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7月11日，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在上海顺利交付。这标志着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津和支撑能力取得了断的突破。

据“雪龙2”号总设计师吴刚介绍，它是全球第一艘采用船艏，船艉双向破冰技术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具备全回转电力推进功能和冲技破冰能力，可实现极区原地360°自由转动。双向破冰均具有以2-3节船速连续破1.5米冰加0.2米积雪的能力，舰部破冰能实现在20米当年冰冰脊（含4m堆积层）加20厘米雪层不被卡住，可实现无限航区包括极区航行和作业。

该船融合了国际新一代考察船的技术、功能需求和绿色环保理念，具备全球航行能力，能满足无限航区要求，在极区大洋安全航行。“雪龙2”号作为科考破冰船，装备有国际先进的海洋调查和观测设备，能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成和自洽，在极地冰区海洋开展物理海洋、海洋化学、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科学考察，进而成为我国开展极地海洋环境调查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这艘极地科考船交付后，将正式加入我国极地考察序列，开展船载科考设备调试等工作，计划今年下半年和“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共同执行我国第36次南极考察任务。

（摘编自陆雪苑《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今交付使用》，《人民日报》2019年7月11日）

材料二：

今天上午，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完成考察任务，顺利返回上海码头。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于2018年11月2日从上海出发，先后4次穿越西风带，总航程30800余海里，其中冰区航行2102海里，历时131天。

今年1月19日，在阿蒙森海密集冰区航行中，“雪龙”号因受浓雾影响与冰山碰撞，船艏桅杆及部分舷墙受损，无人员受伤，船上设备运行正常。科考期间，考察队克服了碰撞冰山后带来的各种困难，在科学考察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

“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是中国第三代极地破冰船和科学考察船，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极地考察船，也是中国唯一能在极地破冰前行的船只，能以1.5节航速连续冲破1.2米厚的冰层（含0.2米雪）。自1994年10月首次执行南极科考和物资补给运输任务以来，“雪龙”号已先后22次奔赴南极、9次驶向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与补给运输任务。到今年为止，“飞雪龙”号服役时间已达25年，足迹遍布五大洋，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纪录。

此外，记者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了解到，“雪龙2”号今年也将完成交付，并开始执行极地考察任务。“雪龙2”号将成为未来我国开展极地海洋环境与资源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摘编自解敏《克服碰撞冰山困难，“雪龙”号安全返回上海码头》，东方网2019年3月12日）

材料三：

“中国‘雪龙’号实施的救援近日占据各大媒体的头条，各国媒体对中国在南极活动的报道相较几个月前更中立了。”美国媒体称：在这一连串牵动人心的遇险和救援行动中，中国“雪龙”号扮演了迄今当之无愧的主角。这是一艘中国科考船，肩负着前往建立中国第四个南极科考站的任务，但收到1俄罗斯南极船“绍卡利斯基院士”号的受困求救信号后，“雪龙”号义无反顾前往出事海域，以其科考船的能力面对已被俄船脸证的破冰难度和各种风险。“雪龙”号这次救援表现了中国的国际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表明了中国人很愿意自己的国家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成员。

中国在极地位置争先赛中属于后来者，但其对南极的兴趣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而持续增长。最新的科考站将是中国在南极洲的第五个科考站，这也将超过一些先于中国进入南极的国家。能取得这样的进展，除了归功于中国持之以恒地投入巨资参与极地勘探和研究外，还得益于美英等国因资金受限以及将科研勘探让位于其他国际事务而回撤。

一项国际条约暂停了所有针对南极洲的领土诉求，事实上将其划为科学保护区。中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秦为稼在上月召开的极地年会上表示：“这为快速发展中国的极地基地提供了宝贵机会。”新西兰梅西大学讲师马克•兰藤嘉说：“中国将是少数几个在南极洲地区拥有多个基地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南极洲的主要力量。”

（摘编自王晓雄译《外媒：“雪龙”号出发，中国也加入极地权力游戏》，《环球时报》2017年11月9

日）

30多年来，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成长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

然而，粗放的发展方式，也伴生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城乡发展失衡；7000万人口渴望脱贫，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的承载已近极限。

放眼世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散，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全球治理困局凸显。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甚嚣尘上……

世界，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

中菌，该如何走向未来？中国，怎么办？

这，是历史之问，是人民之问，也是——时代之问！

（摘编自2017年7月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解说词）

注：专家普遍认为，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仍显不足、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7%，2013年的预期增长目标是7．5%左右。这个增速并未对就业等带来太大冲击，经济结构还出现了积极变化，说明“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

（相关材料摘编自2016年央视网《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调查报告》）

“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而形象的描述。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2011年以来很多地方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让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刻不落缓。而当前金融与经济数据的不同步现象，其主要根源也在于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化、各国应对危机加快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效，增强了我们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感。

（摘编自2016年《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六大特征及理念》）

一问：中国发展是否会跌入“第二梯队”？

2014年，中国7．4％的经济增速创24年来新低。与之相伴，近期不断有国际机构和境外媒体预测，2015至2017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龙”要被“印度象”赶超了吗？进入减速换挡周期的中国经济，是否发展会落入“第二梯队”，增速在全球不再“一枝独秀”？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看来，21世纪初，中国经济高增长时，就有和印度经济的“龙象之争”说法，如今这一话题被重提，不排除是“中国威胁论”的一种“障眼法”。“从增速上看，印度在不远的未来肯定会超过中国，但在经济总量上，二者并不具备可比性。”

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测算显示，年均增长速度只要7%左右就够了。这样的增速也为调整经济结构留下空间。中国更注重经济提质增效，力争在经济发展质量上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节选自2015年人民网《五问中国发展》）

材料一：

垃圾分类仅凭经济激励是行不通的，但经济激励作为约束机制的辅助手段，在打通分类推广的“最后一公里”上至关重要。根据问卷调查，物质激励手段更受居民欢迎，53%较少参与垃圾分类的受访居民表示，如果采用物质激励措施，愿意参与垃圾分类，优化以绿色账户为代表的物质激励措施仍有一定的意义。未来，可从宣传教育、硬件配套和奖励机制三个方面重点切入，精准挖掘绿色账户的潜力。首先，宣传教育可以有效释放具备申请意愿的民需求。在没有或较少使用绿色账户的受访居民中，28%表示不知道该如何办理。具体而言，60岁以下的受访居民由于不知道办理方法而没有绿色账户的占比较高，这个年龄段群体是重点攻坚对象，应重点加强线下推广工作，如入户宣传、实地培训等。其次，要完善相关硬件配套，提高绿色账户覆盖率的物质基础。在没有或较少使用绿色账户的受访居民中，29%表示小区没有相关硬件配套。在具备使用绿色账户条件的小区里，建议尽快配套设施，包括绿色账户积分设备、自动兑换机扫码支架等。最后，建议未来适当加大对绿色账户的资金支持力度，扩大可兑换物品的种类。问卷显示，居民最希望纳入的兑换物品包括交通充值卡、话费卡、流量卡等。

（摘编自罗楠《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探索》，《城乡建设》2019年第8期））

材料二：

居民一旦有了足够的内在动力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监管就可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增加内在动力可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提高经济激励。仅靠现有的经济诱因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垃圾分类内在动力，这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已被证实。只有那些经济价值较大的垃圾才能得到有效分类，即便家庭中不进行分类，拾荒者也能将这一部分垃圾分离出来。所以，必须对那些目前来看没有多大经济回报的垃圾提供分类补贴，促进这部分垃圾的分类。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分类习惯。三是增加其他内在动力，如与慈善活动结合。这在我国台湾地区已有先例。具体而言，就是在社区中通过义工上门收集各家各户提前分类好且有一定经济回报的垃圾，以筹集慈善款。

（摘编自张贝宁《城市垃圾分类研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18年第11期）

材料三：

垃圾分类困局虽有所突破，但现阶段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如各阶段相关制度不够完善、法律有待继续补充、宣传还不够全面深入。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力度，乘胜追击。关于制度，国家应发动群众，联合个人企业、商会，将权力下放，减轻政府负担，使垃圾分类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行动。此外，在进一步垃圾分类推广中，不应夸大金钱奖励，不能低估促进垃圾分类回收的其他动因。当人们渐渐养成分类习惯后，应该逐步弱化货币激励政策，强化大众自觉回收的责任意识。关于法律，建议制定相应的垃圾分类收费政策，同时尽快出台更多具体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另外，垃圾分类应成为中国的传统，仅在社区街道开展宣传还远远不够，提高认识的活动应该集中在年轻一代，如学校的孩子。对儿童进行垃圾分类教育有助于居民从小建立垃圾分类意识且能积极影响家庭成人。树立儿童榜样已被证明对社会所需行为的认知创造具有重大影响。

（摘编自彭韵等《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发展历程、障碍及对策》，《中国环境科学》）

材料四

（摘编自王泗通《破解垃圾分类困境的社区经验及其优化》《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