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地质学清楚地揭示，各个大陆过去都曾经历过巨大的环境条件变迁，所以我们可望在自然条件下看到生物的变异，如同它们在驯养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只要在自然状况下有变异发生，那么认为自然选择不曾发挥作用就很难解释了。常常有人主张，在自然条件下，变异量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但这是无法证实的。虽然只是作用于外部性状，并且其结果很难确定，但人们却可以将驯养生物个体的微小差异逐渐积累起来，并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产生巨大的效果。物种中存在着个体差异，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除了这些个体差异外，所有的博物学家还承认有自然变种的存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值得在分类学著作中记上一笔。没有人能明确区分开个体差异和微小变异，也难以区分特征明显的变种和亚种，以及亚种和物种。在分离的大陆上，或在同一大陆被某种障碍所隔离的不同区域内，以及孤立的岛屿上，存在着如此多样的生物类型，它们被一些有经验的博物学家归为变种，或被另一些博物学家列为地理种或亚种，而另一些却将其列为亲缘很近、特征明显的物种。

如果动植物确有变异，不管这一变异是多么微小和缓慢，只要其变异或个体差异在某一方面有益于自身发展，它们为什么不会通过自然选择将其保存和积聚起来，即所谓最适者生存呢？如果人们能够耐心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变异，那么在复杂而多变的生活条件下，那些有利于自然界生物的变异为什么不会经常产生，并得到保存或选择呢？那些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起作用的，并严格审视每一个生物的全部体制、构造和生活习性的选择力量——择优弃劣的力量，会受到什么限制吗？据我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这种缓慢的，并巧妙地使每一种生物类型都能适应最为错综复杂的生活条件的力量。仅此一点，自然选择学说已是极为可信的了。我已经尽可能忠实地将反对这一学说的种种疑难问题和意见加以概要地综述，现在我将转而谈谈支持这一学说的各种具体事实和论点。

物种只是特征显著而稳定的变种，而且每一物种开始时都只是变种。根据这种见解，我们就很难在通常认为是由特殊创造行为而产生的物种与由次级法则所产生的变种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来。而且我们还可以了解为什么在某一地区内已经产生了归入同一属内的许多物种，并且这些物种现在仍很繁盛，仍会有那么多的变种存在。因为在物种形成很活跃的地方，按照一般的规律，可以确信这种作用仍在继续。当变种是初期物种时，其情形确是如此。另外，大属内的物种，为了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变种的性状，就需要产生大量的变种或初期物种，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差别要比小属内的物种小。大属内亲缘关系密切的物种显然在分布上有明显的限制，它们按亲缘关系围绕着其他物种聚集成许多小的群体，这两点都与变种的特征相似。假如承认每一物种都是独立创造出来的，上述关系就显得颇为奇怪而无法理解了。但若认为它们起先是以变种形式存在的话，上述关系就颇易理解了。

（摘编自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证明》）

材料二：

关于物种起源的问题，可以想象，一个博物学家对生物间的亲缘关系、胚胎关系，其地理分布、地质演替关系等问题进行综合考虑之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物种不是由特殊创造行为创造出来的，而是跟变种一样，由其他物种演化而来。尽管如此，这种结论即使有根有据，如若不能说明这世界上的无数物种是如何发生变异才获得令我们惊叹不已的构造及其适应特征，也仍难令人满意。博物学家常以食物及气候等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作为引起变异的唯一原因。从部分意义上看，这可能是对的，这一点以后还要讨论。但若以外部环境条件来解释一切，那就不对了。比如说，只用环境条件变化来解释啄木鸟的足、尾、嘴和舌等构造何以能巧妙地适应取食树皮下的虫子，恐怕难以奏效。又如槲寄生，它从树木吸取养料，靠鸟类传播种子。作为雌雄异花植物，它还需昆虫才能传粉受精。假若我们仅靠外部环境或习性的影响，抑或植物本身的什么倾向来解释这种寄生植物的构造特征以及它与其他生物间的关系，肯定于理不通。

因此，搞清生物变异及相互适应的具体途径，是极其重要的。当我观察研究这个问题的初期，觉得要解决这一难题，最有效的途径便是从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入手。结果的确没让我失望。虽然我常觉得由家养而引起变异的知识尚不完善，但总算为我们处理各类复杂事件提供了最好、最可靠的线索。此类研究虽常为博物学家们所忽视，但我敢担保，其价值重大。

如果我们能正视我们对周围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知之甚少的事实，那我们便会毫不奇怪，人类对物种和变种起源的认识仍处于不甚明了的状态。谁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某一物种分布广、数量多，而其近缘物种却分布窄、数量极少呢？然而，这些关系又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决定着世界上一切生物现象的盛衰，而且我还以为也决定着它们未来的成功和变异。至于对地史时期无数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所知便更少了。尽管许多问题仍模糊不清，而且在今后很长时间还会模糊不清。但经过深入研究和冷静的判断，可以肯定，我过去曾接受而现在许多博物学家仍在坚持的观点——每一物种都是分别创造出来的，是错误的。我坚信，物种是可变的；那些所谓同属的物种都是另一个通常已灭绝物种的直系后代，正如某一物种的变种都公认是该种的后代一样。此外，我还认为，自然选择是形成新物种最重要的途径，虽然不是唯一的途径。

（摘编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绪论》）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森林的枢纽

戎 可

红日待升，晨雾缥缈，远山如幻。林中某处，黑啄木鸟凌厉的叫声一如既往，转眼间百鸟齐鸣，如歌如潮。百鸟来朝是人类的想象，天下万物实在无高下之分。但是确实，某些物种似乎更加重要，如同枢纽。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啄木鸟，森林将会怎样？

《辞源》说，枢纽，“比喻事物互相联系的中心环节”。这个中心环节如枢如纽，本身并不起眼，然而一旦缺少，整个系统会发生重大改变。1969年，美国生态学家佩因提出了关键种的概念，它的英文是keystone species ，其中keystone的本义是指石拱门上方中间的那块石头，它在所有组成拱门的石头中受力最小，但没有它，拱门就会倾倒，keystone的含义与汉语里的“枢纽”异曲同工。

关键种的概念并非凭空而来，佩因教授分析了一系列的例证，特别是他在196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于1963年，他在马考海湾做了一个有趣的去除实验。佩因选择了一块海滩作为样地调查底栖生物。样地的中段——中潮间带，布满了贻贝、藤壶和一种被称为茗荷儿的节肢动物，这些动物都固着在岩石上。有一种海星以这些动物为食，哪种动物增多，海星便优先取食哪种，所以没有谁能占据绝对优势。

实验中精彩的部分来了，佩因取走了样地里的海星。3个月后，原本只分布在低潮间带的藤壶，竟然占据了样地60%～80%的空间。随后的9个月里，小个头儿的贻贝和茗荷儿迅速生长，到处都是它们。再往后，茗荷儿也消失了，遍地贻贝。它们侵占了几乎所有的岩石，其他生物无处附着。这样演替的结果，虽然生物量大大提高，但物种数却从15种迅速降到了8种，甚至更少。生态系统中物种数目减少的问题在于，一旦环境变得不适于这区区几个物种的生存，整个生态系统将面临崩溃。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去除了几只能够控制固着生物生长的海星。

这个例子里的海星，便可称之为“关键种”。它们虽数量不多，却对生态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种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处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我们只要保护好这个物种，那么生态系统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我维持着它的结构和功能。而从理论上讲，保护一个关键种，所花费用应该不大，四两拨千斤，何乐而不为？

像海星这样通过捕食稳定生态系统结构的例子很多，比如地上的老虎、天上的雄鹰和海边的海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保护这些动物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种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可能的形式，其中一种是基于互利共生关系的关键种。比如在澳大利亚西部，食蜜鸟给很多种植物传粉，也取食它们的花蜜，彼此互惠互利、互相依赖。但到橡子山龙眼开花的季节，它的花却是食蜜鸟的唯一蜜源。在这种情况下，橡子山龙眼就成了关键种，因为一旦它开不了花，食蜜鸟种群就会衰落，其他的植物也将跟随着无法繁殖。

与上面两类关键种不同，生态工程师为其他生物创造生态位，是另一种形式的关键种。比如啄木鸟，它在树上凿出的大大小小的洞，为真菌、昆虫的生存提供了便利，给各种小型兽类、鸟类的隐蔽和繁殖提供了空间。

关键种是个美丽的保护生物学概念，但在真实世界要找到这样一个枢纽却难上加难，这是因为物种间的复杂关系，往往远超常人想象。我们能做的，就是到森林里多走走、多观察、多体会、多分析，大自然也许会告诉我们答案。也许，这就是荒野精神。

（有删改）

材料一：

古代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自己熟知的天象和星辰，通过观测，获得对于天时和季节的把握。古埃及人特别重视天狼星，玛雅人对金星研究较深，爱斯基摩人最关心的大约是关系极昼极夜变化的太阳运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北天极一带的北斗七星曾是最受注目的星辰之一。生活在北纬三十五度左右的中国古人，夜晚向北眺望，北极周围有一带永不下沉的圆形旋转天区，这个区域，现代天文学叫“恒显圈”，中国古天文学称其边界为“上规”。其中随天旋行有几颗璀璨的星辰，名为北斗。经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中国古人已渐渐掌握了观测北斗以确定多种时间的技巧，使北斗星成为一个永悬天际的巨大时钟。

北斗共有七颗星，因此常被称为北斗七星。北斗星之得名，源于它像古代的斗，七星的排列形状似商周时期青铜古斗，故《诗·小雅·大东》曰：“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北斗星分为斗柄与斗首两部分。高诱注《淮南子·天文训》曰：“斗第一星至第四星为魁，第五星至第七星为杓。”即以斗首为魁，将斗柄称杓。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是以网络天地的方法进行计算的。对于大地的网络方法是方格计里法，这在古代地图中已经得到证明。而对于天文的网络方法，也早已经出现。我国至少战国时代已经建立了近似于天经天纬的框架，并以之测定星辰的天文坐标。就网络而论，渔猎所用之网，上有一可以提控全网的总绳索，其名为“纲”。而处于北天极一带的北斗就是控制天文网络中的纲，被称为“天纲”，或书作“天罡”。有纲则必有网，古人称“纲举目张”，目就是网眼，故北斗在天空旋转也有旋天纲之说。由于地球环绕太阳公转，形成了太阳在黄道上移动的现象，这使北斗也在一年中与太阳间发生了不同角度的变化，古人因此而生出以斗定时之法。

黄昏时刻，观测北斗星柄的指向可以断定当时的季节。这种观测法被《鹖冠子》记载了下来：“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淮南子·天文训》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初昏，斗柄指寅；二月初昏，斗柄指卯；……十二月初昏，斗柄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这样，通过初昏观察斗柄指向，即可定出月份。

北斗还被古人用来指二十四节气。《淮南子·天文训》中讲到其法：“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是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这种斗柄所指的循环，历经二十四向，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相应。

北斗星在北天旋转，是因地球自转形成的星辰绕极周日视运动，一日一夜即“跑完”一周。所以，观测北斗指向在一天之中的变化位置，就可定出时辰。

中国历史上有多种天文观测体系，如日之影长；月之盈缺；太阳的黄道运动；恒星的中天测时；岁星纪年以及辰星正四时等，北斗斡旋运动也是其中之一。明珠般的北斗七星，在我们先辈的眼中，就是一座举首可见的巨型天文钟。

（摘编自秦建明《北斗七星与斗建考》）

材料二：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亲自决策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在北斗系统研制建设过程中，工程全线克服种种困难，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凭着追求卓越的精神实现了“弯道超车”。

同样是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美、俄和欧盟选择“一步建全球”。我国起步晚、底子薄，明智选择分步走。北斗系统首任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组织研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年建成北斗一号试验系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2012年建成北斗二号区域系统，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实现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全球梦”。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所采用的轨道星座构型相比，北斗系统独树一帜。北斗一号建设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提供导航定位服务。北斗二号系统充分继承北斗一号用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实现区域导航定位覆盖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上首创以地球静止轨道和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为骨干，兼有中圆轨道卫星的混合星座。北斗三号系统将“混合星座构型”发扬光大，建成拥有24颗中圆轨道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组成的全球系统，为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供了全新范式。

在功能服务上，北斗系统也有自己的特点。除提供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还能进行短报文通信，开创了通信导航一体化的独特服务模式，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如今，北斗三号在全面兼容北斗二号系统短报文通信服务的基础上，区域短报文发送能力一次提高近10倍，支持用户数量从50万提高到1200万，而且能实现40个汉字的全球短报文通信。此外，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还可以提供星基增强、国际搜救、精密单点定位、地基增强等多样化服务，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抚今追昔，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来之不易。从北斗一号工程立项开始，几代北斗人接续奋斗、数十万建设者聚力托举，在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一次又一次刷新“中国速度”、展现“中国精度”、彰显“中国气度”。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有了“北斗”，中国人问天、巡地的底气就更足了。

（摘编自《中国北斗全球梦圆》，《人民日报》2020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