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初，如何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百废待兴的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对中、英两国社会经济史和当时社会状况理解的分野，来自英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家理查德·H·托尼与中国本土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为中国的乡村现代化设计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1932年，通过对英国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托尼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起点在农业文明而非工业文明。基于对现代市场的敏感与警惕，费孝通则与托尼有着不同的看法。与托尼相反，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重点不在农业，而在乡土工业。早在1936年对江村的调查中，费孝通便关注到乡土工业、农业与市场的关系。在江村，虽然村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皆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是最为重要的产业，但若单纯依靠农业产出，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以缫丝为主的家庭副业不仅成为弥补家庭收支缺口的重要手段，还使得农民有余钱可以开展各种日常文娱与礼节性活动。但受国际市场生丝价格下跌的影响，上述活动在当时已经停止十年有余（费孝通《江村经济》）。费孝通认为只有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制度对乡村工业进行改革，才能重新使得中国在现代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发展乡土工业是振兴乡村经济的必由之路。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当费孝通晚年重新回归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时，其部分思想在具体的实践策略上虽仍与托尼相反，但在总体上已经开始重视基于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园艺改革对乡村振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提倡农副、牧业混营与园艺改革两条路径的并举。此外，费孝通重回乡村振兴以及园艺改革，还与当时中国社会情境的转变有着莫大关系。伴随着中国向集体化时代的告别，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赋予了乡村经济以更大的发展空间，极大地增强了乡村振兴在现实上的可能性。

随着费孝通对中国各地区系列考察的逐步推进，其关于园艺改革的构想也渐次深化，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市场与园艺改革的关系。1986年，费孝通对湖南洞庭湖区的园艺改革状况进行了考察，鉴于洞庭湖区因地制宜发展园艺改革的成功经验，他深入思考了园艺改革的可能性。这一构想在其对河南民权园艺改革事业的考察中最终发展成熟。民权人民通过转变土地利用方式进行园艺改革，成功适应了现代世界市场的需求变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脱贫致富的典型。“民权模式”的成功使得费孝通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构想彻底发生了转变，走出了原来基于苏南模式“无工不富”的单一工业文明现代化的路径，认识到园艺改革对于乡村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费孝通晚年进行的数次农村考察中，他都格外关注当地的园艺改革事业，希望从“民权模式”出发，通过园艺改革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增添新的活力，走出一条乡土工业与园艺改革并举的乡村振兴道路。

（摘编自张亚辉、庄柳《从乡土工业到园艺改革——论费孝通关于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

材料二：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千百年来，乡村生活、乡土情怀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蕴含着最深沉的乡愁。“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乡村风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绿水青山，都是刻写在大地、刻画于人心的优美图景。可以说，乡村振兴离不开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离不开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建设。

也要看到，一些乡村在追求美、营造美、建设美的过程中，曾走了些弯路、遇到了些问题。比如，农民整体搬迁、连片建设新居，往往因为规划不到位，“只见新房，不见新村”；一些历史文化古村落，在保护和开发中随意拼凑建筑符号，导致“千村一面”，文化品位不高；村民盖房缺规划设计，缺专业指点，瓷砖墙、琉璃瓦、塔尖顶等元素和风格杂糅。这些都提示我们，乡村振兴，离不开生活环境、文化品位、乡风民俗等各方面的美育建设。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不少地方也深切感受到，乡村要美，需要专业化的指导和帮扶。此次浙江开展美丽乡村美育村（社区）建设，将对试点村（社区）实施一系列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培育措施，包括集中专业培训一支乡村美育导师队伍、策划举办特色化的本土美育活动、组建文创专家团队指导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等等。这些措施，既有助于农户增收、产业增效，以“美丽经济”助力产业兴旺，也有助于高标准、高品位地建好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同时，也能通过激发“美”的感染力、文化的感召力，保护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生活，“三美融合”，才能构筑城乡全域美丽新格局｡

（摘编自江南《乡村振兴路，美育不缺席》）

A．

B．

C．

D．

材料一：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存在于东方历史上的从中国汉代至近代以丝绸和瓷器为主要贸内容的商路和交通线，它既是一条海上交通线，也是一条贸易商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载体。只有开辟了交通线，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才能产生。汉代开辟的到东南亚、南亚的丝绸之路，使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联系。有西方学者认为，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很少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慢慢走向近代。这是典型的“冲击一反应”的观点。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直与国外市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总是与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涉及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优良的制度、良好的政策、正确的思想观念、先进的技术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东西方的交流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我们今天怎么强调经济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都不过分。中国对外贸易经过汉代以来的发展，到隋唐时期不断扩大，贸易交往有了世界性特征，对外贸易已经伸向世界。经济作用的力量远远大于文化作用的力量，更为持久有力。所以说，物质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东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甚大。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明清社会500年多是停滞的，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如果停滞的话，人口怎么会不断增长？只不过是自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相对较慢，而欧洲经过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迅速，中西发展差距逐渐增大，两者相较，判然有别。美国学者珍妮特所著的《欧洲霸权之前》也记载：“14世纪末中国明朝远洋航行的船只有约3500艘，其中1700艘以上为军舰，400艘以上为谷物运输船，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与其匹敌的海军力量。”

纵观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年来的发展历程可知，凡是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从国外获得发展资源的国家就兴旺发达，财富就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发展与文明程度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中国不仅要自己谋发展，还要让沿线国家受益，这样“一带一路”才能走得更长远。

（摘编自陈奉林《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

材料二：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至少应该分为国家政府层面与民间海商层面两种不同发展路径。明清时期国家政府层面的海上丝绸之路，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朝贡制度及其朝贡贸易”。明清两代对外朝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和平共处的核心宗旨之上的。这一点，我们从明清时期这种外交体制的确立者明成祖朱棣关于对外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中，就可以十分清楚地得到印证。永乐七年（1409）三月，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明朝政府所奉行的这一系列对外政策和措施，充分体现了明朝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来持的不用武力、努力寻求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之道的基本宗旨。到了清朝，这种外交基本宗旨基本上被继承了下来。

十五世纪后半叶至十六世纪，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有着长足的进步，商业活动及商人团体空前活跃，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开始突破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到了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中国沿海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东、西洋各国，他们用中国内地的各种商品，其中尤以丝绸瓷器、茶叶等为大宗，换取大量白银以及香料等奢侈品，为国内白银硬通货的稀缺提供了充足的来源。

从明清时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看，我们不难认识到，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着国家政府层面和民间商人层面两种发展路径，这两种路径基本上是沿着各自相互背离的方向发展，未能形成坚固的合力，也未能共同开拓本应属于中华民族应有的海洋文明，从而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东西方列强逐渐迈进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其侵略性日益增强，清朝以国家政府层面的“朝贡制度及其朝贡贸易”体制土崩瓦解，本来属于和平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在强权面前反而被视为笑柄，备受指责。而民间海上商人的发展，没有国家政权的支撑，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挣扎状态。

（摘编自陈支平《明清时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两种路径》）

材料一   小说插图原本寄生于语言叙事文本，是小说故事的图像再现，那么，它逃逸出来之后何以能够“独立叙事”呢？这不仅关涉到对小说插图本身的认知，更关涉到一般意义上的图像叙事，即所谓“说”何以可能的问题。

其实，小说插图逃逸册页后的独立叙事只是相对的，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叙事插图在逃逸文本册页的同时，也会把原本所植入的故事牵连出来。那么，小说故事何以能够像“泥巴黏连在萝卜上”那样黏连在了图像上呢？参照胡塞尔的现象学，可以用“象晕”的存在进行解释：故事被稀释为“象晕”黏连在了图像上，就像泥巴被水分稀释后黏连在了萝卜上，从而使逃逸后的图像叙事成为可能。

“象晕”即由语象群建构的意象之晕、心象之晕，植根于语言能指，蛰伏于叙事全过程，储存在受众的记忆中。所谓小说“插图”，不过是将不可见的叙事语象凝定为可见的，进而蒸腾为“象晕”而被楔入记忆的深处。也就是说，“象晕”之所以使逃逸后的图像叙事成为可能，归根到底涉及到“语象”与“图像”关系：二者的相似性决定了后者再现前者之可能，也决定了观看后者的同时可将前者唤醒，因为故事的“象晕”已被铭刻在了记忆中。于是，面对眼见的图像能否“读”出相应的故事，也就与插图所在的空间位置无甚干系，关键在于记忆能否识别图像与语象的相似性。换言之，所谓“小说插图系扣于故事链条”，只是就图像所再现的叙事流断面（故事节点）而言，只是对叙事流“出相”位置的学理性规定，并不涉及图像在物性空间的实存与定位；插图在册页中的位置不一定与其相应的“白纸黑字”一一对应，“上图下文”式的对应关系只是插图版式的一种；被置于章节（回目）的开篇，或集中置于小说的卷首等，也是常见的文图组合方式。小说插图逃逸文本册页而独立叙事同样如是，如果能唤起记忆中的“象晕”对它的认同，认同图像与语象具有某种相似性，图像的独立叙事也就自然生成。

这样，从小说的语言叙事到插图明见，再到插图的逃逸及其相似性认同，也就建构了“可见与不可见”的往复回旋：小说叙述了不可见的故事→插图照亮褶皱使其成为可见的不可见的→“象晕”默存于记忆→插图黏连着可见的故事逃逸册页而独立叙事→可见的故事图激活“象晕”被重新认同。“可见与不可见”这一往复回旋可谓圆润流畅，盖因“象晕”蛰伏于叙事全过程的始终：故事“象晕”存储于记忆而非只锚定在册页，从而使图像逃逸后的独立叙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图像独立叙事的“背面”，实则是隐秘的“象晕”在叙说，可见与不可见之双簧演艺由此而活现、生动，本来不透明的图像由此而变得透明。小说插图作为故事的图像再现，逃逸文本而独立叙事之所以可能，不全在于图像本身的再现功能，更在于对图像的回忆是否可能；同义反复，图像对故事的再现之所以可能，也不全在于“图说”与“言说”的相似性，更在于图像能否将记忆中的“象晕”唤醒。因此，与其说故事图是对故事的图像再现，不如说它是对记忆及其“象晕”的迎合。

（摘编自赵宪章《小说插图与图像叙事》）

材料二   当网络小说成了“生活图像化”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以叙事的图像化参与生活图像的建构时，图像诉诸“知觉”的表现力，它的“唤起”特性就被激活，开始发挥作用。传统文学阅读的沉默、静思、体悟被视觉性的观看、凝视替代，“读”这一概念因为获得了更多的视觉化意义而被重新定义，恰如阅读史家费希尔指出的，“电子阅读本身，将以其丰富多彩的活动最终定义‘读’这一概念”。这样。在当下的网络小说中就出现了迎合观看的各种视觉呈现。比如，人物造型上的“男帅女靓”，器物描写上的雍容典致、细密周到，动作刻画上的立体性、活态化展示，以及空间画面上的铺陈浪费、光色声形俱全等。这种呈现极尽敷陈之能事，力求代入，唤起视觉的“味蕾”。显然，这是“形象大于思维”的叙事方式，体现了网络小说叙事视觉化倾向的指向，即外观成为小说的视觉追求目标，视觉成为一个欲望的象征，图像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爽感性的虚拟世界。

网络小说这样的爽感叙事极为遭人非议，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却传达出了叙事图像化的另一层意义。它通过“语一图”叙述折射“现代人的虚拟生存体验，展示了人机关系、人类在网络时代的命运与精神症候”，并以视觉化的方式诱导与释放图像时代人们的身体、欲望和消费，将人们现实的各类臆想具体化，传达他们在网络时代的视觉生存体验与文学想象，进而让人在各自的观看体验中行走，延长与拓展人们的视觉化感知与虚拟新现实体验，产生一定的审美抚慰与自我认同的社会效果。

现实生活中，人们借助于网络小说的“语—图”叙述与空间经营，可以突破现实，获得虚拟性的主体。身份，以超现实的方式莅临各类型的虚拟世界，投射与释放自我的欲望、情感，转移自我的焦虑、压抑。小说“极幻”即“极真”，虚拟与现实杂糅、切换，从幻想中来，到现实中去，既突出反映新媒介时代人们的虚拟生存体验，又以想象性呈现烛照读图的可能性效果。受众通过阅读，通常会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在观看中切入不同的位置，体验在现实中无法碰触的各类人、事、物，从而突破自我限制，对现实欲望进行充分投射，达成身心的快适，“身临其境地参与到故事中去，获得更强的心理感受”。这使得在现实空间之外，众多视觉虚拟新现实被开掘出来，既满足着新媒介语境与读图时代人们兴奋、刺激点快速游移的巨量需要，同时又创造着图像化符号与审美，延长着人们的生命体验与视像感知，实现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功用。

（摘编自周冰《网络小说叙事的图像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