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重大灾害、困难，文艺的作用不言而喻。文艺界抗击疫情主题MV《坚信爱会赢》推出后，官方微博点击量一天内突破900万，之后在多家网络视频平台上线，在二十家卫视和百余家地方电视台播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优秀的文艺作品在鼓舞斗志、慰聚人心方面的独特作用。面对严重的灾害，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更好地搞好创作、不辱使命呢？

首先，应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疫情防控斗争中的精神气象。这次疫情危害严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也使主旋律更为激越。全国人民用切实的战“疫”行动映射出昂扬向上、共克时艰的时代精神气象，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深厚底蕴。比如，一批批医护人员离开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奔赴抗疫一线，年轻护士因长时间的封闭工作疲惫不堪却仍然冲锋在前、恪尽职守……全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战胜疫情努力着、奋斗着，体现出整体组织性和个体自觉性的高度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正像歌曲《坚信爱会赢》所说，“长江黄河水流长，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

其次，应致力于“身临其境”的感发和形象真切的表达。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身临其境”、有感而发。“身临其境”并不是说一定要涉身疫区，其中的关键，是用真情去体会，用真爱去触发，把其中带有普遍性的、能够引起人们广泛共鸣和深刻触动的精神内涵、炽热情感表达出来。二是形象生动的表达。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思想倾向“应由情境和情节本身产生出来，而不应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应该“通过情节发展本身生动活泼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面对疫情的创作也是如此，应用生动的形象、词句、情节、旋律去描绘、表达，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宣示、口号上。近日一幅《全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的漫画被网友大量转发、点赞，正是形象化表达的功效。

最后，应抱有更为高远的艺术理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是在不断战胜灾难中前进的，一方面抗击疫情促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彰显了制度的优势和人性的光辉；再者，战胜疫情的经历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提升精神高度、完善文化心理结构的契机。疫情中当然也暴露出了一些价值观的落后和社会治理的短板，显现出一些人精神境界的低洼和公德意识的薄弱，这些都可以在高远的艺术理想中，通过恰当的艺术形式去对比、去反思、去呈现，给人以灵魂的触动和警醒；抱有远大理想，同时也会促进当下以团结鼓劲为主的创作水平的提升。这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都是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升增添新的力量。

（摘编自袁正领《如何把握战“疫”主题下的艺术创作》，有删改）

材料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以表现时代、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着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在叙事艺术、影像质量、表演水准、艺术风格上都实现了跨越式进步。然而，当下现实题材创作包括某些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在题材拓宽的同时，精神内涵却日益稀薄，在不同题材类型中都存在以情感表现填充或置换社会现象的问题。如《亲爱的翻译官》等“时尚职场剧”所展现的职场与真实职场存在隔膜。此外，亟待提升的还有创作中的艺术真实性和身临其境感。如果说细节不真实还是艺术功力不足的表现，而“作品局部真实却整体虚空”等问题，就不只是艺术功力的问题，它损害的是“揭示真实”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功能。值得关注的还有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中典型人物形象较少，人物符号化、定型化、泛偶像化等问题。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对生活的同格化描摹，它需要对现实进行提炼和概括，需要塑造一批紧扣时代发展，生动鲜活且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形象。最后，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以网文IP为基础的流行价值认知及公德意识之间存在较大冲突。许多作品虽然影调唯美，但却缺乏真实的质感之美，且在价值观上过度迎合年轻观众的流行认知，如“颜即正义”的感官崇拜、金钱权力迷恋、耽于梦想等；只有少量作品如《春风十里不如你》《一起同过窗》有着较强的生活实感，体现了青年人应有的思想格局。

（摘编自戴清《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如何才能羽翼丰满》，有删改）

以易解史，即是以易学思维来认识历史、评论历史，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班固作为封建正统史家的代表，他撰述《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自觉以儒家思想作指导。而在儒家“六经”中，《周易》在班固心目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以“六经”为诸子之源，而视《周易》为“六经”之首，“《易》的尊崇地位的确立，班固是立了功的。”正因此，《汉书》重视以易解史，成为汉代史学以易解史的重要代表。

《汉书》深受《周易》及汉易时代天人一体思维的影响，以易学思维为依据，以历史学的形式对天人关系做出了新的探讨，从中表达了对于社会和谐的向往与追求。

首先，“列人事而因以天时”。《四库全书》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汉书》在天人关系上，明确认为人事需要顺应天道。《律历志上》说：《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班固明确认为，“列人事而因以天时”，这是孔子作《春秋》的旨趣，也符合《易》的精神。这里所引“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和“治历明时”，分别出自《革卦》的《彖辞》与《象辞》，前者以汤武革命之事发论，肯定其乃顺天应人之举，所以取得成功;后者字面含义是整治历法以明四时之序，意为治理国事需要取象历法。二者其实都是强调人事需要取法天道，也只有取法天道才能成功。

其次，“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人道仿效、顺从天道是促成人事的先决条件。如何仿效、顺从天道?《汉书》以《易传》为依据，提出了“财成辅相天地之宜”的思想。《汉书》的这一思想，集中见于《货殖传》的叙述，文中阐发了“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的思想，主张要顺应自然节气，养育积蓄万物，以足备功用。其中“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一语出自《泰卦象辞》，这里“后”指圣人君主，“财”通“裁”，是讲如何调整和节制天下万物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一语出自《系辞上》，孔颖达随文疏曰：“谓备天下之物，招致天下所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为天下之利。”论述了物与用、器与利的关系，只有达到相互间的平衡，才能成就天人之间的和谐。

再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汉书》不但强调天人、物我的和谐，而且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一，“上下序而民志定”，肯定上下、尊卑秩序的建立是达成社会和谐的基础。这句话源于《履卦象辞》，原文为：“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意思是说只有辨明上下秩序，百姓才能安定其志。其二，人主需“德配天地”，以德治民，以德服远。《汉书》强调君德的思想依然来自《易传》。所谓“德配天地，明并日月”，语出《乾卦文言》，原话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所谓“大人”，当然是指统治者。《汉书》以《易》为据，希望统治者德配天地，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万邦和谐的理想。

(摘编自汪高鑫、陶有浩《<汉书>的以易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