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

（摘编自《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材料二：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适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摘编自《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三：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我们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摘编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制定出了一系列的自然环境保护法规及其配套措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令，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夏禹曾下禁令：“春三月，斧斤不登山林，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数罟不入川泽，以成鱼鳖之长。”西周时期曾颁布《崇伐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些也许可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了。但形成法律条文，当首推秦王朝制定的《田律》。它有一部分专讲环境保护，几乎包括生物资源保护的所有方面，如山丘、陆地、水泽以及园池、草木、禽兽、鱼鳖等，非常全面。《田律》中明文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麇卵谷，毋毒鱼鳖，置井罔，到七月而纵之。”秦以后各朝代，也曾对环境保护制订过法令。如公元前六十三年，汉宣帝曾下过一道诏书：“令三辅(今西安周围地区)毋得以春夏捅巢探卵，弹射飞鸟，违者徙。”唐朝《唐律•杂律》载：“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

在环保机构的设置上，古代各朝也非常注重适应和符合环境保护的客观现实和规律。我国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这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早的环保管理机构，以后又设立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尤其是周朝，其环保机构的建制极为完整。根据《礼记•地官》的记载，周代的环保机构归地官司徒管辖。当时的司徒是朝廷六卿之一，主管农业林牧渔业的税收；虞人则专管“山泽所生之物及其禁令”，据《史记》和《尚书》记载，《周礼》中规定司徒“以土宜之法……以阜人民，以蓄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考察动植物生活状态，使之正常繁衍。这些机构与官员具体职责是监督生态保护法规的执行，禁止破坏和损害生态的行为，引导合理开发山林川泽，以保护自然生物资源。秦汉以后，历朝都设置有类似的环境保护机构，只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及其名称有所变化。汉武帝时的主管官员改称为水衡都尉。隋唐以后，除元朝设置有专门的虞衡司外，其他各朝都由工部负责环保的工作，主管山林川泽的开发和保护。古代环保机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各朝都将环保部门与相关部门统属于某一上级部门，比如周代，虞部直属于司徒，隋唐以后由工部统辖，所属的这些上级部门除负责环保禁令的发布以外，往往还兼管农林渔业、手工业、各项工程等与之相关的部门。这样设置的目的就是便于协调各部门的冲突，帮助环保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有利于各部门的配合以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