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重教养、重德育、重家教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的家训文化最早产生于周代，之后陆续出现了班昭的《女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等家训代表著作。家训文化在团结族人、凝聚家庭氛围、形成良好家族风气等方面作用十分突出。古人一方面强调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向贤德之人学习；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将家风形成文字，使之能够代代相承。

家训文化绵延至今，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家风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当下，发掘家训文化的时代内涵、传承优秀家训的文化精神，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家训包含立德、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的内容，兼及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家风重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传统家训一般流传于家族内部，是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家族的全体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家训代表着祖先对后人、族长对族人、长辈对幼辈在关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的重要教诲和训示。全族成员都需要在学习和生活中自觉践行家训，维护良好家风。

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思想，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古代家训强调礼法并重，既有劝导性教育，更要加之以强制性的惩罚，以训诫没有遵循家规之人，从而维护家训的尊严。

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这与古人在教育方面讲求以身示范、身体力行来达到教育晚辈的目的是较为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言传身教，营造正面而健康的家庭氛围，以期对晚辈的人格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家风熏陶深深融入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影响颇为深远。家训文化展现了道德的力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内在一致性，弘扬家风对于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价值追求。良好家风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亦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丰富滋养，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传承优秀家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进步则社会进步。要使精神文明建设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的需要，就要更注重家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施教导民、上下和合的良好局面。

（王西维《家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

作品的意义何处寻

①对一部作品的意义所做的阐释到底有没有限度？历来众说纷纭。张江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阐释的正态分布”的说法，他指出阐释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它的无限，在于意义可以无限细分下去；它的有限，指意义会局限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

②数学方法会带来启示，也会造成遮蔽。南帆教授则认为：“必须穿过数学语言的帷幕持续地追溯至社会历史范畴：何种历史土壤促成了现代阐释的急速发育？”这一立场，是提醒研究者防止数学语言造成遮蔽。防止“遮蔽”的办法是他所说的“穿过”，但“穿过”以后，就来到了哪里？我们所要追溯的是何种“社会历史范畴”？同一文本有其产生时的“历史范畴”，也有其被诠释时的历史范畴，这很不一样。

③打个比方，我们今天读马克思的书，读完字面意思后，想进一步深入了解，有两条途径：一是去读马克思读过的书，再结合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他的经历，力图了解他所写的书背后的意义；二是结合当代的生活、生活经验和实践需要去理解，从而探讨其当下的指导意义。这两条路径都很重要。一般来说，学者喜欢只是“考古”，倾向于前者；而从事实际工作的践行者，可能更喜欢后者，将一些道理付诸当下实践。这当然不是绝对的。更多人是兼而有之，更重要的是对两者加以区分。

④1861年，斐迪南·拉萨尔出版了一部法学著作寄给马克思请他提意见。马克思在回信中，针对书中所谈到的“遗嘱自由”的罗马起源，说明不同时代可以对它有着适用于自己时代的理解，从而为当代服务。在这个语境下，马克思写出了一句名言：“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运用的形式。”虽然是“曲解”，但“曲解”有其社会根源。从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原则来看，我们可以说，应该有对马克思观点的当代理解。

⑤然而阐释总是人在阐释，阐释者带着不同的目的，因而方法也是多样的。“曲解”后会有人要求“正解”，意义衍生以后会有人要求再进行“历史的还原”，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历史范畴”又进行新一轮的辨析。

⑥回到本文所涉及的文学解读上来。接受者个体千差万别，当我们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时，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接受者可能会由于民族、文化、时代的差异而对文本的接受产生差异，也可能会由于各种个人原因，如年龄、性别、个体的差异，对同一部作品产生不同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同一部作品的意义是无限的。我们的确可以说，一百万个读者，就有一百万个哈姆雷特。数字在这里没有意义，关键在于谁在决定哈姆雷特的解读。宋人朱熹用“月印万川”来解说他的“太极”，借用到这里，也很有说服力。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条河，在这条河上，会对同一个月亮有不同的反应。

⑦然而，正像人们在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以后，会接着说“但他不是李尔王”一样，这种阐释的多样性仍然有一个范围。这就是说，在各位接受者那里有种种偏差，但意义的分布点仍然在确定的范围之内。因此，这是一种有限范围内的无限。所有的意义多样性，都是在这个被限定的范围之内出现的。无论意义如何变，哈姆雷特不能变成李尔王，同样，孙悟空不能变成猪八戒，林黛玉不能变成王熙凤，宋江不能变成李逵，关羽也不能变成张飞。“月印万川” 中之“月”，毕竟仍是月而不是日，也不是星星。观者可对此写出多种多样咏月的诗文，但不可将之看成王维所写的照在长河上的夕阳，也不是李白居于高楼上要摘的星辰。无论人们对一物的理解和解读多么不同，但总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异。对人物的理解也是如此，变异是无限的，对同一人物的理解各有所异，可作出无限的解读；但解读也是有限的，不能逾越一定的界限。

⑧可以说，读者具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在作品中读出多样的意义来。读者可以有自己的创造，通过阐释形成自己的发挥。这种阐释还可以具有时代的合理性。然而，所有这些阐释仍是要受到原初对意义设计的制约，所有的阐释都只是带着镣铐跳舞。

（选自《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