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即为政之德，既指以德作为治国的原则，也指为官者应具有的德行。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认识，在政德教育实践中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遗产。此后，政德思想经由历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的不断丰富，贯穿于学术研究、人生修养、治国实践等方方面面，嵌入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在实践中，历朝历代通过家训教化、学校教育、公文诏书等形式，传播政德思想，对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作用。

家训教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家训有十余万种。家训的内容涉及修身处世、为学为政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大量政德教育的内容。如，诸葛亮告诫子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认为要“以行为教”“以学为教”“以身为教”。他写的《颜氏家训》要求子女勤学、自律、重义、务实。“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旁人有益处，不能只会高谈阔论，否则就会浪费国家资财。

教育考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密不可分，为学的目的在于成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担当治国、平天下使命的君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汉唐以来，无论官学、私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国家选任官僚也以修习儒家经典所达水准为主要标准。正己修身、清廉为官、重义轻利等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的经典研读和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内化为即将入仕者的君子人格。此外，历代帝王也经常用策试、考试的方式促使为官者时刻坚守政德。秦代的《为吏之道》中就包含了要求官吏忠诚、清廉、审慎、喜善、恭敬的内容。汉代察举科目中包含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其要义就是“公、能、智、勇”等道德标准。唐代吏部有考功司，以“德义”“清慎”“公平”“恪勤”所谓“四善”来考核从政为官道德。

公文诏书。西周时期，周公吸取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修德配命”的观点。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修德性行德政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帝王大臣往往将政德教化寓于传达政令的公文诏书中。汉唐以来，很多皇帝诏旨及政府文告中都包含阐述君民关系、以民为本等德治理念，品评官员道德品行等政德方面的内容。比如，汉文帝《匈奴和亲诏》：“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陈情表》极陈孝亲之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陈情表》感动了晋武帝，也成为后世培养官员“孝”“忠”德性的教科书。唐太宗在《命皇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诏》中先肯定太子李治“忠孝成德，志业光茂”，而后才是任命的内容。

(摘编自鄯爱红《中国古代如何进行政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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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飞速发展，考古资料得以大量积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多学科合作日益深入，各种专题研究广泛展开。“考古写史”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获得诸多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意义的成绩，中国考古学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在上古史构建方面展现了广阔前景。

从考古发现来看，考古学提供了传统历史学不可想象的新发现、新材料，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化进程等，如不同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墓葬、水利设施、手工业作坊，以及象征王权、神权、军权和复杂礼制出现的精美玉器、陶器、漆器、象牙器等。

从重构上古史体系角度看，20世纪70—80年代，夏鼐、苏秉琦等系统地构建了新石器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时空框架体系。苏秉琦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基础上提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和“古国-方国-帝国”等关于中国上古史的历史叙述体系。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在承认多区域文化共存的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强调中原文化区“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张光直认为各地区文化多元发展并通过彼此之间的密切交流而形成一个“中国相互作用圈”。

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到殷墟考古学文化、周代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不仅展现了不同于传统文献记载的这一时期文化、科技、礼制等众多方面从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脉络，而且填补了诸多传统历史学的空白，如四川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江西的吴城文化、两周时期的曾国与中山国历史，等等。

这些成果证明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并且已经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上古史叙述与解释体系，超越了传统的具有传说性质的三皇五帝体系和存在争议的夏商周三代古史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学界一直存在着“证经补史”的传统史学思路，试图将考古学文化体系纳入三皇五帝的古史框架体系之中，似乎中国考古学如果没有发现并证明三皇五帝与夏商周，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但研究实践告诉我们：这种传统治史思路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限制了考古学在重构中国上古史中的作用。比如，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在东亚地区的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占据了关键性地位，奠定了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世界性的标志意义，尽管二里头遗址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所在地，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我们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应该开展扎实的田野工作并展开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而不是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它是否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并为此争论不休。

（摘编自徐良高《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