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

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那位乡绅回头和我发了一阵牢骚：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风日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二：

“无讼社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成都市中院提出的诉源治理。成都市法院2016年8月制定了《关于全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的实施意见》要求辖区内21个基层法院结合当地实际就诉源治理工作进行创新探索。成都市大邑法院依据诉源治理和本县司法实践，倒逼出“无讼社区”建设，取得很好的示范效应。

大邑县地处成都远郊地区。随着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行政区划被打破，熟人社会环境瓦解，各种纠纷日渐增多。近几年大邑县法院受理案件总量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18年县法院受理案件6502件，而员额法官只有31名。相应的大邑县基层调解组织弱化，传统的矛盾纠纷大多依赖行政化解，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用发挥削弱。

2016年8月，大邑法院开始探索将“无讼社区”的理念融入城乡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并逐步在全县城乡社区建立和推广“1+N”数字综合调解平台体系。平台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调解社会矛盾为突破点，高标准打造“无讼空间”，建立了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公安调解和司法调解等社区调解的常设机构。针对不能调解和不愿调解的案件，引导当事人通过“1+N”综合调解平台进入“诉调对接”的法律程序，并在大邑县法院、各分支法庭和各乡镇街道社区设立“诉调对接”的三级网络平台。

大邑县首先在广泛民意基础上制定了《无讼公约》，其次按照民主决策议事程序，商议讨论形成村规民约。《无讼公约》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村民办事标准和行为规范，使大量纠纷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得以化解。并通过依法选举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使社区自治组织得以修复、完善和壮大，并发挥应有功能，助推社区居民将自我管理和服务、自我约束和发展的自治精神落到实处。

大邑县建立了以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金牌调解员等为主体的72人调解专家库，根据入库专家工作经历和专业特长，分为婚姻家庭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11个专家组，面对面参与调解所辖区域内疑难复杂和专业性较强的矛盾纠纷。并结合重要时间节点，把与日常纠纷相关的法律法规常态化地融入法治宣传活动中，引导城乡社区居民知法守法用法。

大邑县通过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的方式，引导各地德高望重、善于调解的居民成立品牌化调解室。通过树立道德典范，发挥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凝聚带动作用，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将德治的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显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自2016年8月“无讼社区”建设以来的3年间，诉前分流16358件，同期法院民事受案数6974件，70.11%的矛盾纠纷在镇、村（社区）得以化解，法院司法确认案件806件。据大邑县法院提供的数据，仅2018年通过“1+N”综合性调解平台调解案件6271件，调解成功5749件，涉及人数17743人，城乡社区居民对“无讼社区”的认可接受度稳步提升。

（摘编自包路芳《费孝通的“无讼”思想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费孝通看来，传统的乡土社会注重礼治，要求人们服膺传统规则；同时，地方官在维持礼治秩序时，应优先考虑教化。

B．从材料一第四段列举的实例来看，乡绅进行调解的过程其实就是教育的过程，可见在乡土社会中，外在的监督不必存在。

C．大邑县建设“无讼社区”的举措能够很好地节省当地的司法资源，也能够促进当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D．“1+N”数字综合调解平台注重党建引领，包含不同的社区调解常设机构，在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费孝通以足球比赛来论述乡土社会对讼事的看法，如乡土社会中有人破坏传统规则的情况如同足球场上有球员犯规。

B．从材料一可以看出，费孝通在论述中能够引用孔子的话，还能够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说理深入浅出，观点鲜明。

C．大邑法院在诉源治理工作中进行创新探索，能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如各种纠纷增多、基层调解组织弱化等。

D．在“无讼社区”构建中，大邑县不仅考虑“德治”，还考虑“法治”的作用，如将各种法律法规融入法治宣传活动中。

3．下列各项中，不能体现传统社会“无讼”思想的一项是（     ）

A．南宋诗人陆游在家训中说：“纷然争讼，实为门户之羞、门户之耻。”

B．明代王阳明在其管辖区内推行“十家牌法”，令“十家之内，但有争讼等事，同甲即时劝解和释”。

C．宋代，江西等地的蒙馆开设讼学，用《邓思贤》公理杂字》等讼师秘本来教授生徒。

D．明朝颁布的《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

4．下面一句话是命题老师编辑阅读文本时漏掉的，请根据本文论证思路，说说这句应放在材料一哪一段后面。为什么？
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应放在第_______段后面，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有学者认为大邑法院在开展“无讼社区”建设时，能够“吸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无讼’的积极因子”。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