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史，它的每一次变迁，都不乏波谲云诡的政治涌动。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其兴起之初便充斥着政治的功利性。胡人入华以后的活动领域远不止于商业，像改写唐朝历史的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最初均起于边镇互市，借此逐渐进入唐朝军事系统。此外，出土墓志也印证了唐朝曾多次前往骨利干、回纥等地市易马匹以充军用。杜甫《黄河二首》诗云：“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可以说，中古千年间，政治始终是驱使无数驼队穿行大漠的重要因素。宋代后，陆上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寻找契丹，而这次的动因则源于西方。1246年，新即位的教皇英诺森四世遣往东方的使者柏朗嘉宾来到上都和林，在那里谒见了蒙古帝国的贵由汗，并于次年返回后呈上一份完整的行纪。这份以刺探军情为目的的行纪对中国的方位气候、风俗信仰、政治制度等做了详细记载，其对于被称为“契丹”的东方的探索成为此后鲁布鲁克、鄂多立克诸人东行的先声。而在这些后继者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见识了诸多东方风物人情，这些记录连同鄂多立克等人的记载一起，构成了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东亚部分的知识来源，更在随后激起了达·伽马、哥伦布等众多探险家的兴趣，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随之启幕。

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因素的话，新航路的开辟则无疑为政治在东西方交往中的作用作出绝妙注释。一个长期困惑我们的问题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铁骑已远至欧陆，而郑和的船队也曾到达非洲，那么为何中国终究未能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占得先机？从地缘政治来讲，在于蒙古汗国营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海陆贸易通道，而中亚、西亚地缘政治又随着帖木儿与奥斯曼两帝国的崛起发生变化，遂使得马可·波罗的东行成为可能，也客观促使欧洲人探寻新的航道。就内在动因而言，这与欧洲信奉的“保教权”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葡萄牙人认为沿海岸南行绕过非洲再往东行驶，便可到达印度，获得黄金与香料。而西班牙王室则受哥伦布影响，希望向西航行到达印度。随着好望角和美洲大陆的相继发现，葡西两国在教皇见证下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同时，以“保教权”为借口开展殖民活动。这群被明朝称为“佛郎机''的殖民者于16世纪中叶在澳门建立定居点，并与明朝政府达成一致。在明朝官员看来，这是“互市”的一种形式，并可通过“抽分”使朝廷和当地官民获益。就这样，在葡人对东亚贸易的向往、对海外保教的信奉以及明朝官员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混杂作用下，澳门逐渐发展成葡萄牙远东贸易的转运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传教士的西来打开了缺口。

在丝绸之路三千年的历史中，经济与政治两大要素从来就无法划清界限，它们综合在一起，体现为东方与西方之间持续的文明冲撞与交融。近年来，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界强调15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事实上，如果以丝绸之路为线索加以追溯，会发现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人类文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交流。“全球化”只是一种表现，它的背后是人类历史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的推动。

（摘编自王炳文《千年丝绸香瓷路一部文明交汇史》）

材料一：

作为“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执着于破旧立新，建立一套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利益的新体制、新秩序。为此他自立门户，聚徒讲学，且热衷游说，故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说。墨子“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归纳起来有十项，或称“十论”。即“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其中“兼爱”是核心，是其一切政治法律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内里所涵摄的平等意识，值得挖掘和珍视。

墨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使爱的思想破土而出的人”（德国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他“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兼爱”说首先是对无等级的氏族时代的缅怀与追思，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理想的绝唱。墨子对当时社会的混乱痛心疾首，针对“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这一问，他回答：“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兼爱下》）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和“自爱”。

在战争频仍的时代，墨子目睹并亲身感受着战争带来的离乱痛苦，以一介布衣之身，满怀天真美好的愿望，企图借兼爱之说消弭战争的硝烟。“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大到一国，小到一家一身，唯有兼爱方能杜绝一切“祸篡怨恨”。这种天真背后，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救世之心跃然纸上，而隐含的平等观也呼之欲出，因为兼爱之说所包括的两方面内容，都沁润着平等意识。

其一，爱无等差。“‘兼，尽也。尽，莫不然也’。兼爱，谓尽人而爱之。”（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兼相爱”要求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无分亲疏、贵贱与贫富，所谓“厚不外己，爱无厚薄”（《大取》），“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小取》），“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无分彼此厚薄，将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尊重和爱护。为什么要“兼爱”呢？墨子认为在“天志”之下，国与国、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法仪》篇说得更明确：“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对每个人都平等以待，“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从而保护每一个人，不准肆意“相恶相贱”，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可见，“墨翟所讲的兼爱含有反抗压迫和等级歧视的意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其二，兼以易别。墨子的“兼爱”与孔、孟的“仁者爱人”不同，后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亲”、“尊尊”为原则，主张仁爱有等，“轻重厚薄”有别；前者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基础，以“爱无差等”为原则，主张“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儒家的爱发自内在心理的“仁”，以伦理为本位；而墨家的爱源于外在互利的“义”，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儒家的爱重“别”，“别”者区别也，注重远近、贵贱、亲疏、上下之别；而在墨子看来，“别”是祸乱之源。“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墨子的爱重“兼”，《说文》释“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并持二禾而不专持一禾，隐含互相平等、相互尊重的意味，这是一个涉及人的平等性问题的概念。墨子视爱人若己为兼，亏人自利为别，并据此作出了“兼士”与“别士”、“兼君”与“别君”的区分，主张“以兼为正”，“别非而兼是”，通过“兼以易别”（《兼爱下》），达到人格平等地位的最终实现。

（摘编自马作武《墨子，让爱的思想破土而出的第一人》）

材料二：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1939年4月24日，他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对陈伯达研究墨子称赞有加：“《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毛泽东视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表达了他对墨子的高度评价。

陈独秀也推崇墨子，他说过：“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又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

李大钊赞同墨家“节用”的经济主张，认识到“《墨子》《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均以节用去奢侈为主旨”。

萧楚女非常推崇墨家那种裂裳裹足、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他还认为墨子的伟大人格与列宁相同，学习墨子有助于革命者去除自身潜藏的种种个人主义。

（摘编自郑林华《<墨子>与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