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词原是歌筵酒席间演唱的歌辞，然而后人却又往往从这种歌辞中看到了比兴寄托的深意。比兴寄托有广义的解释，也有狭义的解释；有字面的解释，也有引申的解释；有就作者方面而言的说法，也有就读者方面而言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先讲“比”“兴”二字。词天生有这一特质，容易把作者引向比兴寄托的路子，也容易引起读者比兴寄托的联想。本来“比”“兴”二字是写诗的两种作法，如果换一种较新的说法，我以为比兴就是指心与物相结合的两种基本关系，“兴”是见物起兴，是由物及心。见物起兴是说你看到一个物象，引起你内心的一种感发。以《诗经》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外在的物象，所谓“物象”是眼睛所能看见的，耳朵所能听见的，凡是感官所能感受的统称物象。这在中国诗歌中有很久远的传统。即如《诗品·序》中就曾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陆机的《文赋》也曾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都是说你看到外界的景物后引起了你内心的感发，是由物及心的物与心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兴”。李后主《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种由于看到“林花谢了春红”而引起的感发就属于此类。

什么叫“比”呢？“比”是以此例彼，是说你内心中有一种情意，要借助于外在的物象来传达，因为诗歌这种美文，如果只讲抽象的概念中的情意，便不易引起读者直接的感动，所以常要把抽象概念的情意与具体的物象联系起来，才能引起读者的感发。由心及物的例证如《诗经·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是用一只吃粮食的大老鼠来比喻剥削者，这是他心中先有一个剥削者的概念，然后用硕鼠这一形象来表现的，是先有内心的情意然后找形象来比喻，是由心及物的心与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比”。秦观的“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说你要看到我内心中那千回百转的情意，就如同像篆字般曲折的小篆香一样，寸寸燃尽，以此形容他回肠的寸断。这也是“比”，是先有其回肠的情绪而后以小篆香来做比喻的。

所以一般说来，比兴就是表达情意的两种基本方式，或者是由物及心，或者是由心及物。这是对“比兴”最简单的解释。

不过，“兴”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兴”只是纯粹直接的感发，并没有明显的理性的衡量和比较，所以有时是正面的感发，有时是反面的感发，而且同样的物象可以引起不同的感发，所以“兴”这种感发的范围是非常自由的，不是理性所能够完全掌握的。相对而言，“比”是比较有理性的。

总之，“比”与“兴”基本上原该是指诗歌创作中“心”与“物”相交感时的两种方式和作用，但是汉儒却对“比兴”有了另一种解释，说“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而“兴”则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大师》郑注）。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因为从《诗经》的作品分析，用兴的方法写的对象不一定都是美的，用比的方法写的对象也不一定都是恶的。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上，“比兴”就开始有了另外的意思，就是“言在此意在彼”的一种美刺托喻的意思。这以后，在诗歌创作中说到“比兴”就再难只以单纯的心物交感的比兴来衡量，而有了一种言外之意可以追寻体会的意思了。

（摘编自叶嘉莹《诗显而词隐》）

材料二：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宿命，好像是注定了要让一个诗人亡一次国，然后李煜才会写出分量那么重的几个句子出来。就是如果不是遭遇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他的生命情调不会从早期的有点轻浮转到那么深沉。就是一个亡国，忽然让这个才华横溢的人领悟到繁华到幻灭。所以我们读到《虞美人》，读到《浪淘沙》，读到他这些后期的作品的时候，忽然带动了一个很不同的生命经验。这种在亡国之后产生出来的创造力，其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五代词刚好是诗词这两种文体的连接，因为在唐诗的黄金时代之后，你要写诗超过李白杜甫，想都不必想了，所以要另辟蹊径，另辟一条新路出来，反而走到了通俗的这个世界上去，把通俗重新开创新经验。当时有一批傻傻的人，还在那边继续模仿唐诗的，全部都完了。反而走到流行歌曲的这批人出现了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五代词的变革意义，就是词根本就是流行歌曲。

大家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林花谢了春红”这样的句子，我们会隐约感觉跟唐诗不一样。“太匆匆”，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民间感情，就是觉得好快啊。所以你会发现，把这些东西变成歌，变成现代的流行歌曲非常容易，因为它本来就是歌。我们现在读的《虞美人》《乌夜啼》都不是文学的名字，而是音乐的名字，等于现在我们讲的“降G大调”之类的意思，升调、降调的意思。

（摘编自蒋勋《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

材料一：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趋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脾气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网络平台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二：

“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他们将欢乐、光明融合在青春之中，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力赞青年，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杂志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五四”文学运动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这一角度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除陈独秀、鲁迅两人较大，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很年轻；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人，冲上“五四”文坛时大多只20出头。他们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李大钊的《青春》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青春勃发。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从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材料三：

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它以各种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为手段，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很早就懂得审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道德养成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践，我国古代曾以“六艺”教授学生，其中“乐”和“书”主要是用音乐和书法来进行审美教育。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重视诗和乐（文学和音乐）的审美教育价值，认为人的教育可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总体来看，审美教育所具有的特征能有效推动公民道德建设。首先，审美教育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形象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蕴含在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之中，通过英雄模范人物等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激发人们见贤思齐、学习英雄模范的内在动力。其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怡情养性的心灵教育，是针对人们心灵的“知、情、意”的整体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转化为情感的感染力量，触及人们心灵的深处，进而提升公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再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动态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通过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的情感感染，贯串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给受教育者日积月累、润物无声的熏染。

家庭教育应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善于通过审美教育塑造孩子的美好心灵。广大家长应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善于以生动活泼的审美形式和艺术形式引导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重通过审美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让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孩子心中扎根。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审美教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美启智、以美扬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社会审美教育应充分运用文艺形式，以美的形象感染人，让人们在审美愉悦中接受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摘编自张弓、乐中保《以审美教育促进公民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