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说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 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的描写——
从“女媭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媭”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 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国古代文学中蕴含忧患感的作品占比很高，反映了古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
| B．司马迁对屈原的创作有着洞见，他指出屈原因忧愁而进行创作，忧患感是其作品的情感主线。 |
| C．屈原仰慕先贤彭咸，效仿他通过投水自尽的方式来劝谏君主改过，这是他强烈责任感的表现。 |
| D．《离骚》的后半部分侧重写“愁”，诗人通过“求帝”“求女”来摆脱忧患，但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 |
| A．战国时期，辩士游说各国，对国家没有忠诚的意识，但屈原与之不同，始终不愿离开楚国。 |
| B．屈原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忧患感，不是因自身命运而引起的，而是因对楚国未来形势的担忧而生的。 |
| C．屈原因不被理解而孤独，但他不惧怕孤独，因为他的责任感和自信心给予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 |
| D．材料二将“离骚”的“离”理解为“远离”之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离骚》内容主旨的论述。 |
| A．班固《离骚序》评屈原“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
| B．颜之推《颜氏家训》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
| C．李白《江上吟》评“屈平词赋悬日月”。 |
| D．朱熹《楚辞集注》：“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
5．材料二认为《离骚》是屈原在寻求“离去现实忧患”，这是否表明屈原缺乏责任感？请结合两则材料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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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道作为宇宙人生的终极原理和统一的真理，无法与人相分。《老子》已提出“域中有四大”之说，所谓“四大”则指道、天、地、人四项，其中既包括广义的“物”(天地)，亦涉及人，而涵盖二者的最高原理则是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为最高原理的“道”与人并非彼此相分，二者作为域中四大中的两项而呈现内在关联。
在儒家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观念。儒家反复强调道非超然于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道并不是与人隔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以呈现其真切实在性。而所谓为道(追寻道)，则具体展开于日常生活过程之中。
强调“道”和“人”之间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重要涵义之一，是肯定道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正如深山中的花自开自落，并无美或不美的问题，只有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它的审美意义才得到呈现。作为社会理想和规范系统的“道”，其意义更是直接地通过人自身的知行活动而形成。上述意义上的道，都具有“不远人”的品格。从哲学的视域看，以上观念的重要之点，在于把人对世界的理解过程和意义的生成过程联系起来。
道和人之间相互关联的另一重涵义，是“日用即道”。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并不是离开人的日用常行而存在，它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观点的重要之点在于没有把道视为一种彼岸世界的存在或超越的对象，而是把它引入到现实之中，使之与人的日用常行息息相关。道不远人，同时也规定了道和人的实践活动无法相分。在实践过程中道的品格具体地表现为“中”。儒家一再谈到“中道”或“中庸之道”，孟子便主张“中道而立”，荀子也肯定：“道之所善，中则可从。”道作为实践的原理，其意义首先便体现在“中”上。这种“中”并不仅仅是量的概念。从量的概念去理解，“中”往往表现为与两端等距离的那一点，然而，中国文化家们所说的“中”，更多体现为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在天道的层面，道首先表现为多样的统一。从多样的统一这一视域看，“中”就在于使统一体中的各个方面彼此协调，千差万别的事物同处于一个系统，如何恰当地定位它们，使之各得其所，这就是“中”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道同时体现于变化过程，表现为发展的原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则关乎不同演化阶段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
1．下列对中国文化中的“道”的解说最准确的一项是
| A．道即宇宙人生的终极原理和统一真理。 | B．道即多样统一的天地之道。 |
| C．道即儒家强调的中庸之道。 | D．道即社会理想和规范系统。 |
| A．强调自然物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自在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审美意义。 |
| B．强调人的审美活动对于自然物是否具有美的意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 C．强调人们只有在对道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获得道本身固有的各种意义。 |
| D．强调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行活动，道所具有的各种意义才能呈现出来。 |
材料一：
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构建遇到的第一个困惑不是如何构建和怎样构建，而是中国艺术学理论“有体系吗”的质疑。原因主要有：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时间较短，研究成果较少，缺乏相关的体系性思索；另外，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当我们论“体系”时，标准常常是西方的体系观。那么，西方体系观有何特征呢？
从学科整体的角度来讲：第一，用区分性思维化世界整体为部分，形成有界线的学科领域；第二，以理性占比多少为据，从低级到高级进行分类，形成金字塔状的学科体系。从学术与话语的角度讲，西方的体系观多表现为从“原理”到“史”与“批评”的多角度观照，并表现出以下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有一批内涵与外延界限分明的基本概念；其二，概念间形成一个合理且严密的逻辑系统。然而，整体性与关联性还有另外的表现方式，诗性思维和诗性之语同样可以抵达理性之思。
与西方的体系观不同，中国的体系观表现出独特的思维和言语特征。中国古人坚持整体性思维与诗性表达，在意象上追求情景交融，在布局上追求虚实相生，在意蕴上崇尚“外”与“远”之旨。基于此，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体系特征：概念内涵的外溢性、概念间关系的交叉性与互动性、概念与感性直观的互证性、结构的虚实相生性、审美的体悟性等。如此，中国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具有“无形”特征的开放性体系观，故构建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的基本体系观当先“破”后“立”，立足中国，借鉴西方。
新时代，在文化建设中，相关的学术命题、思想标准与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都还不太相称。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繁荣发展，就必须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对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的认识，还须基于对体系多元性的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并不存在超越于各民族文化之上的“世界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同样为世界提供了独特而全方位的体系之思。
中国艺术学理论的体系之思，不仅包括基于整体思维的关于“何为艺术”、“艺术”中“艺”与“术”的关系、技——道——艺关系的深刻理解，还包括对艺术作品独特的审美风格，艺术接受中独特的审美心理构建等内容。整体性思维、形象性表达、多义性指向、现实性关怀等，足以使中国艺术学理论呈现出别样的体系之美，为世界做出独特贡献。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是以“中国艺术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由外、内两个向度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有机系统，体现的是艺术学理论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艺术学理论内部不同学科方向之间的有机关联，以及艺术学理论基于功用的学科建设内容。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术体系是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指围绕“中国艺术”活动形成的相互关联、相对完整的一系列知识和理论。其以“中国艺术”为研究对象，着力探究中国艺术活动所展现出来的关于艺术起源、本质、生产、接受以及传播等方面的理性思考。中国艺术学理论学术体系构建同样需要立足中国本土艺术经验，在大量中国艺术经验之“体”的基础上裁中国艺术学理论之“衣”。
中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既指本学科知识体系的概念、范畴、命题等话语以及具体的言说方式，也指各话语之间形成的学理关系与结构，是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中最为基础也最为灵动的部分。中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具体任务主要有二：一是纵向考察中国艺术学理论话语的产生与构建脉络；二是横向梳理中国传统艺术学理论话语的基本概念、范畴与命题，阐述诸话语之间的关系，总结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各种理论话语。
（摘编自梁晓萍《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
材料二：
从学科及其体制化的维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学逐渐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并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被引入中国，1990年被增列为“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历史地看，在百年变革的宏阔图景中，艺术学体现了它发展的曲折和必然，也显现出一条自觉、自信的发展主轴。特别是由于历史根源、学理和现实状况等原因，艺术学一度被文学“托管”，但艺术思维毕竟不同于文学思维，而哲学思维科学层面的“正本清源”不仅有力促进了学科建设、艺术理论等的进步，还有效促进了艺术实践、人才培养等的繁荣发展。
2017年，新时代赋予了艺术学新的发展方位和新的历史使命。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的一体两面：守正是基础，只有坚持根本，才能明确发展方向和道路；创新是关键，只有不断推进内容和形式、观念和手段等的创新，才能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艺术学建设和发展尤其需要立足中国语境、放眼国际环境，着力强化和突出“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六个特性。唯有如此，艺术学才能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历史大势中真正繁盛兴旺。
（摘编自彭文祥《中国特色艺术学70年成就与展望》）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目前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时间较短，研究成果较少，没有自身的体系观。 |
| B．历史地看，艺术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发展主轴和必然规律，对之正本清源，可以促进学科建设、艺术理论的进步。 |
| C．西方体系观主要运用区分性思维，学科领域是有明显界线的，概念间形成一个合理且严密的逻辑系统。 |
| D．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繁荣发展，体现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就必须构建起与之相称的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 |
| A．在中国的艺术学理论中，概念间关系存在交叉性与互动性，这与西方体系观中概念间内涵与外延界线明显不同。 |
| B．中国艺术学理论中的整体性思维、形象性表达、多义性指向和现实性关怀具有别样的体系之美，可以为世界艺术学做出独特贡献。 |
| C．中国艺术学理论学术体系是围绕“中国艺术”形成的相互关联、相对完整的一系列知识和理论，是“三大体系”中的基础部分。 |
| D．艺术学在我国升格门类时间较短，20世纪20年代开始被引入中国，后又被列为“文学”门类下，2011年才升格为门类。 |
| A．2021年6月，河南卫视以一段绝美的水下中国风舞蹈《祈》，再现了曹植的《洛神赋》，惊艳全网。 |
| B．2022年8月，中央电视台推出沉浸式戏曲研学文化节目《拿手好戏》，李斯丹妮等跨界当戏曲学徒。 |
| C．有商家为了迎合快餐化阅读的需求，将沈从文的《边城》书名，改为《遇见许多人，都不及你好》。 |
| D．国学大师启功取宋徽宗“瘦金体”的意境，形成“挺拔险峻，修美匀整”的风格，而自成“启功体”。 |
5．请结合两则材料，说说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要坚持哪些原则。
材料一：
“文学大数据”是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献在互联网、物联网和社交网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学数据，具有体量大、动态化、类型多、价值密度低和不易管理等特征。例如，一部文学作品在社交网络传播后，会产生关于此作品的海量评价，除了文字评价外，还包括图片、音乐、表情包、弹幕、点赞等多种数据。分析这些大数据，可以获取读者的年龄、职业和地域，读者是否喜欢这类作品，这部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与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念是否吻合等诸多内容。对这些海量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单纯依靠人工难以完成，需要相关计算技术的支撑。因此，文学计算应运而生。
简单而言，文学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以量化统计的方式研究文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文学计算的出现不仅是文学批评方法的转向，而且是文学批评思维的变革。
首先，是从主观理论建构到客观数据实证的变革。一般意义上，文学批评注重理论和审美建构，阐释对象以单篇或同一类型的作品为主，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这难免形成视域盲区，理论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例如，文学批评在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时，常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为例。由此得出的观点可以适用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但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不一定适用。或者说，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审美建构因缺乏大规模文学作品的支撑，提出的观点只契合小部分作品，无法真正构建普遍适用于“世界文学”的理论。
而计算技术提升了整理和分析大规模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小部分文学作品，可以把批评对象延伸到世界文学作品，让全球文学数据自己“说话”。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更为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结论。
其次，是从确证因果关系到呈现相关关系的变革。确证因果关系是指批评者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证实文学作品与具体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批评思维对小部分文学作品有效，但面对大规模的文学作品则难以实践。例如，文学批评在阐释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时，致力于确证乡土小说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因果关系。因此，解读重心就放在乡土小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表现强烈民族意识上。这种批评思维可以适用于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却无法用来解读同时期沈从文的《边城》和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
而文学相关关系是指文学作品与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数值关系。当一部文学作品数值增加时，相关历史社会和现实事件也随之增加，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强，反之则亦然。例如，在互联网搜索“乡土小说”时，出现的信息既包括鲁迅、彭家煌等作家作品，又包括五四运动、封建专制文化等历史事件和背景。当这些作家作品和历史事件共同且持续出现在不同的“乡土小说”词条中时，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强。也就是说，文学计算不再需要主观确证文学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只需通过分析文学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可以客观呈现这种因果联系，相对更客观且不受主观偏见的影响。
(摘编自杨丹丹《文学批评用数据“说话”的可能性》)
材料二：
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判定“影响”，即文学史上特定作品的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助数据分析。目前的方法是判别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似度，由此断定一部作品到底与后世的哪些作品具有比较显著的形式重合。国外一位学者先统计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出现的文体特征，比如作品中出现的比较独特的辞藻，再利用现成的电子文学数据库，用相关算法测量出数据库中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和歌德作品在形式上的相似度，以此来考察传统阅读所无法勾勒的“散落”的文学影响。
用数据来分析“影响”问题不仅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精确度，也是基于一种对“影响”的非人文主义理解。一般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虽然“影响”是发生在两个文本之间的过程，作者只是发生这种影响过程的媒介，但作为媒介的作者主观上也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经常会使用防御和否定的对策来遮盖自己的文学渊源。而数据分析所认为的影响与作者的主观感受已全无关系。一个文本中大多数形式特征并不是作家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由文化无意识所决定的，文学形式的传承和演变遵循着任何个体都无法控制的路径，即使是天才作家的传世经典也建筑在大量的重复现成语料和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虽然人脑并不是机器，但与机器有着相似特点，两者都会机械地模仿固有的语用习惯，而一个语言文学共同体也会在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有规律地改变这些习惯。
(摘编自金雯《“大数据”分析与文学研究》)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因为文学大数据是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所以需借助计算技术对其进行整理分析。 |
| B．以《人间喜剧》为例得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未必有适用价值。 |
| C．确证因果关系的批评思维会致力于确证乡土小说《生死场》与日本侵华战争有因果关系。 |
| D．任何个体都无法控制文学形式的传承和演变，即使是天才作家的传世经典也不会例外。 |
| A．文学计算背景下的文学批评注重分析文学数据，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更为客观，这也意味着文学计算会促进文学批评思维的变革。 |
| B．因缺乏大规模文学作品的支撑，提出的观点不具备普遍性，所以以阐释单篇作品为主的文学批评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将逐渐走向没落。 |
| C．确证因果关系和呈现相关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思维，虽然二者可以适用于不同数量的文学作品，但是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 |
| D．通过数据分析，测量一部作品与后世作品在形式上的相似度，比借助传统阅读研究，更能够分析判断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 |
| A．通过分析对比《布谷鸟的呼唤》与《哈利·波特》的语言相似度，推测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是同一个人，最终作者承认了这一事实。 |
| B．文学计算可以统计鲁迅《秋夜》中有两棵枣树，却无法呈现两棵枣树蕴含的孤独体验，这就需要批评主体赋予文学数据以价值导向。 |
| C．为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在西方现当代写作中留下的印记，可以统计某些主题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次和传播路径。 |
| D．《人民的名义》原著中提及“钱”字多达170次，远远超过了“人民”一词的93次，说明这本书是部与金钱有关的反腐小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