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当时的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最努力苦读的学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世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种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但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这样的家庭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

（摘编自林语堂《苏东坡传》）

材料二：

苏轼生活在佛教传播相当发达的四川，处在峨眉佛教文化圈之中，苏轼家庭的宗教气氛也十分浓厚，其父苏洵是云门宗四世圆通居讷的皈依弟子，其母程夫人是优婆夷，其弟和其继妻都信佛，这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苏轼的经历看，他刚开始虽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对佛教抱有好感，然而并没有真正信奉佛教，元丰三年乌台诗案后，四十一岁的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政治上的挫败使他开始反省，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并借佛老的方法来净化自心。这一时期，他审视自己的经历以及处世态度，重新寻找心灵的支撑点，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开始接受佛教思想。谪居黄州以来，苏轼躬耕东坡，作诗赋词，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极富魅力的“东坡居士”形象。

黄州词如此丰产的数量也预示着它内容的丰富性，其中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有在被贬后旷达心情的抒发，有登高临水、吊古伤今，有对亲戚朋友的思念，也有对世间丑恶的讥讽；既有火树银花的都市，也有静谧祥和的乡村……题材之广泛已然突破了前人。他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

苏轼诗词的主导风格是洒脱旷达，其旷达风格的形成并非因其个人与偶然，同时也是整个宋代文化浸染下的产物。苏轼从来都是以一种无所不适的超然态度来面对自己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佛学思想的影响让他形成了一种入世而又超世的境界。他在诗词中抒发人生如梦的感触，表现超然自如的人生态度，营造出一种空灵、恬淡而又清雅的独特意境，从而构建出一个“词意高妙”的超然旷达的艺术高境。

（摘编自赵凡龙《苏轼黄州诗词论析》）

材料三：

相比唐诗，词在日本的影响要弱一些，这是因为观念上诗为正宗，词为诗余，而且写作技术更难。尽管如此，日本文人写词还是代不乏人，他们学习、模仿唐宋词人，其中特别喜欢效仿苏轼的词作。苏轼是开辟了宋词新天地的一代词人，其词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早就流传到了东亚各国。夏承焘在《论词绝句》中云：“坡翁家集过燕山，垂老声名满世间。”说明其生前文集已在国外广为传播。

日本词人学习、效仿苏轼的词，首先是仿调，即采用苏轼创作的词调。苏轼最有名的豪放词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许多日本词人也喜欢用此词调作词。在日本词人中，森槐南特别心折于苏轼，也最有苏词之风，夏承焘在《域外词选》序言中称赞他：“日本词人为苏辛派词，当无出槐南右者。”他有《酹江月》“题髯苏大江东去词后”，与苏轼进行跨时空的对话：“我思坡老，铁绰板歌，是森然芒角。便把大江东去意，试问南飞乌鹊。斜月荧荧，明星烂烂，撑住曹瞒槊。人生知几，仰天长啸寥廓。”森槐南用苏轼词调凭吊苏轼，一方面揣摩苏轼创作该词时的心路历程，对其境遇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对苏轼的人格魅力和风流才情作了高度的评价，称其“文章卓荦”，为“一世之雄”，可称是东坡的“异代知己”。

其次是用韵，即按照苏轼词的韵脚来进行创作。如林读耕斋有次韵苏轼的《满庭芳·警世》词；野村篁园有次韵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梅岩蓉湖枉过，词以记喜，用坡老韵”；森川竹磎有次韵苏轼的《劝金船》“送横川唐阳赴任丰桥，用苏东坡原韵”；铃木豹轩有次韵苏轼的《念奴娇·汴京怀古》。这些词不光次韵，大都也是以苏轼词为范本创作。有的步韵和苏轼原作韵字相同且次序一致，如林读耕斋的《满庭芳·警世》词，韵脚与苏轼的《满庭芳·警世》词完全一样。

再次是仿意，指借用、模仿苏词的语词句式、立意、风格来进行创作。有的直接撷取化用苏轼词的经典语词，表达其相似情怀。如用“琼楼玉宇”，森槐南的《水调歌头》：“摩垒晓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高野竹隐的《水龙吟》：“料琼楼玉宇，高寒空共，月明千里。”有的是学句法，对苏轼词中的经典句法进行效仿。如对苏轼《水调歌头》中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模仿，高野竹隐的《水调歌头》云：“我欲采槎去，招手海边鸥。”森川竹磎的《水调歌头·琵琶湖上赋》云：“我欲横吹铁笛，乍可呼醉仙客，对酒拍阑干。”竹隐词中也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意象和意境。“杯浸琉璃千顷，月照山河一片”和苏轼的《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垂）中“一千顷，都镜净”意象仿佛。有的效仿已脱略苏词形迹，达到自出机杼的地步。如森槐南的《水调歌头》：“论填词，板敲断，笛吹酸。声裂哀怨第四，犹道动人难。摩垒晚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在词中抒发胸襟怀抱，表达词学见解，与苏轼一样境界宏阔开放、豪健清雄。

（摘编自钱锡生《日本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

材料一：

书写“先秦哲学史”，不啻于一趟中国哲学的寻根之旅。为了更顺利地完成这趟旅程，我们不妨找两块“他山之石”。

第一块“石头”是“轴心时代”理论。二战结束不久，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所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理论。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巧合：以公元前500年前后为主轴，在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极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中国、印度、西方等这些互不知晓的地区，却不约而同地爆发了文明的重大突破，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引领者不同文明的突飞猛进。在“轴心时代”理论中，中国文明对应的正是“先秦时期”。具体来说，“轴心时代”的中国表现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稍感遗憾，我们无法通过“轴心时代”理论这块“石头”找到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这就需要第二块“他山之石”。

第二块“石头”是“脱序”理论。这一理论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的。涂尔干发现，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物质财富出现明显萎缩时，自杀率固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当社会获得重大进步，物质财富增涨显著时，自杀率竟然也呈现出上升趋势。涂尔干敏锐地发现“社会危机”与“社会繁荣”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现象的共同之处，那就是“社会的剧烈变化”。涂尔干把它描述为“脱序”现象。

按照这一理论，在一定的秩序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大家对既有的价值和原则表示出必要的尊重。因此，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一些历经时间而沉淀下来的经验教训作为传统得到足够的尊重，即便是为了改变现状、出人头地所做的种种努力，也通常以遵循既有原则和规范作为前提。然而，在脱序状态下，人们的欲望、情感、行为、心态等等，一切都失控了。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真空”的社会状态。

“脱序”理论正好可以被用来解释“轴心时代”的中国“奇迹”。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礼崩乐坏，原有的宗法秩序与社会规范遭遇挑战，频现危机，而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尚未形成，整个社会呈现出脱序状态。时代危机刺痛了人们，同时也刺激思想家们反思本时代的特点，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对社会失范危机作出相应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其实起源于礼崩乐坏之后的社会失范危机。作为时代的发言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并逐渐形成众多思想派别，演绎为精彩绝伦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史诗。顺便说一句，中国思想史上还有两个时期，同样适用于“脱序”理论，一个是魏晋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

（摘编自秦平《中国哲学的故乡之旅》）

材料二：

雅斯贝尔斯将人类文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轴心时代、科技时代。在这四个文明发展的阶段之中，轴心时代具有非凡的意义。正因为此，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突破期”，而将这之前的“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及其之后的“科技时代”统称为“间歇期”。前一个间歇期为轴心时代的突破集聚了必要的能量，轴心时代则为人类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树立了标准。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人类文明具有同步性，几乎是在同时，在中国、印度、中东以及希腊这一地理轴心上，在思想上出现了辉煌的成就。

尽管“轴心时代”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经历的阶段，但“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框架，至今仍然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和行为准则。雅斯贝尔斯强调：时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雅斯贝尔斯明确反对欧洲中心论，重视东方的文化，呼吁“我们再也不能置伟大的亚洲世界于不顾，将其看作是处于永久停滞状态下的非历史性民族”，要将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实现了突破，在精神上达到了跟西方一样的深度”。

雅斯贝尔斯对儒家学说非常感兴趣。在他的眼中，孔子是一位以“仁”作为其核心观念的哲学家，他希望“仁”不仅能够再次决定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还可以在一种真正的世界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人类交往”的特征。雅斯贝尔斯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技术时代产生它自己的新的自由形式。”

（摘编自何立波《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历史构想》）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姜还是老的老”“我上次听到这句话，还是在上次”……这类毫无意义却又挑不出毛病的语句，被人们戏称为“废话文学”。在信息获取和观点表达日益便捷的今天，这类对文本符号的二次改造与“语言玩梗”大行其道，不禁让人好奇，互联网语境下，“不好好讲话”的魔力究竟在哪儿？

最初的“废话文学”，内含着人们戏谑、反讽与抵抗意味的阴阳怪气。过去“路遥车马慢”，信息承载量与传播速度都很低，寄信隔着万水千山，发短信要字斟句酌，人们恨不得一句话把所有事情讲完。互联网时代，看完某篇形式主义言辞空洞的文章，围观一个长达几分钟但内涵不超过两句话的无效视频，大家惊觉，原来互联网时代，早已不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出于对低信息增量内容的不满，人们开始用语言予以反击。这一届年轻人偏爱“躺平”，用消解无用信息的方式，就是用同样的“无意义”进行风险对冲。于是，“废话”式名言警句被改造出来，并活学活用于各类语境。

“废话文学”的生产十分简便，把单位从分钟变成秒、用同义词西红柿替换番茄……实在不行，还可以向鲁迅先生学习，把说过的句子再说一遍，“你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废话，另一句也是废话”。由此一来，“不好好说话”便演变成某种社交策略，“废话文学”在本身语义之外，逐渐衍生出各场景独有的意义和情绪表达。面对朋友空洞的长篇大论，一句“除了内容，你说得都挺好”，就能以戏谑的口吻表达出某种不满，含蓄中夹着杀伤力，对方也不至于下不来台。

有人在快乐之余不禁担心：“有话好好说，有理好好讲，当文本含义都被造梗和玩梗稀释，语言会不会变得空洞而浮躁？”相对于“绝绝子”等网络热词折射出的语言匮乏，“废话文学”的二次创作似乎更具有创造力，可“废话文学”信息密度很低，其本质也是另一类“无效信息”。适度玩梗怡情，奚落可以对抗空虚，但不分对象、场合地过度沉迷用此类文体表达自我，或许也容易被人评价“无聊”。现实生活里，大家并不会在文书或者合同中用“废话梗”，也很少干扰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网络平台上看似任性的“不好好讲话”，实则在“内卷”严重的当代社会，为情绪的宣泄与流动打开了一个出口，为平淡的生活增加调剂，“因为有趣，所以流行”。

“无意义”信息并非完全无用，戏剧化地颠覆常态，在滑稽的反差感中吐槽与自嘲，也是当代的某种生活方式。当人们“不好好讲话”时，看似无意义的语句，或许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摘编自余冰玥《废话文学：为什么大家喜欢不好好讲话》）

材料二：

“但凡你这话有点道理，也不至于一点道理没有”“你一定行的，除非不行”……废话文学本无意占用公共资源，最近却走红了，占了很多热搜、流量、版面。作为网红句式，废话文学以讽刺和调侃的方式让人释放压力、缓解情绪，在对惯性思维的解构中呈现或无奈、或搞笑、或反讽的情绪，通过对原有文本的吸收、转化形成二次创作，实现对垃圾信息的反击，引发大家的共鸣，因此成功“出圈”。

废话文学的戏剧效果来自预期的意外，尤其是通过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话语的调侃，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当听到有人发表正确但没用的讲话时，就不禁想给个评价：“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既是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解构，更是对没营养的讲话的讽刺和调侃。“三人行，必有三人”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解构，“床前明月光，疑是明月光”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解构等，都通过惯常逻辑的断裂、语义鸿沟中的落差产生了戏剧效果。

废话文学能火到“出圈”，就是因为它兼具多种特性，适用多个人群，利于大众参与。理解废话文学的门槛在于，受众要明白废话文学是一个梗，而不是说话的人真就背错古诗词了。废话文学的代表性语句也分很多类别，有的属于自我重复，例如“一日不见，如隔一日”；有的属于自我矛盾，“据我所知，我一无所知”；有的则逻辑严谨，或单位转换，“十年磨一剑，五年磨半剑”，或语态转换，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江南岸被春风绿”，或同义词转换，“不能说毫无关系，只能说完全无关“。废话文学的“出圈”说明，等一个“包秋”响，结果“包袂”自己垮了，同样能给人带来快乐，还能引发广泛共鸣。这些当年给作文凑字数的车轱辘话如今有了流量，自然就能带来收入。看来如果废话连篇，也能收入翻番。

废话文学源远流长，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之言……

废话文学也许还有帮助学生填满800字的考试作文和记日记的作用。当然，写作文与其依赖废话文学不如真正看几本书，文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呈现生活的广度、思想的深度、信息的密度等方面，文字游戏并不是文学现象，把废话提高到文学的高度是对文学的碰瓷，虽然文学也是文字的艺术。当然，如果学生真写废话文学的句式了，也不必过度解读，这只是一种孩子觉得有趣的风尚，如果以后重新翻开今天的日记本，可能也是不错的回忆。只是如果过几天废话文学过气了，老师认为废话文学的句式是语病，给学生写的作文扣分可怎么办？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那我一定是说对了。

（摘编自党云峰《废话文学：有话偏不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