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隐士活动的政治内涵，突出表现在他们与皇权的关系上。隐士形成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士人的独立意识，即“道”优于“势”的信念；二是皇权所希望的隐士担负的社会使命，即在皇权与社会的矛盾中起到协调作用。这就决定了隐士与皇权间无所不在的紧密关系：尽管“道”优于“势”，可又不得不服从“势”的绝对统治；皇权一方在隐士不抗拒其统治的前提下，尽量予以优容，甚至亲密无间。于是，双方如同一对命里注定的冤家，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

经过前代的教训，魏晋时期的皇权与士人都开展了对双方关系相处方式的思考。活的标本，便是“竹林七贤”。在不断选择和扬弃中，他们逐渐找到了双方不得不接受的相处方式。

第一种为对抗式，唯嵇康一人。嵇康继承了东汉以来逸民隐者的疑君和无君思想，他不仅公开唱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论调，还在行为上付诸实施，傲视王侯。这种处世方式的危险性被山林中真正的隐者看得清清楚楚。《文士传》记载了孙登用火与光的关系来开导嵇康的话：“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但嵇康并没有听进这些话，继续公开与司马氏政权对抗。当好友吕安被诬陷入狱时，嵇康不惜以卵击石，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就此落入了一个等了他很久的陷阱。直到被捕入狱，嵇康才意识到孙登的先见之明，写诗自责：“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与此相反的方式是投靠式。山涛明白得最早。他四十岁时便作了赵之国相，入晋后又历任要职。山涛的投靠是隐士与皇权关系中的一种适应，目的是全身，而不是出卖灵魂。尽管被嵇康骂得难堪，但嵇康遇难后，山涛仍举荐其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康被杀后，向秀拿着本郡的文书薄册来到洛阳，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的志向，为何又来这里？”向秀说：“巢父、许由这些拘谨自守的人是不值得效法称羡的。”司马昭听了，大为赞赏。

第三种是矛盾式，以阮籍为代表。阮籍在很多方面与嵇康是一致的。如嵇康提出要“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就干脆提出“无君论”的思想。在目无礼法，行为放达方面，二人也如出一辙。但二人下场却截然相反，其中关节就在于谁能有全身之道上。阮籍善于把对外界的褒贬藏在心里，因而能得到司马昭的赏识。在司马昭看来，士人做不做官，做官清不清廉，勤不勤政，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听不听话，嘴巴老不老实。他平日十分注意观察士人，看谁最符合这个标准。他亲自树起的服从典型，便是阮籍。所以，司马昭对阮籍冒犯礼法的举动便视为枝节小事，不足一提。阮籍遭遇母丧，公然在司马昭那里吃酒。司隶向司马昭进言：“陛下正提倡以孝治天下，可阮籍却在重丧期间公然饮酒食肉，应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说：“阮籍痛苦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能与他分忧？况且有病的时候饮酒食肉，本也符合礼教规定嘛！”

说阮籍这种方式矛盾，是指它虽能保全性命，而且也没像向秀、山涛等人那样认真做官，但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隐士的赤诚、高洁之心。所以阮籍保全生命的代价除了自己的“至慎”外，还有内心极度的痛苦：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阮籍隐逸之心未泯，所以十分在乎为保全性命所付出代价。生命受到威胁可由司马昭来保护，但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极度煎熬，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分担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魏氏春秋》云：“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与阮籍相似的，还有七贤中的刘伶和阮咸。

竹林七贤以试验田的方式，向后人展示了各种与皇权相处的方式。从此便使隐士与皇权关系的调整，进入了自觉的阶段。

——宁稼雨《魏晋名士的隐逸情怀（上）：名士归隐的政治蕴含》

材料二：

魏晋时期，名教的瓦解给了士子们宣泄情绪的窗口。在动荡的社会中，亢与卑、直与曲，逆世与顺俗，隐德与扬名，外在的事功与内在的自由，这一系列对立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究竟该如何做出选择？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自言“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其说是在菲薄先圣，不如说他是在向泥塑的偶像所代表的僵化的名教宣战。如果说嵇康是魏晋士人思想解放的前导，阮籍则是放达派行为艺术的先驱。史载“籍本有济世志”，但兼济天下的理想与现实碰撞之后，他却转而酣饮终日、凌蔑礼法，放言“礼岂为我设邪”。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穷途之哭是为什么？车驾之路断绝么，显然不是；仕进之路穷绝么，当然更不是。苦闷现实的解脱之路何在，信仰崩塌之后灵魂解救之路何在，这些路他都找不到，只能做穷途之哭。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进取通常需要与人群发生联系，狷则隐含着脱离人群、走向孤独之路的心理倾向，或者说狷的极致就是隐。同轻视世俗价值的愤世嫉俗者相似，超世脱俗者也是以一种淡然的态度看待声名财富与高官大位，因而后者选择了远离纷扰、退隐山林。“隐”的表征是相同的，不过隐逸背后的意蕴不同。退隐并不意味着遁世，而是藏道自珍，不管处在朝廷，还是居于山林，心中高悬的始终是人伦大道，坚守的是纯粹的精神价值。

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除了戡乱救国之外，士人肩上还担着更为重大的责任。挽斯文之将坠，扶儒学之既颓，担负起了承继道统“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士人在反抗畸变儒学的过程中，走向了尚虚的一端，玄学的广泛流布使得儒教几近沦没。价值的虚无主义侵蚀了凝聚人心的集体意识，而越轨行为则破坏了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社会规范。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对于真正信仰儒家伦理的孔门后生来说，他们不会像阮籍那样“屈其道与天下靡”，也不会像狂狷那样“以其道而与天下亢”，而是“储天下之大用，而不求用于天下”。失意时不自暴自弃，困厄时不怨天尤人，能长处乐，能久处约，这才是孔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

——史海甄言《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精神》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盖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