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湿地中有机质的不完全分解导致湿地中碳和营养物质的积累，湿地植物从大气中获取大量的二氧化碳，成为巨大的碳库。湿地又通过分解和呼吸作用将二氧化碳（CO₂）和甲烷（CH₄）排放到大气中，湿地能发挥“碳汇”和“碳源”两方面的作用。

湿地，特别是泥炭湿地中储存着大量的碳。当沼泽的水热条件十分稳定时，沼泽中的泥炭不参与大气CO₂循环。湿地中的微生物活动相对较弱，植物残体分解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十分缓慢，因此形成了富含有机质的湿地土壤和泥炭层，便起到汇集或固定碳的作用，即是碳汇。

湿地也可成为温室气体的释放源。湿地中有机残体的分解过程产生二氧化碳和甲烷。全球天然湿地每年释放的甲烷约为10亿-20亿吨，全球水稻田每年甲烷的释放量约为2亿-15亿吨。

如果湿地遭到破坏，例如，一味地围湖造田，湿地被排干或者温度持续升高、降雨减少，会导致湿地土壤水分减少，土壤中微生物活力增强，沼泽失去碳积累的能力，加速了泥炭或草根层的有机质分解，增加了二氧化碳向大气的净释放量。

如果，直接开采泥炭将其作为燃料燃烧，就会更迅速地把泥炭中多年积累的大量的碳氧化，使几千或上万年来由大气中二氧化碳形成的有机物质重新以二氧化碳的形式返回到大气中，湿地就会由“碳汇”变成“碳源”，从而加剧全球变暖的进程。泥炭地的丧失对全球气候来说后果非常严重。

保护自然湿地，它就能发挥减缓气候负面变化的减少碳排放、把碳留住即宝贵的“碳汇”作用；反之，破坏湿地，它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源源不断地把碳释出，向大气圈释放CO₂和CH₄等温室气体，产生恶劣的“碳源”效果。

（摘编自郭耕《湿地减碳作用与气候变化》）

材料二

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效应维护着人类及万物赖以生存的各种复杂生态循环系统的微弱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会面临严峻的威胁。《巴黎协定》提出在全球范围内使人为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与大自然吸收总量相平衡，即碳中和。碳中和不是二氧化碳零排放，而是一个国家之内的净零排放，即一个国家领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大自然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相平衡。其目的是维持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大致平衡稳定，防止气候变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展示了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新努力，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

不论是碳排放达峰目标还是碳中和愿景，对中国的发展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从挑战看，首先是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缓冲时间短。与欧洲相比，欧洲大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现碳达峰，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事后才知道什么时间二氧化碳排放出现峰值，达峰之后经历漫长平台期开始缓慢下降，然后即将走向快速下降，走向碳中和。欧盟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与达峰时间的距离是65-70年。我国则是人为设定了达峰时间表，现在二氧化碳排放仍在攀升，没有看到峰顶，实现达峰还需要做出艰苦努力，还要考虑实现碳中和。但我国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与达峰时间的距离是30年，缓冲时间很短，这是我们的最大挑战。

其次是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水平较高。数据显示，中国单位GDP碳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这很大程度要依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降低能耗、碳排放水平。

从机遇看，首先我国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激发更多创新活力，从根本上支撑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实现。

二是可借鉴国际诸多先进减排经验。过去近30年，国际上积累了有关大气污染物减排、二氧化碳减排、能源低碳发展的诸多经验，包括政策工具、市场设计、技术积累、管理经验甚至前车之鉴等，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利于缩短实现碳中和的进程。

三是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不断进步。以光伏发电成本为例，1990年每千瓦时光伏发电成本约100美元，2000年降低到10美元，现在的平均水平是5美分，2030年以后肯定是继续降低的。从中远期看，低碳技术的成本将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助力我们降低碳排放。

四是非化石能源替代水平与能效进步表明实现碳中和具备可行性。2019年，我国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约2000亿千瓦时，折合6000万吨标准煤。如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我国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提高到每年3000亿千瓦时，即每年可以提供1亿吨标准煤的非化石能源，坚持30年即新增30亿吨标准煤的非化石能源，如果届时能源效率再提高50%，我国能源消费量到本世纪中叶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左右，我国在2050年左右有实现碳中和的可能。

五是中国实现碳中和有市场、制度等多重优势。我国民众力量、市场选择和制度优势都会对碳中和起到促进作用。发挥好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调动民众、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积极性，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摘编自李俊峰《碳中和下中国发展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美丽”的范畴，不单是指绿水青山，更是好的精神气象、社会风貌、城市形象和生态环境;“美丽”表明了党对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清晰规划。提升全民审美素养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对大学美育的认识必须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学美育也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和发展。

关于美育，蔡元培先生有“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之说。美育不只是教育工具，美本身就是教育的目标，北大教授叶朗认为“美育属于人文教育，它的根本目的是发展完满的人性，让人超越‘自我’的有限存在和有限意义，获得一种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回到人类的精神家园。”在人才培养的层面上大学美育的价值更是无可取代，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大学美育可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们认识到真正的审美不是针对流行文化的表面现象，而是应该对传统文化之精髓有欣赏、感悟、理解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有思想之漱荡和灵魂之震撼。如果大学里缺乏系统性、高质量的艺术基础知识普及和鉴赏，缺乏艺术美有思想的传播认知，那么人类艺术和文化瑰宝中的建筑、雕塑、戏剧、戏曲等众多形式对大多数人而言，也仅仅是毫无生活经验、完全空洞的概念，缺乏灵魂和光泽。

其二，大学美育为学生的审美判断提供工具以及体系。艺术教育正是培养审美素养的主要途径。是每个人走进艺术和美的世界的重要之路。在大学设立相关的公共艺术课程。正是开展美育工作的主要渠道。教师通过不同的形式让美育得以传播，学生在感受、欣赏和理解美的过程中产生对美的感性和理性的思维，并能够将美有内容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在体验过程中完成思想的升华。

大学美育应该在文化融合、文化创新等维度中有效地展开。具体来说，一要坚持正确思想引导，开展积极丰富的美育实践活动。以实践为主。通过相关活动为当代大学生搭建美育平台，让他们在“互联网+”时代摆脱低俗网络文化的干扰。而且，有更多机会学习和了解人文艺术通识，走出校园，走进社会， 在社会服务与美育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心智的锻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要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美育意识，提升大学生的美育能力。知性、感觉、直觉、想象力、创造力等，都是融合了理性和感性元素的综合体，每个人都需要对自身进行全面认知。各大高校，应该重视美育在教育中的全过程培养，让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科学知识、思想理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相互结合、相互促进，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三是要丰富完善高等院校的美育体系，提高美育教学质量。高校教育体系的教学要求、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需要对美育课程体系有更具前瞻性的建设。大学美育建设必须积极增加教学资源、改进教育方法从而达到促进美育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的目的。

(摘编自汤旭梅《新时代呼唤大学美育教育新作为》)

云南民族体育文化源于人民的劳动和生产，发展于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经济基础,随着社会的变迁，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一些传统的体育文化因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而逐渐被破坏，乃至消失。传统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也随着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变化处于濒临灭绝或退化变异的状况。

从目前来看，云南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成熟、学科体系不健全、基本概念表述不全面、传统运动项目的挖掘和保护不科学、特色体育文化村寨开发不合理等问题制约了云南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导致了民族体育文化越来越不受到重视，人民传承的意识越来越淡薄，人民在参与体育活动时过于追求现代化的运动项目，阻碍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人民在传承云南民族体育文化过程中缺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性，很多人眼中只看到了外国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的优越性，在参与体育运动中过多地选择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缺乏对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缺乏对民族体育文化内涵、价值的理解，导致民族体育文化在发展、传承中失去了原有的体育文化价值，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云南从古至今就以她的“美丽、丰饶、神奇”显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天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更应该加强旅游业的发展，扩大旅游业的规模，与沿边地区加强旅游合作，特别是结合各民族的体育文化节，制定各民族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周”、民族体育文化宣传月"。如借助傣族“泼水节”的赛龙船、放高升，白族“三月街”的赛马，纳西族的东巴跳等等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与周边国家、地区、民族加强交流。在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的时候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民共同参加民族体育盛事。同时在民族体育盛事中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产品，如瑶族的绣球、毽子，佤族的木鼓、鸡棕陀螺等，这些民族体育用品可以制作成民族体育文化产品，这样在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了很好的传播和发展。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应抓好机遇，大力向沿边国家、地区宣传云南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展现云南民族体育的“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风貌，同时也成为云南体育旅游业的一个新的亮点，为云南旅游事业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云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传播、发展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一带一路”建设是幸福路、必由路，云南是重点门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敲门砖，是搭建政治互信、文化互通的桥梁。因此，云南省应加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开展文化交流、旅游资源开发和品牌塑造研究，通过多种渠道打开云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往世界的大门，让全世界都认知与了解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摘编自金南何茂玉林聪《“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研究》)

“无讼”概念源自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这体现了孔子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无讼”观念是调剂社会关系的美好愿景。在当今中国，尤其在广大的乡村社会，这种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即在发生纠纷时通常愿意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而非直接诉诸法律。

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做到“克己复礼”，约束私利，天下就“归仁”了，个人也就成为“不忧不惧”的君子，从而构成“君子”社会。君子“既明且远”，就可以从政来治理社会。如何调解社会纠纷矛盾？诉讼必不可少，但诉讼的目的是止讼以至无讼，消除诉讼的社会根源。孔子反对以力服人的强暴统治，强调道德模范的引领，认为这是实现无讼的关键。以道德和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从而实现“仁者”爱人、识人、容人而无诉讼纷争的理想社会境界。

虽然孔子的“无讼”理想没能成为当时现实的社会场景，但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却贯穿于中华文明始终。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称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的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费孝通称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知礼是每个人的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近代以来从欲望到需求的文明转换，使乡土中国进入乡土重建。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尽管当时中国已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但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牢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况且，依照现行法去判决，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费孝通认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要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进行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不但法治秩序效果不好，而且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就会先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构建中，如何化解发生在人民内部的社会矛盾？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其实质是对无讼的追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枫桥经验”创造了依靠发动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就地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管理方式，达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良好效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发展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社会运转方式发生相应变化。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成略。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的无讼思想无疑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在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许多地区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以“无讼社区”建设为抓手，以“诉调对接”为核心，以“息争止讼”为目标，针对快速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剧增，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公证调解、仲裁调解等方式，打造综合性调解平台，节约了诉讼资源；在平台上预约服务，将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制度化下沉社区，根据群众需要定时定点到社区办公服务，将绝大多数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无讼社区”建设就是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立规矩、以德治扬正气，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倡导“和为贵”理念，主要针对民商事纠纷，本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人民调解前端介入，运用“诉调对接”方式，对调解结果进行司法确认，增加调解的权威性，达到“息争止讼”目的。大邑县通过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五治”综合发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无讼社区”建设，在基层社区进行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其实践是成功的、可资借鉴的。

（摘编自徐平《建设“无讼社区”实现有效基层治理》，有删改）

以优雅表达治疗“语言癌”

刘巽达

台湾媒体新近提出一个名曰“语言癌”的概念，一时间应者甚众。最先“发难”的对象，是“做一个……的动作（如“拥抱”“微笑”“按摩”“点餐”）”之类的冗词赘句。这些词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得非常烦琐，无意义地叠加赘词。最先表现在服务行业，似乎长一点的句子听起来较为委婉、温顺、礼貌，但一旦敷衍开去，不分场合，全都“拉长”。这种“语言的癌细胞不断增生”，扩散到大众口中，也入侵到标语及平面媒体里，甚至渗透到文字语法中，这就令人担忧了。

“语言癌”这一新概念，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引起两岸媒体与学界的关注与热议，乃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命门。现代人无法用精准的中文表达，已然不是一两天的事，而是积久之弊。当触摸手机屏幕点赞大面积代替词语表达，当音频和视频大范围代替文字表述，当非规范的网络语言吞噬规范中文，当“西语”未加消化地侵入汉语，“语言癌”就在这一片雾霾中渐渐生成。

也许有人认为，“语言癌”的症状在台湾地区较为明显，大陆症状略轻。笔者并不以为然，在这一点上，两岸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对此，著名作家余光中认为，这和中文的“恶性西化”有很大关系，大家只顾学英文、看翻译小说，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结果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化简为繁，以拙代巧，加上电视、网络推波助澜，遂将“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台湾作家张晓风还分析说，电视记者常在现场连线时拉高音调，吐出长串累赘、不知所云的话语，这种“腔调”潜移默化感染到受众，“癌细胞”就一点点扩散了。这些分析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咱们这边的电视节目“口水”也不少，“讲变态中文”在现实中更是常见，“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90后说话，前缀后缀经常是没完没了的“然后”。

在“语言癌”话题引发广泛共鸣后，台湾有关部门纷纷亮出应对方策，比如在会考中适时出一些“语言癌”的辨正题，引导教学，提升语文表达能力；比如在未来修订语文领域课纲时，将提升表达能力列为重要项目，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讨论、上台讲话，等等。这些从青少年抓起的举措无疑是可喜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要形成说“雅语”的“雅风”，一要精准，二要生动，三要雅致，人人以此要求自己，并蔚然成风，才会感染到青少年。毕竟，对语言最大的影响，是社会文化，它不但存在于媒体之中，还存在于人际之间，无孔不入，深入肌理。

打造健康环保的“绿色语言环境”，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流行语中的健康新生词语，并及时融入语言河海，丰富语言宝库；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适时进行语言清污，对形形色色的“语言癌细胞增生”梳理判别并加以遏止，让它们在“雅语雅风”面前式微。唯有如此，“语言癌”才会逐步治愈。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14日 02版）

材料一：

敦煌学是目前世界上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为何敦煌如此特殊，能形成一门以其地名而命名的学科，而且成为世界关注、举世闻名的学科？

敦煌引人关注是由其地位决定的，敦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汉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在西北，对外交往的通道主要就是丝绸之路。不论丝绸之路分几条道路，但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通过敦煌，来自异域的物种和文化传到了中国，中国的丝织品、钢铁，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也经敦煌传入天山南北和中亚，并经中亚远播欧洲。

敦煌在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地位，赋予敦煌以地名学的条件。能产生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敦煌学，则主要缘于敦煌文献的发现。1900年，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了藏经洞，里面有中国中古时期的各类文献6万余卷。除了宗教文献，还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医学等诸多方面的资料。

敦煌文献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中国的史学传统是当代人基本上不修当代史，当后世修前代历史时，主要利用前代留存下来的官方实录等各种档案文献，史家对这些档案文献进行提炼、考释，并根据官方意识和史家个人的史德、史识进行取舍分析，再加上所处的位置及政治倾向的限制，还有史书体裁、体例和字数的局限等，可能大部分是提纲挈领的记述。如魏晋隋唐时的均田制，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都是简略的提纲，缺少具体内容，从而使史学界怀疑均田制是否实行。敦煌所发现的文献，就是未经后世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献，其中有许多关于实行均田制的具体细节，如授田、退田、给田等。通过对这些文书的解读研究，我们知道均田制确实实行了。

敦煌文献包含范围非常广泛，被称为“学术的海洋”、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文献在敦煌发现，也主要是敦煌的地域文献，但它绝对不仅仅是敦煌的地方文献，而是全国的文献，要跳出敦煌，放眼全国。还有中国以外的文献，如梵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反映了中国以外的历史文化，是了解、研究世界历史文化的绝好材料。

敦煌学成为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敦煌的石窟。这是“西夏学”“徽学”“吐鲁番学”等无法可比的。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从4世纪到14世纪，人们在这里连续开窟造像，形成了南北长1700余米来的石窟群。作为中国西部的边郡敦煌，能够产生如此宏伟的石窟艺术，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从汉代开始，尤其是魏晋时期中原文化在敦煌积淀，中西文化交流趋于繁荣。作为丝路“咽喉”，敦煌最先接触到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的文化艺术，使佛教艺术与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

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而佛教艺术源于印度、并经中亚传入中国。所以，在敦煌石窟中必然会有许多印度、中亚艺术的痕迹。如莫高窟是建筑、壁画、雕塑结合的产物，仅就壁画的内容而言，它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情况，如生产劳动、风俗礼仪、民族关系等。因此，法国人将敦煌壁画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敦煌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结晶，除了佛教，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如敦煌壁画上发现的玻璃器皿，表现了萨珊波斯的艺术风格，由此可以探讨西亚地区玻璃器皿的制造工艺。

虽然敦煌艺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佛教艺术的源头也在印度，但敦煌文化却有独特的地位。莫高窟的创始者乐僔是敦煌本地人，这就说明，敦煌艺术也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反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刘进宝《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

材料二：

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每个使用者在遵守命名学原则的基础上，都可以有自己的界定，每个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人见人殊。一般意义上，敦煌学的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的文献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辅。

敦煌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不仅与其他相关学科部分地重叠交叉，而且各部类之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叠关系。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大辞典》的“敦煌学”词条中，主要依据敦煌学的研究对象，确定敦煌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李正宇则认为敦煌学“是包容了诸多单体学科，兼有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意识形态科学的特殊学科”。

按现代学科分类，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不仅涉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文科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医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所以，多科性或多学科交叉是敦煌学的本质特征。但是，敦煌学不是其所涉及十几个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种学科的联合体，而是由各学科与敦煌有关的部分组成的新兴交叉学科。

（摘编自郝春文《关于敦煌学之命名、内涵、性质及定义的探索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