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为办好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开展了各项与冰雪共生共存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疆阿勒泰市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岩画中，出现了“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图像，并伴有一些动物形象线条，这是人类发现最早的反映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新疆阿勒泰地区被学者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发源地。隋唐时期雪上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对“滑雪板”的材质、形制有详细的说明。滑雪板的材质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民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宋代以后的滑雪运动更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出现了拖冰凌（雪车）、堆雪人雪狮等休闲雪上活动。延续至今，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满族的雪地走、木马滑雪，鄂伦春族滑雪、皮爬犁，朝鲜族坐雪爬犁等项目，目前都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雪上竞技运动项目。明代以后，冰上运动发展更为专业化、多样化，满族的“靰鞡滑子”（简易冰刀鞋）大大增加了冰上活动的技术。据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25年举办了多个冰上比赛项目，当时的贵族、将士争相竞赛，开展了冰上射箭、冰上武术、冰上舞蹈等活动，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冰上运动会”。清朝是冰上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满族入关，“冰嬉”“冰床”等活动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民间掀起了冰上活动的大潮，冰上活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我国传统的冰雪文化运动，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留下了各类古籍文献、文化遗迹、珍贵文物等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以冰雪运动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促进、互为融合，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中迸发出新的时代风采。让我们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交出一份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答卷。

（摘编自覃琛《从中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

材料二:

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一些冰雪体验的建筑、庙会和礼堂等，或是民俗风情、生活起居等文化内容，大多都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

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活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首先，要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知”。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当地民众具有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能够通过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联盟，站在大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角度，宣传传统冰雪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地域冰雪文化是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联结的文化形态，是村落乡土文化的优质资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中国人来说，是延绵一生的文化记忆”。因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可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大讲堂、冰雪民俗馆等，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打造冰雪产业。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我们应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既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蕴含着中国乡村美学的主题和纲领性思想。

乡村美学以回归为主题。这里说的“回归”有双重含义：一是物质意义上的回归，即游子回归故土；二是精神意义上的回归，即从追逐功利的入世生活回归纯朴自在的心灵生活。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认为归隐故乡就是将自己从功利社会的“尘网”中解放出来，就像羁鸟归旧林，就像池鱼返故渊。乡土生活是在单纯的血缘、固定的地缘的基础上进行的，人员相对固定。这样的生活环境，不仅为居住者提供了熟悉、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且从血缘和地缘两个层面强化了居住者的归属感。回归乡土，获得身体的安全和心灵的自由，这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复得返自然”。

乡村美学以具有地域局限性的村落为主体场景。作为乡土生活时代的基本社区，村落有地域的限制，这使得社群关系和地缘关系相对疏离。费孝通认为，乡村之间存在隔膜是乡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他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他们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相对孤立的社会圈子。”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简要而真切地表现了村落狭小、疏离的状况。“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反映了他栖居的村落的规模，“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反映了村落之间相互疏离的状况。

乡村美学以强烈的土地意识为基础，蕴含着对土地的热爱、眷恋之情和与山泽、草木、禽鸟和谐共生的思想。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常恐”与“但……愿”体现了在这有限的土地上，通过勤劳耕作使一家人得以生存、繁衍的愿望。费孝通说：“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农家人的欲望是由他们所居的土地培育的，并成为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样的乡村生活画面不是一个外来者能描绘的。因为，这样的画面并不是一片供外来者驻足观赏的景观。它是真实的农家生活，是由身在其中且拥有素朴自然的心灵的人提炼的。

乡村美学以道家自然哲学为内核，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乡村美学赋予土地、宅院、山泽、草木、禽鸟和人以有机的生命关联，将它们融为一体，并让这个整体在自然循环中无限绵延。比如，《归园田居》五首诗中两次用到“虚室”一词。这个词出自“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庄子》）。陶渊明的“虚室”当兼有乡居之清净和内心之空灵双重含义。“虚室生白”的意思是心境虚静则能悟出大道，即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限境界。陶渊明完全承继了庄子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认为，生死是自然常态，终归“空无”并不是悲剧，与此相反，归于“空无”使自我在自然运行中获得了无限意义。在道家自然哲学的时空意识、生死意识的影响下，乡村美学在有限的乡土空间中使时间绵延，又在无始无终的时间中激活空间，使乡村成为一片在时间中超越时间，在空间中超越空间的大化天地。

（摘编自肖鹰《陶渊明<归园田居>与中国乡村美学》）

材料二：

审美价值是事物在带给人美感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心理、生理、人性等有益的价值。中国乡村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如培育人格、抚慰心灵、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承载乡愁等。

在人格培育方面，作为乡村载体的土地，本身即极具独立而重要的审美功能。正如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所说的，属于第一自然的高山大海等，“常常美而不善，艳里藏凶”；属于第三自然的人造园林，则“虚伪空洞，矫揉造作”；属于第四自然的工业废弃地，“虽真实，却往往欠美”；而属于第二自然的土地，“美且善，善且真，是一种生存的艺术”。俞孔坚教授对土地所做的“美且善，善且真”的价值判断，在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周易·坤卦》中即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国乡村的竹篱茅舍、野塘草径，会给人以自由闲适之感。远离纷争、超然物外、向往纯净天地的中国文人雅士，几乎都将田园视为自己的理想归宿。郑板桥在《靳秋田索画》中深情地写道：“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兰，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郑板桥在这里强调的是乡村环境给人以心灵慰藉的审美价值。

散漫自然的乡村审美空间，更有利于人的自由个性之生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必会更加厌恶刻板与程式，而得以更多地保留源于生命本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朱清时院士讲过：农村孩子的知识面比不上城市里的孩子的知识面，但由于农村孩子自小生活在外在束缚较少的田园环境中，农村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通常要比城市里的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更为突出。朱清时所说的田园环境对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激发，正是乡村环境的审美价值之一。

自古以来，乡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审美情怀之一，无数诗文因写乡愁而被历代传诵。而中国乡村，正是乡愁情怀之源。那些树木掩映、庄稼簇拥、散布于平原旷野或山间水畔的村庄，是许许多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家”之所在和叶落归根时的栖居之所。中国传统诗文中常见的“乡愁情怀”之中的“乡”，指的就是这样的村庄。

中国乡村蕴藏的审美思想不仅长期滋润着中国人的灵魂，培育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亦作为珍贵的文化资源，有益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杨守森《中国乡村美学研究导论》）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珠。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度，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复制，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