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通“警”，其金文和小篆的字形，右边从攴，像以手执枝或执鞭，正在自己敲打自己，义为自我鞭策。左边从苟，义为紧急、急迫，转义为不可丝毫怠慢。

可见，敬的本义，不是对待别人的态度，而是对待自己的要求，是自己端正自己，让自己警醒起来，《论语·宪问》说“修己以敬”。《周易·卷一·坤卦第二》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说的是厚德载物的博大气象，是君子贤人的深厚本怀。

“毋不敬！”这句类似咒语的箴言，来自《礼记·曲礼上第一》，这也是《礼记》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敬，首先是敬天敬地、敬神、敬祖、互敬，但最重要的是自敬。所以，“毋不敬”这句话的第一要义是不要不敬重自己。

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与之最相关的，是礼。汉代的郑玄在注解“毋不敬”这三个字的时候，用了四个字“礼主于敬”。这前三个字和后四个字，共同构成了中国历代礼乐教育的至理名言“敬礼”和“礼敬”。有敬才能有礼，礼是为了敬。

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崇尚”礼乐的社会，也就是说，是以礼乐为“理想”的社会，而不一定就是完美“实现”了礼乐理想的社会。这如同当今社会倡导崇尚优秀传统文化，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不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复兴了一样。在古人看来，礼和乐，互为补充，如同天和地，互为照应，正是这二者，天经地义地维系着家国天下的平安秩序。

在古代社会，敬与不敬，是孝与不孝的问题，是诚与不诚的问题，是君子还是小人的问题，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古人之所以对敬这个问题特别敬重和敬畏，根本的原因在于，敬与不敬，不只是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关乎自身究竟是人还是畜生的问题，所以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才是古代人与现代人对待敬的最大不同。

在《礼记·檀弓上第三》中，子路引用孔子的话说：“吾闻诸夫子……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如此强调敬在祭礼中的主导作用，其实具有某种警示世人的意味。人们不禁要反问：如果不能像孔子所说的这样，如果在参加祭礼的时候缺乏敬畏之心，乃至玩世不恭，那会怎么样呢？历史的教训是不能敬者，败以取祸！这也就是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祭礼上不敬，比待人接物不敬，更加危险！不只是关乎是人还是畜生的道义问题，而且是关乎生或者死的生命问题！

怎样避免失敬之祸，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都是一个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面对的人生课题。怎样才能做到敬？孔子给出的答案是“修己”，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存心”。这两位圣人讲的，与“敬”这个字形所象征的一样，都是发自内心而自警，而《礼记·祭义第二十四》的回答却略有不同：“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一言以蔽之，礼，在于治人。治人莫外乎治心和治躬。治心在于敬礼，治躬在于礼敬。由是观之，敬礼和礼敬，不只是待人接物的一般礼仪，而是用礼和乐来加强自我修养的一门人生的基本课程，君子和小人概莫能外，古人和今人一样道理。

（摘编自刘建华《尼山书院的二十六堂国学课》）

1978年,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在随后大致相近的时间段,时代风云因缘际会,两岸三地的电影也不约而同地开启了各自的创新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陆崛起“第五代”,台湾兴起“新电影运动”,香港推动“新浪潮电影”,这三个创新电影运动中,香港电影“新浪潮”是最早与商业电影结盟的,而且这个结盟为改造香港的商业电影与提升香港电影品质做出了贡献,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上个世纪 80、90年代香港电影的艺术品质。直到 2001 年《英雄》出现,大陆的“第五代”精英们才开始旗帜鲜明地拥抱商业电影,而中国台湾地区迄今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电影工业体系或者商业电影机制。

从历史发展和电影产业的实绩来研判,中国香港地区的电影自然是两岸三地电影产业中商业属性最强的。中国香港的电影商业经验多、类型意识强,但是香港地区电影必须是外向型发展,仅仅依靠六百多万的香港人口是难以支撑大投资电影制作的。而进入数码时代的电影,由于追求视觉奇观的营造,致使单片电影的投资,如有大的市场企图心,必然是天文数字,给回收成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投资的电影必须有大市场的支撑,而中国内地就是离香港地区最近的超大型电影市场。所以,当前香港地区的电影创作面对着一个新的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急速拓展、电影创作日益繁荣的情况下,香港地区的电影产业面临着和内地电影产业如何融合的问题,这也使香港电影的内容生产、类型片创作面临着战略性选择的艰难挑战,是留在香港本土固守香港电影的特色、拍一些小制作的影片,将“ 香港电影 ”传承下去;还是带着香港的电影优势经验融入到中国内地大市场中,拍摄以前自己想做而未获得资金支持的大制作电影,这是每个香港的电影创作者都需要思考和抉择的问题。

香港地区的电影面临的这两种选择,不仅决定着导演们、香港电影人的发展空间和未来高度,同时在内容方面,也对香港类型片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如要融入广阔的内地市场,鉴于“ 一国两制 ”的实际情况,首先会遇到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是两地的电影管理体制并不一样。单就审查制度而言,因为香港有自己的分级制度，和内地执行的审查规章,有着不一样的意识形态取向。一些类型片经过香港的分级管理制度,可以在香港上映,但若想进入内地市场,还要接受内地的审查规章的检视。这样,一些香港创作者所擅长的类型片就难以进入内地市场。比如鬼片、僵尸片、赌片等等。

除了政治层面的阻力之外,香港电影类型片进入大陆的第二个挑战就是文化方面的障碍。虽然香港文化与中华文化有深切的联系，但毕竟两地之间生活方式、人生价值有一定的不同,正像当今香港的部分民众对中国内地的了解不够充分的情况一样,内地观众对香港民众的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特别是内在的文化肌理、生活逻辑、价值体系,也存在着隔膜,这也必然影响到观众对影片的欣赏和接受,而在当今的大众文化时代,任何的隔膜都会影响票房的实现。

（摘编自王海洲《香港地区类型电影的时代挑战与转型重构》）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它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而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是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②西晋王朝灭亡以后，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还有居于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

③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显然当时的高足坐具使用不久或不普遍。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

④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理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⑤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⑥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摘编自王仁湘《分餐制在古代中国至少流行了三千年》，有删改）

材料二：

①在古代中国，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主要的饮食工具，出现最早且被用作主要取食工具的是“匕”，是一种状如匕首、介乎刀和匙之间的餐具，长柄浅斗，像今天的汤勺。要理解在古代中国，为何“匕”作为饮食工具比筷子出现更早也更为重要，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历史上中国人通常摄入的食物种类。

②饮食史专家倾向于把食物分为两类：谷物类和非谷物类。以就餐而言，前者显然更重要，因为在许多地方，“吃一顿饭”通常就等于“吃了一种谷物”，无论是大米、小麦、小米还是玉米。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了谷物食品的重要性。而非谷物类食物被称为“菜”，有时被称作“下饭菜”，可见“菜”的主要功能是辅助人们摄入谷物食品。

③在古代中国，“匕”之所以是主要的饮食工具，是因为中国人最初就是用“匕”来取用谷物食品的，筷子最初则是用来夹取非谷物类食品的。这两种配套使用的餐具，在文献中被称为“匕箸”，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勺子和筷子”。在“匕箸”的表述中，“匕”在前，“箸”在后，显示出勺子在进餐工具中的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显示的是中国古人食谱中“饭”与“菜”的主次关系。今天在朝鲜半岛，我们仍能看到这种饮食传统的延续。就像中国古代的饮食习俗，朝鲜或韩国人通常用勺子取食谷物食品（即米饭），而用筷子夹取非谷物类的食品。

④古代中国人和今天朝鲜半岛居民用勺子和筷子来进食，反映了饮食和文化的双重影响。从上古到唐代，中国北方以及朝鲜半岛的主要粮食是小米。不过小米烧熟之后不易于团成块状，因此更适合煮成粥。根据中国礼仪文献，食粥用勺子更好，筷子则主要用于从有汤的菜中夹起食物，或夹取非谷物类的食品，是一种次于勺子的进餐工具。

⑤筷子的角色在汉代发生了变化，这与小麦粉制成的食品（如面条、饺子、煎饼和烧饼等）在此时开始变得日益流行有关。考古发现证明，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用臼和杵研磨谷物制作面条。世界上最早的面条就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现的，其原料是小米。到了汉代，石磨逐渐普及。除了小米，中国人也开始研磨小麦。在中国，小麦的食用经历了一个从“粒食”（即麦饭）到“粉食”（即面粉）的过程。这一转化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在面粉出现之后，许多地区仍然保留了食用麦饭的传统，不过毫无疑问，是面粉把小麦变成了更受欢迎的谷物食品。到了唐代末年，即10世纪初，小麦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足以动摇小米在中国北方农作物中的霸主地位。

⑥而在南方地区，稻米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主粮，南方居民可能很早就使用筷子来取食米饭和其他配食。在宋代，水稻产量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得到很大提高。到了明代，水稻种植面积持续增长。此外，大约从明代甚至更早开始，人们渐渐采用了合食制，即大家一同坐在桌旁进食，筷子被用来夹取所有食物。于是，勺子渐渐丧失了原来取用谷物类食品的功用，而主要用来舀汤，从以前用来吃饭的“饭匙”变成了“汤匙”，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摘编自《筷子：饮食与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