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从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深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等方面，全面介绍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和实践，充分展示了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中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善、监管机制不断加强、基础能力大幅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挑战作出新贡献。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加强和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努力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从理念层面看，中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坚持尊重自然、保护优先，坚持绿色发展、持续利用，坚持制度先行、统筹推进，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从实践层面看，中国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提出并实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重要举措，不断强化就地与迁地保护，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领域中长期规划，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技术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引导公众自觉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广泛协商、凝聚共识，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1年10月09日04版）

材料二：

近日，来自140多个缔约方及30多个国际机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在昆明举行。缔约方大会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随着人口增长和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张，全球生物多样性正面临严重威胁。2019年5月联合国公布的全球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75％的陆地环境，66％的海洋环境受到影响，全球四分之一的物种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抓住时间窗口，逆转自然界遭受的破坏，只能靠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着促进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艰巨任务，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行了不懈努力，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持续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扶贫开发、乡村振兴相结合，探索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脱贫攻坚双赢的新路子；持续加大涉及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问题的打击整治力度；在湿地、森林、河流、荒漠等领域实施多项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且成效显著；统筹推进社会公平与生态公平。中国不仅切实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而且深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借助“一带一路 南南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通过不懈努力，中国“爱知目标”（2011-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执行取得积极成效，20个“爱知目标”中，3个目标进展超越预期，13个目标取得关键性进展，4个目标取得阶段性成绩。中国“爱知目标”执行的总体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警示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只有携手并进，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共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让我们共谋人与自然谐共生之道，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呵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摘编自《求是网》2021年10月15日）

材料一：

郑和开通了横渡印度洋的中非海上航线，直抵东非沿海诸国，成功开启古代的中非官方外交。中非学界对此的研究，对打破以“欧洲发现非洲论”和“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重要话题。郑和航行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有“踪迹建文说”“贸易说”“外交说”以及所谓的“原始殖民主义说”等。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踪迹建文说”经不起推敲。“贸易说”是学界较多接受的说法。不少学者认为，对外交往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因。

尽管国内学界大多在“外交说”和“贸易说”之间讨论，国外亦有不少学者表示赞同，但仍有一些海外学者强调郑和下西洋的军事性，甚至冠以“原始殖民主义”。这些学者仅看到郑和率领了军队，却无视远洋航海防卫的必要性，诚可谓让偏见遮住了眼睛。郑和使团虽拥有精兵，但并非用以征服他邦、掠夺别国领土、财富，而仅用以自卫。总括诸说，可以发现，郑和远航非洲基于平等尊重而非高人一等，基于和平交往而非军事目的，基于平等贸易而非掠夺欺诈。

郑和远航开启了中非文明互鉴的新面貌。首先，中非两大文明共同推崇的和平理念的思想根源是双方背后的哲学默契。在非洲传统部落，人们信仰乌班图，以慷慨之心分享所得所有，建立稳固的团体关系。很显然，这些基本理念与中国儒家哲学颇为契合。例如，“仁”与“和”是中华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养成我们崇尚和平、亲仁和美、协和万邦的民族性格。这种精神育于郑和身心之中，使他对到访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视同仁、一律平等，给予较高礼遇。

此外，中非文明之间的共通性还建基于双方的社会基础均植根于古代的农业文明。这与追求海权与扩张、崇尚武力与征服、重视金钱与利益的殖民主义价值观形成鲜明反差。从思想根源追溯，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注重冲突，轻视和合，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排他性。与此不同，亚非文明则崇尚多元与包容，认为只有尊重文明多样性，才能避免走向单向度的世界，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主席提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使中非关系得到升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成为中非友谊的真实写照。郑和精神以“仁和为先、宽容开阔、以义统利、太平共享”的内涵，为新时代的中非关系奠定了历史根基。郑和的“和平之旅”“友好之旅”已成为一个象征符号，是当今人类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宝贵历史资源。

（摘编自李新烽《郑和远航非洲与中非文明互鉴》，有删改）

材料二：

“中西文论互鉴”是指具有不同文论传统的中西文论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各自发展，具体表现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两种形式。中西文论互鉴是中西文化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中西文论互鉴并非想象中的其乐融融。“多样”意味着“差异”，“差异”必会有“分歧”，“分歧”则易生“矛盾”。因此，“互鉴”的过程必然面临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难题。

首先，中西文论互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转型时代之后“西学东渐”的强势冲击与“中学西传”的被动反应之间的不对等对话问题。这种不对等体现在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民主、科学视为先进文化，进而将传统视为封闭、落后、需要革新的对象。从晚清到五四，在这种西学先进、“中学”落后的文明等级的逻辑下，“中学”唯有现代化，才能除旧布新，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中国古代文论也唯有进行现代转化，才能适应现代文学及其未来发展的要求。

其次，中西文论互鉴中长期存在的弱者心态问题。所谓“弱者心态”是指在中国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中长期自卑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而形成的文化心态。这种弱者心态导致中西文论互鉴时呈现出一种偏执型的情感结构：或者认为西方全部都好，应该追求“西化”；或者有选择地将目光更多关注西方的“弱小民族”及“弱小民族文学”；或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才是博大精深，西方文化都是奇技淫巧，甚至提出“西学中源”说。当然还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焦虑：比如我们要西传的是怎样的“中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论，还是当代中国文论？进而，当代中国文论是否已经形成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再比如“西传”的方式问题，即主动性西传还是被动性西传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界也曾提出了“文化输出”的口号，这是主动性西传的一种姿态；而被动式西传的代表恐怕就是海外汉学。

最后，新时代“文化走出去”战略下“主动性中学西传”的策略与方法问题。

一方面，进入新时代后，对“西学东渐”背后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学术立场。如张志扬在对“西学东渐”的检讨中就曾非常尖锐地指出：“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而言，是‘唯一的’、是‘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一百多年来，这个问题今天是否到了有以明断的时候？”为此，他明确提出用“西学中取”来替代“西学东渐”，借用“西天取经”的“取”字的主体性姿态来改变中国在此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型的“授受”地位。这其实也是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当代版本。

另一方面，面对中西文论互鉴中的不对等对话现实，中国文论如何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中获得对等、平等的主体性地位，成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既要认识到历史上“西强中弱”的格局长期存在，也要意识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曾君、林非凡《“化”作为方法：中西文论互鉴的方法论反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