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人们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绝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团体的象征。在这样的神的观念下，派生出两个重要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与此相反，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但是孔子却常常提到“仁”字，一方面他一再地要给仁字明白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却又屡次对这种道德要素“欲说还止”。每当他积极地想要说明仁字是什么时，他却又退到了“克己复礼为仁”“恭宽信明慧”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团体”缺乏，“天下归仁”就是一个无法清晰解释的观念。以私人关系维系的社会形态中，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所以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样不分差序的爱的观念，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王私人间的关系。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能另找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传统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相应的，“讲道德”成为人这种生灵不仅显著而且引以为豪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展示和呈现。

为了表明“讲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经过教育和劝说之后更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论证方案。其中一种典型方案是，将“讲道德”与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以及人类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通过描述和阐释道德对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关键作用而证明“讲道德”的必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崇高性论证”。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论证方案可用于说明“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那就是“脆弱性论证”。与“崇高性论证”相比，后者的着眼之处不是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或生活的繁荣，而是个人的生存、集体的维系或生活的延续。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告诫人们，如果缺少道德，个体将无法继续生存，集体将分崩离析，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原因在于，就其个体而言，人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使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互相帮扶和约束的秩序，结成拥有一定规则的集体和社会，从而确保每位成员的安全与发展。

（摘编自《世界哲学大会专家谈》，《光明日报》2018年08月24日02版）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儒道两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并逐渐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补机制。

首先是儒家追求发展与道家倡导复归互补。儒家思想认为，社会和人性需要发展，通过后天的教育发展，才能充分地发挥其价值。但是儒家在注重人性的进步与发展时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其中可能出现的人性的扭曲或错误的引导。这个时候，道家提出以“返朴归真”的思想来扭转这种理想出现偏差的情况，提出要保持人性中先天的淳朴天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宁静祥和。但道家难以划清“复归”与“倒退”的界限，在追求本我回归的同时，却摒弃社会的发展，这也是相对偏执的。儒道互补并不是折中，而是在人性的进步与发展的同时追求“复归于朴”的状态，这样使得人性既能在发展中积累智慧，亦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始终保持本我的纯净自然。

其次是儒家讲究务实与道家倡导求虚互补。讲究务实是儒家的一大特点，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的世界中，也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中的人区别于禽兽之处在于人是遵守伦理规范的。孔子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儒家的要求。儒家是注重现实主义的人学，而道家却往往超脱于现实。道家偏重于讲自然之道，把自然之道当作最根本的东西，而仁义之类的出现是由于自然之道的隐没，因此他们追求“返朴归真”。其途径常是将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如《庄子》中所描述的“坐忘”。道家推崇超越意识，向往将自我的精神从市井中解放，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时代不断演替的过程中，儒家不断地从道家借鉴哲学思想，道家为了与现实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也一直向儒家学习处世思想。虚实互补，在追求务实的同时，也将人们的思想境界提高到超脱于世俗的境界，这便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哲学精神。

最后是儒家追求阳刚与道家倡导贵柔互补。儒家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是刚毅进取的，其“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人生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等，无不透露出儒家的阳明之气。尽管儒家也有刚柔调和、阴阳互补之说法、但实际上儒家思想中仍然是将以刚主柔、以阳制阴之道作为主导的。而较之于儒家之阳刚，道家更多的则是讲究谦和精神，推崇水德，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为宗旨。老子提出“上善若水”，倡导水之阴柔及能包容天下的胸襟和气度。在儒家思想培养出一批批社会中流砥柱的同时，道家以其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熏陶出一批隐士或居于市井的文人，让他们自下而上地观察这个社会，发现社会的问题，使得社会的发展愈发稳定。儒家与道家的联系便如阴阳乾坤一般，互补却不能替代，相关却不相同。

（摘编自崔雪茹、李明睿《儒道互补对古代文人的影响探析》）

材料二：

儒道互补之说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念。所需注意的是，一些持道家主干说的论者之所谓儒道互补，是建立在道家之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的，互补的方式主要是“以道补儒”，进而反映出儒学的道家化。

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看，确实存在着一种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但是否也意味着还存在一种道学的儒家化倾向呢？目前尚无人明确这么说，但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儒道互补”，而不仅是“以儒补道”。“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刺激、相互吸收的。无论是偏重于“以儒合道”，还是偏重于“以道合儒”，其主旨都在“儒道兼综”“情理兼到”，以企求“自然”和“名教”的统一。王泽应先生认为，儒道互补既通过以改造了的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和援道入儒的方式来进行，也通过以改造了的儒家思想解释道家经典和援儒入道的方式来进行。前者如王弼、何晏等正统玄学，后者如东晋葛洪的学说。

有专家认为，儒道互补途径大致有三。一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途径。如儒家正面求解，通过对仁义道德的正面倡导，来表达自己修齐治平的愿望；道家以反求正，通过知雄守雌、主静贵柔来为人们设立安身立命之道。这正与负是互补的。二是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的途径。儒家入世，故心在庙堂之上，一心想参政；道家避世，故钟情于山林，淡化当官心理。这两者形成了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为中国人提供了进退取守皆可从容对待的精神调节剂。三是文学艺术的途径。儒家强调“文以载道”，重在人的心理、性情的陶冶塑造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改造，突出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和现实效用，充溢着一种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精神；道家强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张冲破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和现实世俗的人伦纲常，突出艺术和美的独立，追求忘怀得失、忘已忘物的“天乐”，这是一种超现实、超世俗的审美境界和浪漫情怀，二者恰恰可以相互补充。

（摘编自余国瑞《中国文化历程》）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工智能（AI）是指在机器上实现类似乃至超越人类的感知、认知、行为等智能的系统。人工智能分为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也称通用人工智能，是指达到或超越人类水平的、能够自适应地应对外界环境挑战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也称狭义人工智能，是指人工系统实现专用或特定技能的智能，如人脸识别、机器翻译等。迄今为止大家熟悉的各种人工智能系统，都只实现了特定或专用的人类智能，属于弱人工智能系统。弱人工智能可以在单项上挑战人类，比如下围棋，人类已经不是人工智能的对手了。

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智能研发和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我们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算法、核心芯片与元器件、机器学习算法开源框架等方面起步较晚，但在国家人工智能优先发展策略、大数据规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与产业规模、青年人才数量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挑战与机遇同在，机遇大于挑战。尽管是后来者，但我们市场规模大，青年人多，奋斗精神强，长期来看更有优势。我们可以预见，本世纪中叶前后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百年。当然，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储备还远没有达到开启智能时代的量级，还需要持续积累和创新。现在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还无法满足实现强人工智能的需求。未来可能的突破方向包括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算法、类脑计算、生物计算、量子计算等。

人工智能把我们从简单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更有利于人类充分挖掘自己的智能潜力。面对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我们应该以积极态度拥抱变化。与其担忧工作被抢走，不如与机器“共勉”，机器尚在持续学习，我们人类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学习、终身学习吗？

（摘编自高文、黄铁军《人工智能带领人类——从信息社会迈向智能社会》）

材料二：

近段时间，人工智能“续写”文学名著的现象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人工智能的“作品”中，“林黛玉大战孙悟空”之类“脑洞大开”的情节纷纷亮相，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一时间，围绕着人工智能的“创作能力”，产生了不少讨论。许多人不禁想问：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能否取代人类？

其实，这已经不是人工智能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现“创作能力”。但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创作”基于强大的算法与数据储备，背后是严密的逻辑与计算，与人类的艺术创作有本质不同。当下的人工智能再“智能”，也不具有情感与思想，而文学创作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指出：文学是凝聚着个体体验的、沟通着人际情感交流的语言艺术。钱谷融先生也提出过“文学是人学”。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极强的个人思想与情感表达力，人工智能仅凭数据计算，并不足以使其获得这一能力。

中国古人讲：“文章憎命达。”作者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许多独特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体与国家的苦难，杜甫很难写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的千古名句。同理，《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饱含了作者的血泪。情感的抒发、改造与升华，造就了动人心魄的佳作。这些与人紧密相关的东西，很难在人工智能身上得到体现。

从这一点来说，人工智能就算写出来的作品再“像样”，也无法取代人类进行真正的文学创作。其最高的上限，也只不过是精巧的“模拟创作”——这些成果看起来像文学作品，但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创作。

当然，如果我们放宽对“创作”的定义，还是应当承认：人工智能的写作，在很多领域有不小的价值，甚至可以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此前，有人提出可以在媒体领域引入人工智能，辅助新闻写作。而中国地震台网的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已经可以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发布最新的地震消息。仅就速度而言，动作再快的媒体人也不可能比人工智能更快。不过，即便是在新闻写作上，人工智能也无法彻底取代人类。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对新闻事件的点评与解读，都是超出人工智能能力之外的事。

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取代情况，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利用人工智能服务我们的生活，这个思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夸大人工智能的创作能力。即便有一天，科学进步到了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开展几乎所有繁重劳动的地步，文学创作仍会是捍卫人类精神力量的宝贵园地。

（摘编自黄西蒙《人工智能真的能“创作”文学作品？》）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要说当今热度最高的网络语言，“内卷”当仁不让，各大主流媒体关于“内卷”的讨论层出不穷，简直“万物皆可卷”。豆瓣话题“你所在专业或从事行业有哪些‘内卷’现象”下，已有千万级的浏览量，数百条回答涉及求职、晋升、育儿、升学、婚恋各个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内卷”呢？

据考证，“内卷”原本还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一文中提出，意思是“边际效用递减、没有发展的增长”。后来，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用“内卷”来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据此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社会运行没有出现大突破。如今作为网络热词的“内卷”，显然没有那么深奥的学术含义，而是带上了调侃的意味，其最早流行可能源于几张清华学霸的照片，有同学边骑自行车边看电脑，因其过分努力的行为给旁观学生带来焦虑和压力，被称为“清华卷王”。由此生发的网络用法层出不穷。可以作为名词，如“人生是张饼，内卷是宿命”；可以作为动词，如“今天你又内卷了吗”；也可以作为形容词使用，如“这个人也太内卷了”。

从学术意义上的“内卷”到网络语言中的“内卷”，它经历了一个语义指称对象泛化，同时语义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在网络语言中，“内卷”主要表达以下几种隐含意义：

竞争的白热化导致竞争的无序化。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拼尽全力，以使自己在社会上获取竞争优势，但最终却会导致竞争的无序化，让整个群体在这种“不良竞争”中受损。比如外卖小哥原本有10分钟送餐时间，结果有人通过提速、占道等不良竞争行为，提前几分钟抵达，公司通过大数据计算，觉得他们还能再快，就会进一步缩短送餐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小哥尽管已经非常努力，甚至因闯红灯等行为有生命危险，但规定的送餐时间却越来越短，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化。

过度精益求精带来无意义的重复。比如新时代的母亲们在育儿活动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往粗糙的养育方式被过度精细化取代，各种紫外线消毒奶瓶、针对婴儿不同部位的护肤品层出不穷，各位母亲绝不敢让娃输在“起跑线”，这被戏称为“母职的内卷化”。

大众身不由已地被裹挟进入无处不在的竞争。这里的意思强调了“内卷”不是主观努力、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出自被逼无奈、不努力就被别人甩下的恶惧。这一点在“教育内卷”“育儿内卷”“职业内卷”上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补习班广告就利用这一点：“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广告词，立刻使家长产生一种焦虑，从而被胁迫进入内卷轨道，结果“越能吃苦，却越过越苦”。

（摘自刘心萌《要奋斗，别内卷》，《咬文嚼字》）

材料二：

如今，从大学生中“出圈”的“内卷”一词出现在各行各业中，成为无处释放的社会压力的代名词。人们常说，大学是一个小的社会，对于正在经历“内卷”的大学生来说，如何正确看待“内卷”，并从“内卷”中脱身，是一个重要课题。

当大学进入“严字当头”的时代，严把教学关、为大学生增负成为高校的重点工作，大学生也就自然感受到了更大的学业压力。压力并不是逃避的借口，适当的学业负担是帮助大学生成长的良药。但是，如何积极看待这样的压力，不仅需要大学生的自我调节，也需要高校给予相应的指导。

“学生说的内卷，往往想表达这样一种困惑：自己明明忙忙碌碌，学得很刻苦认真，但是好像并没有实现太大的突破，并没有提高太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阳告诉记者。

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困惑，让不少大学生陷入“内卷”。2019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项调查显示，29.2%的被调查本科学生既无明确的自我发展规划，自主性学业参与度也较低，32.8%的学生虽抱有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定位，却在行动上滞后。在本科院校中，近42%在校生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生涯规划。

陈阳表示，“内卷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学的学术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在中国，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最早用“内卷”来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有学生把“内卷”看成竞争，认为高强度的竞争使人精疲力竭。“严格来说，这种理解其实脱离了吉尔茨、黄宗智的初衷”。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于涵宇在工作发现，很多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也时常陷入“内卷”中。“比如说，有的毕业生找工作，如果我看你发朋友圈说，你这周参加10场宣讲，下周我就铆足劲儿参加20场，而且我的简历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甚至付费去排版美化。”于涵宇说，“现在内卷更多地表达一种消耗精力的死循环。作为辅导员，我们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会引导学生要有意识去思考，不要让自己进入这个陀螺式的死循环中。”于涵宇表示，自己经常向学生强调要有“思维意识”。她认为，很多大学中的考核并不是比量的竞争，因此学生们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跳出自己认为的高度一体化的竞争，静下心来向内分析自己，再向外分析整体竞争环境，结合大趋势锻炼和发展自己。

陈阳认为，无论是相对于个体而言，还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面对“内卷”都是一项挑战。她表示：“学生自己需要想明白“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学生父母，需要想清楚“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怎样的人才”“我们希望看到孩子成为怎样的人’。”

（摘自叶雨婷《大学生的“内卷”是竞争还是内耗？如何不被“卷”？》《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光明日报讯   12月23日，中华读书报发布该报编辑部评选的2020年度十大好书。

入选图书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反思当代医学的《医学的温度》，其中有医学方面的最新知识，更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束景南教授二十年王阳明研究的总结之作《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体大思精，考证严密，多发前人所未发，堪称王阳明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小说集《晚熟的人》，反映了作者在写作题材、艺术手法上的新探索；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生存状况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是一本结合了非虚构写作的在场感与社会学研究专业性的跨文本佳作。此外，还有历史读物《大宋之变，1063―1086》、日本史论著《分身：新日本论》、曹禺女儿万方书写父母人生故事的《你和我》、贾平凹的新长篇《暂坐》，以及两部引进版图书《记忆记忆》和《生命是赌注：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

这是中华读书报连续第16年评选年度十大好书，评选着重考量图书的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和趣味，以及在学界和读者中的口碑。

（摘自王洪波《中华读书报评出2020年度十大好书》）

材料二：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近日，在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镇东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伴随着悠扬古典的音乐，数十位孩子和其母亲身穿传统汉服，在老师的指导下，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经典，传统文化在古风古韵的演绎下别有一番味道。

这是曲阜市为丰富家风传播载体打造的“母子传承国学”品牌，通过开展家风家训宣传展示，引导广大家庭传承良好家风，培育文明新风尚。“我从7岁就开始在这学习国学节目了，通过诵、唱、舞、演，学会了《三字经》《悯农》《百善孝为先》《论语》《弟子规》等国学经典。”12岁的桂鑫源今年小学毕业，她和妈妈2015年就参与了“母子传承国学”这一主题活动。

在活动中不仅是孩子们有收获，妈妈们也感触颇多。“我们通过一起阅读、演绎经典，能更多陪伴孩子，还会时不时分享书中感悟，和孩子一起成长。”桂鑫源的妈妈苏庆焕说。

曲阜市妇联首先在5个镇街开展“母子传承国学”试点教学活动，以“诵国学、唱国学、舞国学、演国学”为载体，将国学教育融入家庭教育之中。如今，曲阜已经建立起350多人的8支母子传承国学队伍，各镇街又创新出共读国学、家庭情景剧、诵读、快板、三句半等形式来传承优良家风，5年来，共开展活动330余场次，受益群众超过1.9万人。

（摘自赵秋丽、冯帆《让好家风好家训在心中生根》，《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4日）

材料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断，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儒家思想其实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治国平天下，无论是格物致知，还是修身齐家，最后落脚点都是治国平天下。把社会、历史扛在肩上，把国家发展、民族统一扛在自己肩上，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弘扬传统文化，关键是发掘中华文化蕴含的积极价值理念。从根本上看，文化自信是价值观自信，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社会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敬业乐群、扶危济固、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都是中华文化价值理念的表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我们应当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三方面内容来传承中华文化。

从知识论角度讲，当务之急是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并融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思想框架中去，从而为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借鉴。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对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返回源头，汲取儒家思想的生命活力，以促进中华文化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相关探索与实践一再表明，这一路径当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和丰沛的学术生产力。

（摘自王学典《汲取儒学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