇，不是剧烈的冲突。《窦娥冤》是个典型的例子。窦娥缺乏斗争意识，把自己的不幸看做命运的安排，既然命运决定了她的不幸，只好安分地修来世。她拒绝嫁给张驴儿为妻，主要是囿于封建礼教。她为救婆婆屈打成招，也是出于“孝”心。在整个过程中，窦娥步步退让，直到上了刑场，她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无辜，只有靠上天为她作证，因此，她的抗争显得被动而没有力度。

（摘编自邹红《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

材料二：

在西方文化中，人没有完全把自我同自然割裂开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主要的关系，人处于神的主宰之下，人性和神性的对立是戏剧中主要的对立形式。在这种对立中，人性有了对于人类的全面的覆盖性。也就是说，西方人观念中的“人性”不仅仅是人类中哪一部分人的性质，而是所有人都不能没有的性质。人的各种悲剧的最深的根须不是仅仅扎于人的自身，更扎于超人间的神的意志的存在。在人之外有一个更巨大的力量制约着人、人的命运和人的发展，人没有左右自己全部命运的自由性。人的自由性是在人的悲剧性抗争中获得的。这是感受和理解西方所有悲剧性作品的一种基本的观念。哈姆雷特的悲剧不仅有哈姆雷特的过错，不仅有他母亲和国王的过错，更有哈姆雷特根本无法超越的诸种无法直接感知的原因；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不仅由于她和渥伦斯基的道德情操上的缺陷，更由于存在于人本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她的悲剧不仅是她的悲剧，也是所有女性的悲剧，甚至还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而在中国文化中，人和自然是绝对分离开来的，人与神的关系不是戏剧的主要关系。在儒家文化中，人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系统，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可以靠人的努力完全得到解决，人的所有悲剧都是由人的过错造成，而非社会因素。人应当为自己所有的缺陷而担负罪责。所以，中国的悲剧不具有真正的超人间的因素。

西方悲剧体现贵族性，多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中国古代戏剧则是平民的戏剧，主角一般是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贵族是强者，强者是有力量的人。强者重进取，重竞争，反抗道德束缚，因为他们不需要道德的保护，道德的保护限制着他们的力量的发挥。平民是弱者，弱者是没有力量的人，他需要道德的保护。因此，西方的悲剧是强者与强者的冲突，是人的意志与神的意志或社会意志的冲突，是力量与力量的冲突。中国古代戏剧的冲突是道德与非道德的冲突，是弱者与强者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只有弱者才有可能是悲剧主人公，强者则是悲剧的制造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悲剧就没有悲剧性。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没有主动损害别人的人，应该获得自己正常的、平静的幸福生活。而悲剧主人公是道德的，是没有损害别人的人，但他却因别人的不道德的行为而失去了这样的生活。不论他的冤情有没有获得最终的昭雪，他的悲剧都已构成。尽管悲剧主人公反抗的不是神的意志、宇宙的意志、社会的意志，但他们同样反抗着自己的悲剧命运。他们是通过反抗不道德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而表现出自己的悲剧精神的。这种悲剧同样唤起观众的悲哀的情绪，同样加强着观众对一种悲剧精神的渴望，同样能起到一种净化心灵的作用。当然，它的悲剧精神的发展是受到平民意识的局限的，是不可能提高到真正的人性的高度的，其悲剧精神的内涵相对薄弱。

（摘编自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