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叶后，中国经济文化偏倚南方，这一转移的节点为安史之乱。唐代后期，社会经济崩溃，中央政权瓦解；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需赖东南财赋来运转。北部各道、州、县，自河南、河北以至两京，皆残破萧条，奄奄欲绝。自此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逐渐向南转移。

以陶瓷为例，北方农民很早就把陶瓷作为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至宋，著名的陶业多在北方；至元明则最精美的陶瓷，全转移到江南来。木棉为宋后大利所在，其种植，南盛于北。这是北方经济情形渐渐不如南方的显征。

以商业情况而论，也是南方日见繁荣，北方日见萎缩。盐以两淮为主，茶则产于南方，铜铁矿冶南盛于北，渔业尤为南方所独揽。交通方面，南方水利日兴，舟楫之便远超北地。此可证明唐宋时全国经济命脉集中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重心转移至南方。在社会文化上，文化人物南方日渐增多。应举人数，南多于北；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宋中叶以后，南方多于北方，明宰辅数目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

从政治区域划分大小繁简来看，唐至宋政治区分，南方愈见繁复精细；北方无分而有并。随之而来的是户口盈缩，唐开元时，南方县数户口占全国四分之一，到宋代超过北方，《文献通考》载，神宗元丰三年，淮以南户口远盛于北方，户数上南多于北，超出一倍。至宋室南迁，南方经济与人口，更超出北方。元、明代户口比数，莫如东南。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南移之因众说纷纭，到底有哪些呢？

首先，是河患。宋元明清时，黄河为中国患。水患的起落，恰与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盛哀，互为因果。以关中水利而言，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至明代，为保证运河水量，强抑河水南行与淮水合流，以致河患频仍，淮水亦成大害。

其次，北方社会之屡受摧残，更甚于河恙。唐中叶后的藩镇割据，五代的兵争，期间的政治黑暗，已达极点。唐后期的中央政府，全倚东南财赋为生命，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其割据仅在河南、河北各道；江淮以南各道，还受中央控制。

辽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宋夏对峙，东北与西北，遭到同样命运。关中河南，在外寇压迫下，无气大损。自安史之乱后，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的冲激区，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通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害常烈于南方。

其三，江浙一带水利发达，推动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仁宗时，开始对水利有计划的修筑：神宗时，颇重视苏州的水利。南方水田之利，渐受关注。北宋政府在江南特置提举官董其事；南方有能力者，亦盛事殖产，开置大批水田。

宋室南迁后，江南更急激水利开发；而江南兼并之风，有加无已，形成少数大地主与多者佃户的局面，财赋则占天下十七。明代没收土豪田租，一依租额起粮；天下的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苏州尤甚。

（摘编自邝士元《中国经世史》）

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佛、道诸家深刻的哲理，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中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在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人们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尚和，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的又一重要表现。“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

中国荼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客来敬荼，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茶文化关于人生价值的基本思想，构成互相联系统一的人生价值观，它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当今世界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弘扬中国传统荼文化的精髓，让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对于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鲁鸣皋《试析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

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它不同于“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美女篇》）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而且它的黄色由于雨的湿润，也显然是变得太黄了。“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日暮风吹，叶落依枝。”（吴均《青溪小姑歌》）恰足以说明这“叶”的缠绵的一面。然则“木叶”与“落木”又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它乃是“木”与“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