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文学与历史是人类源远流长的两种文化形态，两者有着紧密联系。从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处来考察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二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是叙事性。中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历史的叙事功能。唐代的刘知几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更认为历史叙事具有意义建构作用，历史学家按照某种叙事秩序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了编排，使之呈现为当下的样子，“历史叙事不仅是有关历史事件和进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些隐喻陈述，因而昭示了历史进程与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我们习惯上就是用这些故事类型来赋予我们的生活事件以文化意义的”。

历史与文学相通处之二是想象性与情感性。培根较早意识到想象对于历史是必不可少的，“编年史的作者编撰较长历史阶段的著作时，必然面临许多空白之处，他只能利用自己的才智和猜测来填充这些空白”。这里所说的“猜测”就是想象。我国古人也认为历史需要合理的想象。例如《左传》中“晋灵公不君”中鈕魔自尽前的自白，清人纪昀通过申苍岭之口说：“度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说起历史的情感性，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司马迁《史记》中对屈原和李广父子的描写去感受作者写作时倾注的无限同情。以至于怀特认为历史也是诗性的行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活动，“本质上尤其是语言学的”，因为历史学家总得突出一些事件而贬低另外一些事件，描述特征，变更视角，转换叙事策略等。

但是怀特无疑夸大了历史的文学性。历史终究以记述事件为主，叙事技巧与想象在历史编纂学中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情感性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更是有较大的争议。如，有人认为司马迁本人遭受过宫刑，所以他对历史上同样受过冤屈的人如屈原或李广父子等投射了过多的同情，对他们进行了拔高和美化。这里不去辨析上述争议的是非曲直，但至少说明叙事性、想象性与情感性对于文学来说是整体的、必备的，而对于历史来说则相对是次要的、附属的，也就是说，历史通常只具有低度文学性。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历史的对象是实在的，文学的对象是虚拟的。历史毕竟还“有一个独立于历史学家的历史实在，它作为客观给定物，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历史学家，尽管观点不同，都可以讨论它”。这个实在是可公度的，所有历史阐释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批评和判断。文学则是虚拟的世界，没有这个实在可以比较、批评和判断。可以说，历史是以实在为依据的建构，文学则是以虚拟为基础的创造。用金圣叹的话说，前者是“以文运事”，后者是“因文生事”。

（节选自汪正龙《重审文学的历史维度兼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材料二：

后现代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怀特说“史皆文也”，连“历史”也瓦解了，历史成了文学，也不是真实的了。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历史是客观真实的，对于后现代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在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当做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

再次，接下来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叙事，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想象共同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节选自葛兆光《历史是虚构作品吗？》）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古籍今译是一项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广泛作用的工作，近百年来，成果丰硕。从宏观上讲，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上层建筑，使其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从而调节或改变人的现实生存条件，间接地参与对经济基础的巩固或变革；从细节上看，它以其认识功能影响人的意识，进而影响人的行为，达到影响社会生活的目的。这类工作不可能像衣食住行那样来得直接，也不具有强制性，它就像杜甫说的春雨那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浸润人们心田，陶冶情操。它虽不能与国计民生活动并驾齐驱，但从生存发展的意义上讲，社会是受益于它的。

在翻译方式方法的探索上，清末思想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受到人们的推崇。我们现在沿用“信、达、雅”三个词，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信”是指忠实地反映原作的内容，包括思想、风格、精神等。“达”是译文要畅达明白，用现代汉语将原作的内容准确地表达出来。“雅”是规范、典雅。雅是有条件的，原作雅，译文才能雅。“信、达、雅”之间，信是基础，是第一位的，达与雅是第二位的。没有信，达与雅就失去了基础。这是信的翅膀，没有达，信也就失去了凭借。雅是达的发展，没有达，不可能有雅。

今译的过程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这里存在古今汉语表达形式之间的矛盾，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译者的理解之间的矛盾等。当译者将原作的内容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忠实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达到了信达雅的统一，上述这些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今译也就完成了。

翻译界历来有直译和意译之说，有人主张直译，有人主张意译，双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主张直译的人批评意译随意胡译、乱译。主张意译的人批评直译逐字呆译、死译。实践证明，直译、意译都是行之有效的今译方法。直译与意译具有共同性，亦有差异性。共同性是都要求忠实于原作。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方法上，前者强调按原文的结构、语序翻译。其优点在内容上易于忠实地、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意义，在形式上可以保存原文的语气及语言上的特色。后者强调反映原文的风格神韵而不必逐字逐句直译。其优点，在内容上能保留原文的风格神韵，在形式上易于再现原文的体裁、风貌。需要指出的是，与直译相比，意译带有更大的主观性。对于这一点，译者应有所警惕。由于二者具有差异性，所以各自都有它们的适应性。直译适宜于翻译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意译适宜于翻译文艺作品，如诗、词、赋、曲等。当然，用直译还是用意译，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能直译者不妨直译，不能直译者须用意译，兼及二者，方为妥当。不管采用哪种方式，今译中原作信息的丢失是肯定的，只是多或少的问题。

科学技术的进步，多媒体的介入，为古籍今译的外化提供了新的途径，甚至促成了古籍今译概念的延伸。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典籍里的中国”，对古籍的活化、诠释做了积极探索。更多不同方式的今译作品正在日益涌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摘编自尹波、郭齐《古籍今译的理论与方法》）

材料二：

古籍今译“为什么”的问题，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从根本上说，古籍今译就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译作为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既是“存亡继绝的工作”，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桥梁”。今译的读者群体是非常明确的，主要是非专业的传统文化学习者和爱好者。要让广大读者走进古籍、热爱古籍，今译无疑是最好的门径。

从先秦到晚清，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古籍的形态除了它的本然状态之外，还有经过整理之后的现代形态。本然状态当然非常重要，这是它的文物价值。但是，对社会大众而言，所接触到的还是经过整理之后的古籍，所重视的更是其阅读价值。今译就是古籍现代形态的一种特殊体现。说“特殊”，是因为它已经是经过古今语言转换之后生成的文本形式，并不是古籍的原始形态：可是，从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来说，它又是由原始文本衍生而成的，其内容依赖于原始文本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今译不是古籍的复制，也不可能替代古籍本身；译文也不能独立于古籍而存在，否则它是没有意义的。

今译是古代文化信息的现代阐释，古籍不同于一般文物，其核心的价值就在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随着时代发展，古籍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现代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异，诸如语言、文字、名物、典章、制度、规范、礼仪、习俗、观念、思想等，许多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能很好地为现代读者所了解和掌握。今译就是对古代文化信息的综合阐释，是将古籍内容在现代语境中的重新“呈现”。它力求古籍内容完整、准确地再现，同时更要求便于现代读者的理解接受，这也就是程千帆所比喻的“金蝉子转世”与“七仙女下凡”：“佛弟转世，仍是高僧，仙女下凡，依然美妇，虽已今世，不昧前因。”今译就是对古代文化信息忠实、完整、准确、优美的再现，也就是古典文本的现代阐释，这也是古籍生命力的当代传承。

（摘编自马世年《为什么要古籍今译》）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①什么是“梗”？《火影忍者》 之中不断重复口头禅“艺术就是爆炸”的迪达拉是一个“梗”，小品《卖拐》之中“要啥自行车”是一个“梗”，“萧敬腾去沙漠下雨”也是一个“梗”，采访之中“你幸福吗？”也是一个“梗”……“梗”在网络空间的持续传递之中伴随强烈的喜剧效果，哄笑的声音滚雪球一般地扩大。所以，一种观点认为，“梗”即是众多叙述之间形成的笑点与包袱。“梗”带有明显的日常口语风格，大众的语言狂欢成为“造梗”的基本动力，笑声是孵化“梗”的必要添加剂。眉飞色舞的复述，别出心裁的误读，无事生非的重点阐释，夸张的自我贬损或者装傻卖萌，这些策略广泛掺杂于后续的引用之中，有助于“梗”的集聚与成熟。

②“梗”的另一个特征即是被频繁引用。这很快令人想到一个熟悉的概念：典故，相对固定的含义与后续表述的反复征引，“梗”在很大程度上近似“典故”之义。赋诗行文，引经据典——引用传统典籍之中的人物、故事，唤起相近的联想、既定的气氛或者佐证某种观念，典故充当了古今作者交换思想的语言中转站。典故的引用是诗文常见的修辞策略，络绎不绝的典故显示出作者的渊博与活跃的视野，不同文本之间的典故穿插形成特殊的“互文”关系。典故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隔阂，而重新将相距遥远的文本联结在一起。

③“梗”的内容、风格与典故还是存在重大差异。典故不仅指传统典籍之中的人物、故事，而且，相当多的典故提供了众所周知的正面榜样与价值观念，或者包含一个失败的案例以及沉痛的教训。引经据典不仅显现为文采斐然，也不仅构筑一个彼此激荡的“互文”网络，而且隐含了文化传统内部的深刻对话。

④相对地说，“梗”无法承担这种对话。“梗”可以提供一种谈资，一种助兴的点缀，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的修辞效果。绝大多数“梗”无法尾随经典纳入文化传统，典故则成为文化观念的传承或者启迪。相对于“梗”的嬉皮笑脸，典故则更显得一本正经。比如一个主播的口头禅“芜湖，起飞”，或者来自表情包的“小丑竟是我自己”等，很难想象这些“梗”可能世代相传，演变为严肃的典故。而另一方面，诸如“刻舟求剑”“投鼠忌器”这些典故就似乎缺乏“梗”所具有的玩笑气息，因此，许多“梗”不可能获得典故的待遇，正如更多的典故不可能行使“梗”的功能。

（摘编自南帆《“梗”：网络空间新型典故的诞生》，有删改）

材料二：

①层出不穷的流行语和“梗文化”，令人应接不暇，现代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正在被重新塑造，而这些网络流行语和梗文化便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征候。随着人们的表达方式日趋多元化，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对于文字表达的极端经济性追求，网络的便利使得当代人的惰性不只是提笔忘字，甚至已经在日常表达中不再遵从基本的文字使用规范，以至于在书面表达上更是难以文从字顺，这种语言惰性是视觉文化蓬勃发展的副作用。

②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语言表达越来越开放，当代年轻人每天在网络上创造无数的“梗”和千奇百怪的表达方式，同时却在现实生活中逐渐丧失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正如那句经典的“废话文学”——“说了又好像没说”，今天人们的语言表达似乎都陷入了这种模糊不清的尴尬境地。令人眼花缭乱的梗背后却是空洞而无实质的内容空壳。

③另一方面，因为网络强大的传播能力，年轻人总是汲汲于发表彰显个性的言辞，然而，无论是视频内容还是成篇文章，今天互联网的表达趋于模板化、同质化，对于新鲜流行语的创新速度也使得语言流于表面，所谓的“知乎体”“豆瓣体”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的网络八股文呢？通过小程序，就能生成一段互联网黑话、控评文案或者emo语录，这些网络梗文化也正在形成固化的定式。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语言的美感，需要语言来传达我们的所思所想，真正的文学应该是能够激发我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的，我们应该回到自己活生生的生活当中，追求具有鲜活感受的文字，唤醒我们感知生活、感受世界的本能。

④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或者这个问题背后潜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生活，我们都亟须更加良性的交流环境。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当代人如何更真诚而无负担地面对他者和自己。在戏谑与自嘲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回归自我，严肃思考并真诚地说话。

（摘编自王婧怡《“造梗时代”的语言匮乏症》，有删改）

材料一：

在弹幕功能发展初期，青少年是其发展与应用的主力军，他们拥有更高的接受度和创新能力，能带动新的功能与技术更快走向市场，弹幕在这类群体的推动下能快速郁勃于网络也不足为奇。弹幕作为视频观看中的一种评论工具，它的出现不仅能使用户在视频观看中实时浏览评论和发送评论，根本性的变革在于它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对话工具。参与对话的主体不再是以往的一对一的模式，而是以所看的视频为原始材料，弹幕为技术工具，形成了以观看视频并打开弹幕的人群为潜在沟通群体的多对多的全新对话空间。与以往社交平台中的沟通不同，弹幕只出现于视频播放中，因此各类秩序规范的约束会相对困难，受众更加倾向于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自我表达，他们之间交流也更加顺畅，从而倒逼传播者与创作者不断提高制作水准。

互联网迅速发展，使处于信息社会中的人们，逐渐在技术作用下变成了漂浮于汪洋中的孤岛。人具有社会性，有时需要在互动中找寻自我价值，需要与人沟通来获得满足感。“弹幕”的出现使观看视频这个相对私密的个人活动开始出现互动感。弹幕文本叙事风格大多以轻松搞笑幽默为主。弹幕作为视频中即时评论与互动的文本，体现了用户对主流文化的调侃，对主流价值观的颠覆与解构，弹幕使用的受众通过戏谑的话语传播，轻松搞笑的吐槽，不断对视频文本进行加工与重组，受众的集体价值与倾向在这样的二次创作中展现。

无论是有强烈现场感的直播互动弹幕，还是情感化的、占满屏幕的视频弹幕，都会给人强烈的仪式参与感，这种“虚拟在场”的情感共鸣，使得参与弹幕发送和浏览的受众都产生了由互动带来的狂欢。与其他社交媒体中的观点表达不同，弹幕的属性更自由与开放，不按照时间顺序机械的排列，更像是广场中随意的发言，同时又借由科技的作用保存于视频的某一个时段，消除了时空中的距离感，拉近了视频观看中互动的受众。同时在弹幕中，没有在公共空间中极具话语权和影响力的KOL（关键意见领袖）存在引导观点，使得文本更加贴近于受众自身的情感状态，受众在此刻具有身份隐匿的平等感，通过或讽刺或调侃的话语，不断进行文本与情感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受众都得到了情绪的释放，达到了狂欢的作用。

（摘编自白怡雯《从受众视角分析弹幕兴起的原因》）

材料二：

弹幕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有趣的灵魂。在B站重温四大名著，无异于加入了一场集体怀旧。这令我们不难想起席勒的著名论断：“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那么，弹幕的游戏性与趣味性，对于其追随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真的可以带来更美好的人生状态吗？

必须承认，弹幕文字游戏的创造门槛与理解成本都极低。鉴于弹幕运动速度飞快，且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所以必须令人“秒懂”，否则将坠落于语言之海。秒懂的前提，是对庸常的臣服，这不仅是指对于媒体流行语的追随，更指向一种“自诩快乐的末人心态”。自嘲或嘲讽，均跳不出金箍棒画下的“安全圈”，保持在尚不触及本质的限度内。弹幕语言游戏，是从云端抛来的断断续续的经验碎片，其将四大名著融化降解，转变成一种轻型的、实用的人生法则。一句句俏皮话，将潜意识外化为文字趣味，就这样，弹幕暴露着人们“多快好省”的幽默感。

在热衷弹幕的人看来，弹幕具备野蛮生长的创发力。与口头表演一样，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与流行语。比如缩略语就正是近年常见的网络用语类型，以极其经济的拼音缩写，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召唤出固定的、集体性的反应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语言的“失焦”。格套无可厚非，但其中令人上瘾的传染力造成的传播效应，以及之于差异性表达的霸权地位，恐怕与解放创造力的初衷恰好相反。

弹幕的趣味不仅是套路化的，也是相对的。区别于规范化的文学读写，它本身就被加冕为“快乐与创造力的福地乐土”。对于“自发性”“自由度”的无限肯定，势必掩盖“自由”背后的体制——弹幕场域的游戏规则与反应方式——正在发挥的主导作用。这一规则并非由游戏者共同制定，而是由“趣味”的治理术生成，其操纵者乃是资本—平台—流量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再叠加超级技术，正在强势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培养固定情境下的消费“习性”，进而重塑他们的文化趣味与生活方式。人们看不见“趣味”的后台，而只是将之视为人性自然，“趣味”的治理术也就顺畅无比了。在最为讽刺的意义上，不断制造继而满足人的欲望，不正是最“人道”的生财之道吗？

（摘编自李静《弹幕版四大名著：“趣味”的治理术》）

材料一：

没有健康码而乘车遇阻、现金支付遭拒……当前，不少老年人因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购物、出行、就医、消费等方面遇到不便，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不小影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引发了社会对老年群体遭遇“代际数字鸿沟”问题的高度关注。

“数字鸿沟”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指教育背景、生活环境或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不同群体在信息接收或技术应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代际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数字技术或者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远远快于老年人智能技术学习的速度，这使父母与子女之间出现了信息接收和数字使用能力的巨大差异。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势不可挡，其触角延伸至生活的各个角落，如数字化教学、数字化出行、数字化支付、数字化办公甚至是数字化就医等。因此，解决代际数字鸿沟，加快老年人进步的步伐，已经迫在眉睫，这需要政府、社区、家庭各方面的努力。比如，通过设立专门的基金补贴，增强老年人智能手机的普及水平，简化应用，设计出适合老年人特点和知识水平的数字化设备和应用，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化设备应用恐惧，提高老年人数字应用学习和普及效率。同时，从家庭和社区入手，提高老年人群智能应用水平，发挥家庭与社区代际信息反哺能力，增强家庭与社区不同年龄人群之间智能应用知识和能力的学习与传播。

当然，可以看到的是，数字化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比如互联网生活缴费、互联网购物、互联网理财、互联网出行、互联网事务服务大厅等，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帮助我们节省了鞋底成本、管理成本、兑付成本等，这也正是数字化更好地服务于生活的初衷。

从近几年老年人智能手机普及率及使用率看，这种数字化趋势也正在向高龄人群渗透，不少老年人开始拥抱“数字圈”，但是老年人作为数字化“弱势群体”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高龄人群进入“数字圈”除了面临文化、教育等软约束，还面临着数字化设备、数字化资费等一系列硬约束，这种社会、家庭有意无意叠加的交流壁垒，是高龄人群跳过数字鸿沟的一大重要障碍。以数字化设备为例，数字化设备费用、SIM资费、服务咨询、软件使用都是依照社会大众的收入水平、文化知识水平应运而生的，而这些无疑给高龄人群设下了无形的门槛。同时即使持有银行卡等支付工具，也会加剧高龄人群“数字化盲人”的自卑心理和畏惧心理，顿挫了他们融入“数字圈”的积极性。

那么，如何让高龄人群更好享受数字化便利，显得非常的必要。比如首先设立老年人数字化设备及 SIM卡专项服务柜台，减轻老年人数字化学习、设备维护、资费服务过程中的困难是非常必要的。其次，研发老年数字设备和应用，让老年人感受到数字化过程中社会的诚意，是消除老年人数字融入恐惧，增加主动性的重要激励。最后，政府、社区尤其是家庭，是数字化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年轻人要给予老年人更多耐心，同时给予他们更多转化过渡时间及参与数字化的鼓励，避免“抨击”性的数字化教学过程。

无论年轻人的生活多么的简单和遥远，升格社会中没有哪一个地方的长辈能知道晚辈知道的一切。年轻人在数字化信息和应用方面的压倒性优势，打破了原有的传统的代际关系，让高龄人群产生了不安、焦虑和不自信的情绪。作为数字化优势一方，我们应该在消除代际数字鸿沟的过程中，给予老年人更多耐心的指导和成长时间，我想这是数字化时代赋予“尊老爱幼”的新内涵。

（摘编自盘和林《老年人拥抱“数字圈”请多关照》）

材料二：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针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了 20条具体要求。方案强调，要完善法规规范，切实保障老年人安全使用智能化产品、享受智能化服务，切实保障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理事崔晶雪说，在抓好常态化综合监管的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对老年人加强宣传，引导他们重视和保护个人信息，通过老年大学、养老服务机构、社区教育机构等开展智能技术教育，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针对当前出现的一些拒收现金、拒绝银行卡支付等歧视行为，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表示，国家将全面开展拒收现金集中整治和长效机制建设：一是会同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银行业金融机构、基层社区，共同引导规范水电煤气、公用事业缴费领域，以及零售、餐饮、商场、公园等高频服务场所的现金使用行为；二是强化日常监管，通过暗访、巡察等方式开展摸底调查，建立违法主体名录库并进行重点跟踪，对涉及公共服务民生及公众关注度比较高、影响范围比较大的拒收现金主体，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惩治；三是强化正面引导和警示教育。

（摘编自丁怡婷《提供更多智能化适老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