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物非常多，各有各的道理；世间的事非常多，各有各的做法。一个人要完全懂得一切道理和做法，正像庄子所说“以有涯逐无涯”，事实上必然办不到，而且咱们也并不完全慢得一切的道理跟做法。咱们可以用执简御繁的办法，把所谓道理与做法分为若干门类，提纲扼要地懂得他们。懂得了纲要之后，待碰到个别物跟事的时候，就可以用比照或类推的方法对付，往细密处精深处再加研究。

学校里的各种功课就是这样的。简单说一句。各种功课就是一切道理跟做法的纲要。学习了各种功课，咱们可以懂得许多物的道理，所谓懂得，不仅能够挂在口头上“摆”一阵，而且能够心领神会，真个了解其所以然，学习了各种功课，咱们可能懂得很多事的做法。所谓懂得，不仅能够一是一二是二地说出来，而且确然能够这么做。这么就化成了自身的习惯。懂得了许多道理跟做法，咱们的生活才丰富，才美满。就日常来说，咱们就不会存着迷信的念头，说出无理的语言，做出狂妄的举动，就事业来说，就能把事业做好、咱们现在学习各种功课，就为要增长咱们的知跟能，实现这样的生活。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说所学的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丰富美满、为人，就是所说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为他已学了。孔子这个话慨叹他当时的学者学而不得其道。学如未学，义何必学。诚然可以慨叹，咱们从此应该相信，学必须“为己”，才行。

咱们认定了“为己”这个标的，然后去学习各种功课，情况就大不相同。咱们将不再以为做功课仅是“读书”，只须记得牢，背的出，答得了老师的考题，取焊及格的分数，书固然要读，可是印在书上的不过是各种道理和做法的记录，覆宜要的一步还在把这些道理跟做法化为咱们的知跟能，说到“化为”，光是“读”绝不济事，必须随时随地使各神功课跟咱们的思想行为打成一片才成；打成一片是自己受用，咱们不但要知道必须如此，而且要乐于做到如此，“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到了“承之”的阶段，凡是所学的东西还有不是“为己”的吗？

（选自叶圣陶《为己》）

①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主要出自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生产这些青铜器的作坊，但由这一青铜器群的庞大数量和鲜明的地域特点，可以推定它们是在当地生产而非域外传入。如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的渊源便是一个关键问题。

②在成都平原，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已出现了成批的城址，但并没有发现青铜器或与青铜器生产相关的遗迹。目前所见的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明显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不仅如此，青铜器的生产及产品还具有被社会上层严格专控的特征，即青铜制品被集中用于宗教或祭祀活动。如此种种，均显示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制造的，很可能成都平原的青铜器生产技术也是突然出现，而非在本地逐渐发展起来的。

③目前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时代更早的青铜器，应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4件长方形青铜牌饰。1976年在高骈乡出土的1件嵌有绿松石，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3件，其中有1件也嵌有绿松石，嵌绿松石的铜牌饰见于二里头遗址和甘肃天水，在国外还藏有多件。在新疆哈密则发现有未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研究认为，成都平原的铜牌饰与新疆哈密的牌饰联系更为紧密，而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地可假定在河西走廊，岷江流域和白龙江流域则是沟通四川与河西走廊的两条通道。三星堆遗址除这4件牌饰外并无其他同时期青铜器，这类牌饰与后来的三星堆青铜器也缺乏关联，因而它们可能是从西北传入成都平原的早期青铜制品。

④如果早期的青铜制品有可能从北方传入四川，那么铜器生产技术也有可能沿同样的路，从北方传入。学界将三星堆的青铜文化与西亚青铜文化进行了比较。有研究认为，除了大型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外，还包括黄金面罩等，在类别和艺术风格上都与西亚的同类发现相近，因而三星堆青铜文化可看作是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商文化和西亚古老文明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文化传播的路线可能是由西北到西南，也不排除是经印度舶来的可能性，与云南以及印度次大陆的联系也被论及。

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来自北方的假设，首先与公元前第二、三千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相符。西亚是世界上冶金术最早起源的地区，西亚与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文化交流。最新的考古发现之一如甘肃张掖的西城驿遗址，那里可能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冶金中心，有比较发达的冶金业。如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生产受西北地区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三星堆的青铜器中还存在锻打技术等，与中原商文化的主流技术也有不同，但却可能和西北地区有关。而我国北方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正好也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上。

⑥其次，这一推断也与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发展、演变的背景相符。近年来，在岷江上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存在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相关的文化因素。基于这些考古发现，学界先后提出一些新认识。如认为宝墩文化很可能与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有关；成都平原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化是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同时受到了来自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的影响；由岷江上游来的人群最初进入成都平原时主要在北部活动，随后向平原的腹心地区移动，并最终使社会向复杂化方向演进。如果史前时期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传播是由岷江上游到成都平原，那么随后的青铜制品和制造技术也可以沿同样的路线从西北进入成都平原。

⑦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南方路线不甚清晰。虽然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确具有某种相似性，云南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在云南并未发现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的青铜器。而且，南线并不具备前述使北线显得更为合理的两大传播背景。

⑧除以上线索外，也不能忽视三星堆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受东方影响的可能性。学术界早已提出商文化由中原传至长江中游，再溯江传入成都平原。既然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器存在这种明显联系，那就不能排除其制造技术受东方影响的可能性。不过，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相似的铜器主要相当于殷墟时期，时代较晚。

（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