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韵文化纷繁多元的各色韵致中，体现其内在特质的精神谱系，是构成宋韵最根本的内核所在。“宋韵”实具备以下精神。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核的民族精神。纵观中国历史各个时期，对“一个中华”的认同始终一脉相承。两宋时期虽有政权与军事上的对抗，但各民族间交往历时长久、融合程度深厚，均秉持华夏一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共同实现了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终成熟奠定基础，也将理念、制度、文教、礼仪，典籍等中华文明影响力传播至东亚等邻近地区。宋韵文化离不开两宋与少数民族政权的频繁联系，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其面对的历史困境和为应对困境而被激发的新思路、新空间、新努力。

饱含家国情怀和传统美德的爱国精神。爱国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历史地看，面对外来武力威胁，两宋社会和民众体现出捍卫主权、维护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还大量表现为忧国忧民、关切内政的责任意识，例如文人士大夫不断提出改革内务弊政、惩治贪官污吏、奖励农桑实业、治理地方混乱等匡时救世的主张。表现出对国家的关怀与忠诚，对人民生存境况的体恤与同情，为道义、为理想大义勇于担当、敢于牺牲的凛然气节。

植根海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开放精神。两宋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经济利益的历史，也是对外交流孕育开放精神并产生巨大历史推进作用的过程。对外而言，宋代登上世界经济舞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并扮演重要角色，形成国内外市场紧密相连的开放市场，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在向外部世界不断拓展的同时，内部环境随之发生变革，商人阶层和手工业群体不断壮大，城市空间和市民阶层兴起，思想观念得到解放，身份背景相对淡化，平民化、世俗化元素大量涌现，“人”的价值得到关注，市民文化繁盛，开放精神蔚然成风。

孕育于多元包容社会环境的创造精神。两宋时期特殊的时代境遇，带来巨大的发展困境，也激发出异于常态的创造力。北宋自建立以来，即行“偃武修文”文治政策，又因面临重重内忧外患而采取“全然由客观环境关系而被动施行的在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邓广铭《（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相比其他历史时期，宋代帝王总体上善待文人，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相对宽松包容，与经济发展、书籍传播、科举受到重视等一起，对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起到保护促进作用，创造精神及其作用发挥获得了丰厚的时代沃土。

勇于探索、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与科技成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纵观世界各大文明演进历程，特别在关键节点，先进的科技生产力都是耀眼的文明之光。宋代文化下沉、教育普及，形成钻研探索的知识社会氛围和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科技成就斐然。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具有世界影响力，天文、历法、数学等基础科学成就显著，农业科技、治金术、丝瓷工艺、航海技术、医学等应用技术推动社会发展，两宋时期军事对抗激烈，武器制造也精益求精。

深怀社会关切、践履社会职责的人文精神。两宋士人群体突破获隘学术之园，秉持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深怀忧患意识，关心国家命运前途，不避权成，学必来新，主志“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们注重儒家思想的世俗化、生活化，积极投身于道德涵养、民众教育、基层治理、社会福利、交往规则等社会建设，成为构建日常生活秩序规范、增强共基社会凝聚力与稳定性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陈野（《追寻宋韵的历史深致》）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契诃夫是西方戏剧艺术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擅长用简洁凝练但又意味深长的生活化语言来表现人物角色的精神空间，从而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诗意化挖掘。这种诗化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影响了一大批中国戏剧作家，曹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借鉴契诃夫诗化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努力结合本土文化创新实践，从而使其剧作呈现出富于民族审美特性、独具特色的新型戏剧风格。

曹禺的多部剧作，无一不清晰地体现其创作深受欧美剧作家尤其是契诃夫的影响。他曾多次坦言自己对契诃夫的诗化现实主义戏剧风格的欣赏与钦佩，他说，若将契诃夫与世界著名戏剧家相比，他的剧本“与莎士比亚以及易卜生的话剧都不同”，“它显得很深沉，感情不外露，看不出雕琢的痕迹”，“契诃夫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我发现，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因此，虽然《雷雨》大获成功，但曹禺并不满意，他开始不断反省，“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的那一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这段话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曹禺对契诃夫的推崇。曹禺将这些思考付诸戏剧创作实践，陆续创作出颇有别于《雷雨》的《日出》《原野》等剧作。

相比传统戏剧注重对故事情节与外部冲突的设计，契诃夫的剧作更注重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他曾说：“在生活中，人们并不是每分钟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角逐情场，更为经常的是吃饭、喝酒、玩耍和说些蠢话。所以，应该把这些反映到戏剧舞台上去，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通过对诸如吃饭、聊天、喝酒等日常生活题材的刻画去挖掘背后隐藏的戏剧性，因而契诃夫在戏剧创作时一般都使用一种朴素简洁的戏剧语言。表面看来，似乎没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那般华丽典雅、酣畅淋漓，但仔细品味便会发现其戏剧中每一句对白背后都隐藏着故事人物的内心隐秘，观众只有在反复揣摩对白后，才能洞悉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与心理逻辑，才能把这种看似间断无关联的语言串联起来，从而明白其中真正的内涵。对于这种创作风格，曹禺非常欣赏，并将其付诸戏剧创作实践。

契诃夫的戏剧语言虽简洁凝练，甚至看似简单，但却充分体现出一种散文诗般的风格，极富诗意。有些对白，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深刻透露出剧中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有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也恰如其分地抒发了人物的孤独忧郁。比如在《海鸥》中，剧中人物妮娜说：“我是一只海鸥……啊，不是的。我是一个女演员。”这种朴实无华但却充满诗意的契氏戏剧语言风格，深受曹禺欣赏与推崇，并被他用于自己的戏剧创作，从而体现出一种诗意特征，一两个简单的词语或几句简单的对白，甚至几个常见的语气词，就能展现出故事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在某些情况下，更是用无声的语言来抒发委婉悠长的诗化意境。正因如此，钱谷融先生说：“曹禺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诗人”的素质，促成曹禺将剧作的语言锤炼得极富抒情性。

以曹禺为代表的中国戏剧作家，通过借鉴契诃夫戏剧艺术的创作思想，并将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表现手法相结合，从而使舶来品话剧历经百年吸收、消化和创新，终于演变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种戏剧艺术形式，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典型文化现象。

（节选自周海云《曹禺与契诃夫戏剧语言艺术的比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