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现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学界还是广大民众，对慈善的认知存在着不少偏差，大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帮助。如张文在《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中提出，慈善是“社会自发地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再分配，对其他社会成员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生活困难予以物质援助的社会安全机制”。实际上，考察慈善事业发生的历史可知，慈善不仅是一种民间社会主导的生活救助行为，还是一种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教化活动。

现有研究表明，“慈善”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3世纪前中期即三国、西晋时期的佛教经典中，意在表达“孝养、施舍、教化等诸种原始佛教的道德观”。说明在语源学意义上，“慈善”一词在其产生时期即包括了物质救助与劝人为善的功能。

尽管作为一个专门名词“慈善”的出现较晚，但具有慈善性质的活动其实古已有之，应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而慈善作为一种有组织、有规则、有一定规模的民间社会事业，大约出现于北宋时期。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创办的苏州范氏义庄救济族人并惠及“乡里、外姻、亲戚”的行为，可以视为中国最早开展的慈善事业之一。范仲淹不仅设立义庄管理宗族公产、救助族众，还确立《义庄规矩》，对救助对象、方法、数量等进行规定，表现出慈善事业的明显特征。与此同时，范仲淹“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义庄以养人，义学以教人，相辅相成。需要强调的是，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范仲淹六世孙范良在《续定规矩》中补充规定：“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其中对受助族人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体现出明显的教化倾向。可见，从民间慈善事业产生的时候起，道德教化即成为其重要内容。

学界普遍认为，明末清初在中国传统慈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直存续到民国年间的各种各样的善会善堂几乎都创始于明末清初”；“明末善会可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新现象”。其中“同善会是创立最早、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善会”。

同善会最早出现于河南，而其盛行则在江南。江南地区的同善会中，以高攀龙等创立的无锡同善会和陈龙正等创立的嘉善同善会影响最大、最为典型。两地的同善会都留下了章程规则，分别称为《同善会规例》和《同善会会式》，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大同小异。其中均有一则规定：受助人道德品质的好坏是该会是否予以救助的一个重要前提，所谓“助贫以劝善为主，先于孝子节妇之穷而无告者，次及贫老病苦之人公不收于养济、私不肯为乞丐者”，至于那些“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以乖劝善之义”。而且同善会还明确规定，聚会之日须安排演讲，“司讲者用通俗言语，不烦文采，务使人人易晓，感动善心”。

从此以后，在进行物质救济的同时注重劝善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传统，也成为君臣绅民的一个共识。举凡影响较大、成就显著的慈善家大都在扶危济困的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众实行道德说教，以此达到拯救时世、改良社会、敦善风气的目的。

清代前期的苏州彭氏是积善世家，于劝善行善方面不遗余力，其行善积德之效历来为人称道，认为“苏郡世德，首推彭氏”。彭氏慈善不仅名著地方，更有全国性影响，如救助寡妇的“恤嫠会”即由彭氏首创，而后传播各地。彭氏撰有多部善书，并以之作为教育子弟与学生的教材。著名学者游子安在《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中评述：“彭氏自彭定求以后，世代诵读及撰著善书，所编印的劝善文字内容是多方面的，举凡劝孝、敬字、劝止溺女、戒斗、遏欲、戒杀、放生等都有涉及。

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形式，必须具有艺术的终极属性，即诗性，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当下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追求故事性，而缺乏或者忽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以致使作品几近于新闻、纪实等体式，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为了反衬出“美”，而且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更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还有必要重视小说的语言。语言能力始终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也始终是标示小说水准的首要特征。正如汪曾祺所言：“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而当下某些作家，在创作诗歌、散文时，也许还能重视语言的运用与雕琢，但在创作小说时，由于过分注重故事性，则往往忽视或者漠视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作品语言水准的低下，准确性欠佳、冗长、粗鄙、直露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大行其道。小说创作者们应该秉持汪曾祺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理念，重视炼字造句，力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无可替代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汉语作为表意语言和非形态语言的特点，谨慎过度使用“欧化”句法，而应从古代文言文中汲取营养，在简约和内蕴上下足功夫，方能彰显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有魅力，使语言更具诗意，从而整体提升作品的诗性。

小说要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其实，意象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意象（包括人物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哈姆雷特”之于莎士比亚，“边城”之于沈从文，“高老头”之于巴尔扎克，“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

（仕永波《小说亟待提升诗性品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