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革命文学是代表新兴阶级——无产阶级的文学形态，它要求文学写作“与整个的新兴阶级政治运动很密切地配合起来”，具体地“担负起对于新兴阶级解放运动的斗争的任务”，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革命文学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合法性书写，并参与无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建构。这样的文学思想对文学写作者的身份与态度提出格外的要求：文学家要以革命者的身份，采取介入革命生活的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也就是说，文学叙述必须以革命的话语展开。蒋光慈曾把革命党人与文艺家进行类比，“倘若一个从事实际运动的革命党人，当他拿手枪或写宣言的当儿，目的是在于为人类争自由，为被压迫群众求解放，那么我们的文艺者当拿起自己的笔来的时候，就应当认清自己的使命是同这位革命党人的一样”所以，在蒋光慈看来，所谓实际的革命党人与文艺者，不过名义稍有点不同，其实质作用没有什么差异，新作家应是“革命的儿子”，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创造者”，新作家的使命与一般革命党人所负的使命一样。

革命文学崇尚“力”的风度，崇尚“阳刚”的美学规范，构成这种规范的审美内容是紧张，是沉重，是革命的坚强，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这样的审美崇尚在革命文学世界中得到生动而多样的显现。就题材形态而言，革命文学选取的题材都有很强的硬度，总是与火与血的苦难现实相连，远离冲淡平和、牧歌情调的清远之境，这样的境界即使有，也是作为革命生活的背景与陪衬出现。就情感维度而言，革命文学拒绝个人的感伤情绪，弃绝软性的个人情感，代之以刚性的革命情感。在革命文学中，革命者被赋予崇高的气节，他们是力的化身，是坚强的符号，他们能承担来自物质与精神两重压力的损害，而保持压力下的硬汉风度，这类特征在女性革命者形象的身上可以得到更为生动的印证。革命文学追求“阳刚”的美学风格，是出于一种先在的革命政治理念，这一理念认定：革命力量是坚决的、勇敢的，革命者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可战胜的力量，革命文学的“力”的审美范式的形成正是对这一革命理念的适从。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充溢着浪漫的精神气息、浓郁的革命情调、积极乐观的向上情绪，这或许与知识分子的个人气质有关。知识分子天然地具有浪漫的个性，他们对革命的想象和记忆，都充满着浪漫色彩，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文学的书写者，自然把知识者个人的精神特点带到文学中，但这种个人性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它更多地受制于集团意志和想象模式，革命文学的浪漫性归根到底是政治想象的折射。革命的终极目标既然是未经现实兑现的，那么它就只能作为彼岸性的理想而存在。在此岸的现实革命实践与彼岸的未来革命理想之间，构成一种革命的时间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丰富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决定着政治想象的浪漫性。

（摘编自雷世文《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

材料二：

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和运用了新文学，新文学也依凭着社会特殊的需要，获得了空前的地位，这是20世纪中国特殊的国情，也是文学发展的特殊情态。

革命是文学不可回避的时代内容和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来自中国社会物质革命、政治革命失败后的转向。曾经是五四运动骨干的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说：“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革命是文学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改造催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思想促进文学的更新。应该说中国自古就没有纯文学，从来没有离开社会发展的文学和离开社会变革的文学。文学的确表现了每个作家的审美趣味和独立思想，但同时更是历史演变、社会变革影响下的结果。大部分的革命文学作家是把文学作为思想观念表达的渠道，本身带有主观追求和一定的意识形态。革命文学作家也从未彻底完成对纯文学性的坚守。即便像鲁迅也曾说过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但在《呐喊：自序》中也认为革命文学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可以用于改造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审美的，但绝不纯粹是审美的，文学蕴含的思想赋予了文学更高的追求，赋予了现代作家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深切的文化情怀。

文学与革命的互渗关系，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生态。文学与革命的互渗，并非简单地指文学产生的环境背景与创作内容，也并非革命对文学产生了现实的要求，而在于文学具有革命的本质。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现代化也历经了百年的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更是实现了百年的发展。文学、社会、政治革命始终交互渗透、同步发展，共同形成了20世纪的中国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关头，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关系。

（摘编自《文学的革命与革命的文学》）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我国传统美学和文论中，“意象”是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是出现得很早并富有深广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主观情志与外界客观物象相撞而契合的产物，是指有意味的具体形象，即“意”与“象”的融合。其在文艺创作和文学鉴赏中的作用与地位都是不可忽视的。

“意”和“象”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言。东汉王充将“意”与“象”合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其在《论衡·乱龙篇》说：“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曹魏时代的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一段文字，阐明了意、象、言三者的关系。

从文学的创作来看，即从内心的“意”到关注的“象”，再至依托的“言”；从文学的欣赏来看，即从依托的“言”到关注的“象”，再至所传达的主观“意”。

将“意”“象”引进文学领域并实现其根本性语义转换的是晋代的挚虞，而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则第一次将“意”“象”合为一词而又引进文学理论，使它具有了美学意义。实际上，刘勰是将营构“意象”作为艺术构思的首要任务来看待的。从此以后，对“意象”的认识及其在文艺美学上的地位就确定了下来，在文艺创作中，审美意象的营构是艺术家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是“眼中竹”至“胸中竹”的中间环节，即“意象”成为现实生活向艺术作品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同样，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意象”也起着一个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桥梁作用，亦是第二个中介。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读者要运用自己的还原能力、再创造能力去复现、补充甚至丰富作品中的“意象”。

由“意”“象”至合成词“意象”，经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和语义转换，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术语终于生成，并得到后世认同，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鉴赏、批评之中。

“意象”作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它经历了一个由哲学、文化概念向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演变的过程。以“意象”品评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表述作家构思谋篇过程中的审美心理活动及其呈现在诗中的形态与情态，也更能准确地表述读者阅读鉴赏时所获得的审美快感。

总之，“意象”是有意味的具体形象，或者说是显现在具象中的意味，是“意”与“象”的融合，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一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意象”如同是组件、基础、构架，不同的“意象”有机结合而组成文学作品，作品的意义和整体审美效应也由具体可感的“意象”生发而来，我国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沉浸在“意象”的海洋之中，“意象”也成为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

（选自雷江红《浅析中国传统“意象”的起源和发展》，有删改）

材料二：

意境为什么能引起强烈的美感？

“红杏枝头春意闹”“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是春天的优美景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写边塞的崇高形象。“意境”引起人的美感，首先就是它的生动形象。意境中的形象集中了现实美中的精髓，也就是抓住了生活中那些能唤起某种情感的特征，意境中的景物都经过情感的过滤，芜杂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所以说是情中景。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借景言情”。所谓借景言情，就是用形象说话。当然也并不是说生活中任何一种形象都能引起美感，只有艺术家在自然形象中抓住那种富有诗意的特征，才能引起人的美感。

李方膺有两句诗“疏枝横斜千万朵，会心只有两三枝”。这会心的两三枝就是以情写景的结果，这两三枝是最能表达艺术家感情的两三枝。意境之所以感染人就是因为形象中寄托了艺术家的感情。形象成为艺术家情感的化身。意境中的形象来自自然，又能超脱自然，从属于表现情感。郑板桥画一幅无根兰花图，画面上几朵无根无叶的兰花，偃仰横斜随风翻舞。这兰花的形象，正是艺术家自己的形象，表现了他对清代腐朽现实的不满和孤高的性格。在这里自然的特征和艺术家情感的特征是统一的，而且前者从属于后者。当自然景物被反映在艺术中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艺术语言，透过自然景物表现了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由于表现思想感情的需要，可以对自然形象进行取舍、集中、夸张以至变形。

意境是一种创造。在意境中所使用的语言、色彩、线条都很富有表现力，既表现了情感，也描绘了景色的美。“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字，就体现了运用语言的技巧，这个“闹”字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它既反映了春天杏花盛开，雀鸟喧叫，自然从寒冬中苏醒，一切都活跃起来，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心中的喜悦。没有笔墨技巧，只有思想感情，只有胸中对景物的感受，也形成不了作品的意境。意境的形成是艺术家的创造，技巧则是实际创造的本领。通过精湛的技巧才能达到情景交融。赞赏意境，同时也是赞赏艺术家的技巧。

意境中的含蓄，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意境的这种特性是和它对生活形象的高度概括集中分不开的。所谓“意则期多，字惟求少”，这是说以最少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用以少概多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容，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特征（唤起特定情感的特征），而不必罗列全部细节，要给欣赏者留有想象的余地，要相信读者是聪明的，可以根据形象提供的条件去掌握形象内容。所以在意境中既能做到形象鲜明，又不是一览无余。艺术家通过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体验，抓住了景物中那些能唤起特定情感的特征，就能够调动读者的想象，发挥意境的感人的力量。

（摘编自杨辛、甘霖等《美学原理》）

材料一：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可以深入反映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从题材内容上，生态文学可以区分为植物文学、动物文学、大自然文学、生态文明建设或环境文学、水文学等。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首要是中国主题、中国题材、中国成就、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表现，它可以为世界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镜鉴。

从《诗经》和《楚辞》对自然景物细致的描写，到古代文人墨客所写的山水诗、田园诗，都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生态文学。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这是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对环境保护的忽视，生态面临严峻威胁。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坚定践行，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学是时代最忠实的追随者与记录者，于是生态主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生态文学风华正茂，绿意盎然。梭罗的《瓦尔登湖》、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国外生态文学作品也都有效地拓展了中国作家的视野，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新颖的创作新样态，日益受到作家的关注和青睐。

2012年以来，国内出现了一批描写建设绿色中国主题的文学作品。哲夫的《水土中国》反映我国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成就，讴歌水土保持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何建明的《那山，那水》是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描写；戴时昌的《让石头开花的追梦人》则真实反映了中国治沙治石的成就。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丰富和充实世界生态文学的宝库，也为世界生态保护提供有益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今后，中国生态文学应继续沿袭参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创作出更多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反映绿色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成就，赞美绿水青山，讴歌美好生活的作品。同时，生态文学也应继续致力于鞭挞那些肆意滥杀野生动物、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为，推动人们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素养。

从当下的文本上看，生态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是保护环境生态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其核心依旧是人。许多纪实作品在作品的思想性和审美性以及深度广度厚度高度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信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也一定会逐步打开、拓展。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表达》）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在改善民生和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中的作用不断凸显。生态是书写现实、书写人民绕不过去的内容，生态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实践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

赓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来不乏对生命、对自然、对美的观照。中国式诗意栖居寄寓着中华文化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旨趣。近年来，生态文学书写天地大美、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注重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从传统生态智慧中获得灵感，自觉对文脉悠久的中国自然诗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时代精神和中国气象。

中华文化重视自然，也重视自然中的人。注重“天地人”和谐共生，是中华文化从古至今的底色，也给中国生态文学带来独特质地。在我们的文学中，郊野、山地、森林等自然世界的存在，与人类社会互相映衬。自然中有美的依据、善的象征和真的情义，能给人以映照和启示。有些生态文学作家以田野调查、野外生存的方式获取一手资料，这本身值得尊重，但并不意味着要去追求奇特险怪，而重在通过探秘之旅揭示“万物与我”关系的真谛。

生活中处处是生态，处处有自然景象。文学讲述人的故事，离不开与人共处共生的万物。从《诗经》、汉乐府，到唐宋诗歌散文及历代民歌，人与自然的“换位思考”在我们的文学中比比皆是。新时代生态文学亦体现出接续和发扬中国自然诗学传统的努力，在广袤的天地间婆娑铺展成美丽的风景。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生态文学正从根脉深厚的文化基因和蓬勃开展的本土实践中获取能量，在世界生态文学舞台闪耀中国精神的特质与光彩。

（摘编自施战军《生态文学创作空前活跃——讲好美丽中国的生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