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我们的朋友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颜色，感受它的那股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道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相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相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是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们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见火就伸手去捉，他烧痛了，以后他再遇见火，便认识它是什么东西，便明了它是烧痛手指的，火对于他于是有了意义。
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作诗、画画、奏乐呢？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摘编自朱光潜《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材料二：
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朱光潜所说的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它当然不是用科学、实用的眼光看待古松，但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古松，发现它如何美，如何符合形式美感，在这里，审美主体和客体都没有了，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宇宙。
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这个世界，中国美学将其称为“境”。第四种态度并不是为了获得美的知识，而是为了安顿心灵。
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山水诗”，或者“写景诗”，其描写是如此简单，内容是如此单调，单调到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山间有一些芙蓉花开了，又落了。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如“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等，写景显然更加细腻丰富。
然而，王维的这些看起来内容单调的诗歌，并没有因此被人们漠视，而是传诵千古，谢灵运的诗句却少有人提及。其实，王维的这类诗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山水诗”“写景诗”，它的主旨不是描写外在的景物。“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山中芙蓉，是自在兴现，这里没有被观之景，也没有对景之心。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也将人排除，关心起深林苔痕，表面看起来是不关心人，其实正是通过这一片天地写人的心境、人的感受。诗人不是对风景感兴趣，而是对自我生命的感受感兴趣，描写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呈现自己回到世界的愉悦，为自己心灵寻找一个安顿的地方。对生命的认识、理解和慰藉，是贯穿此诗的核心。艺术家并不在意青苔和深林，而是其背后的高古和幽深。
（摘编自朱良志《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木商、植物学家、画家感知的古松不同，反应态度也不一致，这说明古松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 |
| B．实用的态度关注事物对人的利害，人在环境中积累经验，获得实用的知觉，产生趋就或者逃避的意志和活动。 |
| C．科学的态度需要借助抽象的思考探寻事物的关系和条理，它排斥个人情感，具有理论性，与实用的态度相反。 |
| D．与其他三种态度不同，生命的态度将世界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创造出没有审美主体、客体的独特生命境界。 |
| A．木商和植物学家不能感知古松的美感，这是因为他们原有的心习无法改变，不能以美感的态度看古松。 |
| B．在美感的世界中，人可以摆脱环境的制约，主宰自己的心灵，事物在孤立绝缘的情况下依然具有意义。 |
| C．谢灵运的山水诗更加细腻丰富，但其传诵度却比不上王维诗歌，这说明生命的态度比诗歌内容更重要。 |
| D．写景时排除人的情感因素的影响，才能更好地传达自我生命的感受，写出对生命的认识、理解和慰藉。 |
| A．姜夔《扬州慢》：“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
| B．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
| C．吴历《题画》：“一带远山衔落日，草亭秋影澹无人。” |
| D．卢梅坡《雪梅·其一》：“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
5．《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省亲中，林黛玉代贾宝玉写的《杏帘在望》被元妃大为赞赏。请结合材料论述的四种态度中的两种简要分析这首诗。
杏帘在望 林黛玉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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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当我们看完一出优秀悲剧的成功演出，比如看了《窦娥冤》或者《奥瑟罗》的演出（或者很投入地读完悲剧剧作），它们在我们情感上引起的反应，就是悲剧美感或曰“悲剧快感”。
悲剧中，有对人的悲痛与苦难的演示，甚至还要叫观众目睹仇恨、阴谋、杀戮等可怕的事件发生。然而奇怪的是，人们为什么还要坐到剧院里去欣赏这些剧情在舞台上的呈现，并且还要献出一掬同情之泪呢？为什么看过善良的窦娥含冤被杀、正直的奥瑟罗中了奸计先杀妻后自杀这样的舞台上的悲惨之事，会得到审美的享受即“悲剧快感”呢？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第一，悲剧既然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那么“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即使是对可怕和讨厌的事物的模仿，当人们观看其“逼真的艺术再现时，都会产生一种快感”。第二，“打动人心”的情节与“引发快感”的音乐、语言、画面等方面的技术处理。第三，“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换一个说法是，“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并从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
怜悯、恐惧以及怨怒之类的情感，大都属于否定性心理反应的结果，它们郁积于心，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但人在艺术创造中，把这种消极的情感变成了美的创造的原料。当我们在欣赏悲剧时，随着剧情在我们心灵上引起震撼与波动，上述这些否定性的情感便被我们以精神的力量加以疏导、宣泄与净化，并在疏导、宣泄、净化的过程中对这些情感重新加以“体验”，把它们转化成一种高尚、纯洁、爱我人类的慈悲情怀与追求自由的奋发精神。这就是悲剧美感。
悲剧是强力撞击情感的艺术，是提升精神、净化灵魂的艺术。不论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或社会悲剧，都充满着高洁甚至神秘的意味，隐含着人生的教训和哲理。被悲剧真正打动了的人，会有意无意地摒弃“外物”的毒化与诱惑，回到人之为人的那些光辉品性上来，他会变得纯洁起来，真挚起来，高尚起来。
（摘编自董健 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
材料二：
悲剧情感不同于纯粹的悲哀，因为它具有纯粹的悲哀所缺乏的鼓舞人心的振奋力量。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伟大的悲剧里没有一点哀伤或忧郁的情调。《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哀叹人在神面前渺小无力的那首著名的合唱、哈姆莱特沉思“生存还是毁灭”那段独白、麦克白把人生视为痴人讲的故事那个比喻，以及别的许多脍炙人口的悲剧片段，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悲剧中总是有一点悲观的音调，尽管这种音调可能被更突出的英雄主义和慷慨激昂的庄严音调压制，成为不引人注意的低音。悲剧快感中有一部分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悲观音调的存在，让我们在悲剧中体验到的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快感，而总是混合着一定程度的痛感。这种混合的情感多多少少有些类似沉浸于忧郁思绪的人感到的苦中之乐。当然，痛感不会一直存在，而是最终转化为快感，并增强在怜悯和恐惧以及在观赏形式的美当中获得的积极的快感。这种转化也有艺术表现的原因：痛苦在具体化为艺术象征的同时，也就被艺术家的创造性想象克服和转变了。它通过艺术的“距离化”而得到升华。
如果我们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表现已经得出的结果，那就可以说悲剧快感是怜悯和恐惧中积极的快感加上形式美的快感，再加上由于情绪的缓和或表现将痛苦变为怜悯和恐惧而得到的快感，最后得出的总和。
丰丹纳尔是最早提出悲剧中痛感与快感紧密相关的人之一。他认为快感与痛感在起因上差别不大。例如，搔痒通常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但如果用力过分，就可能引起痛感。因此，快感只是减弱的或者减轻的痛感。我们在悲剧中体验到的情感也与此大同小异，它主要是痛感，但这种痛感被戏剧的幻觉减弱而变成快感。
大卫·休谟在他论悲剧艺术的论文中，认为丰丹纳尔的观点很有道理，但还不完善。他接受了痛苦可以转变成快乐的观念，但反对把这一转变说成是幻觉感造成的。他认为怜悯和恐惧总是比欢乐或满足更能打动人心。在心灵被怜悯和恐惧打动之后，它就更能敏锐地感受诗的音乐和优美。在阅读悲剧或听到朗诵悲剧时，我们也必定体验到痛苦，但这痛感却被艺术表现的美引起的快感淹没了。
在强调悲剧中快感和痛感的密切联系这一点上，丰丹纳尔和休谟都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这种联系的本质这个谜。我们提出的是比以上两种都更简单的观点。痛苦在悲剧中被感觉到并得到表现，与此同时，它那郁积的能量就得到宣泄而缓和。这种郁积能量的缓和不仅意味着消除高强度的紧张，而且也唤起一种生命力感，于是这就引起快感。这种由痛感转化而成的快感更加强悲剧中积极的快感，这种积极快感的原因一方面是悲剧的怜悯和恐惧，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艺术品的剧作的美，如整一和适当的比例、声音与形象的和谐、性格描述的深刻真实等。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们在欣赏悲剧时常常潸然泪下又欲罢不能，是因为从中获得了强烈的悲剧快感。 |
| B．材料一中的亚里士多德和材料二中的大卫·休谟的观点中都论及“怜悯和恐惧”。 |
| C．丰丹纳尔第一个发现悲剧中痛感与快感紧密相关，但大卫·休谟对此并未全盘接受。 |
| D．材料二在丰丹纳尔和大卫·休谟观点基础上提出关于“痛感”转化为“快感”的新见解。 |
| A．悲剧是强力撞击情感的艺术，是提升精神、净化灵魂的艺术，悲剧中有一些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作品。 |
| B．麦克白在王位诱惑下弑君篡位，作品中他的这种扭曲了的人格是无法在艺术欣赏中产生悲剧美感的。 |
| C．悲剧情感容不得悲哀，因为它具有纯粹的悲哀所缺乏的鼓舞人心的振奋力量，悲哀会削弱这种力量。 |
| D．丰丹纳尔和大卫·休谟两人都强调了悲剧中快感和痛感的密切联系，但后者比前者的认识要更深一层。 |
| A．《窦娥冤》中窦娥发下三桩誓愿后含冤被杀。 |
| B．《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杀死篡夺王位的叔叔，报仇后中毒而死。 |
| C．《雷雨》中四凤和周冲触电身亡，周朴园一个人在悲痛中忏悔。 |
| D．《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喜结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 |
5．曹禺的《雷雨》以悲剧结局，剧中人物死的死，疯的疯，可是这部作品却深受人们的欢迎，为什么？请结合材料二谈谈你的理解。
理解文字的暗示和象征
材料一：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联想意义也是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熟路诱惑性最大，人们对它的抵抗力最低，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愈走就愈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离“柳岸灞桥”。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它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板反应”。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套板反应”，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板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面离不掉“套板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于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
（摘编自朱光潜《咬文嚼字》
1．下面对于“暗示性”和“套板反应”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语言的暗示性是隐含在概念背后的，要理解它需要留心细读，借助想象和联想。 |
| B．表示意象的词语和意象后面的暗示性具有本质上的关联，否则意象的暗示性不会产生。 |
| C．近代文艺心理学家们认为，人们遇见某些事物会立即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并毫不斟酌地加以使用，就是“套板效应”。 |
| D．套板效应起源于人们的习惯性联想，人喜欢走熟路，又喜欢从众，语言就不免平滑俗滥，所以作者在遣词造句上要避免使用联想意义。 |
| A．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登快阁》） |
| B．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 |
| C．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 |
| D．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 |
材料一：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维肖而不维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里“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鄙薄宋诗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恰像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
（摘编自钱锺书《宋诗选注·序》）
材料二：
唐代为吾国诗之盛世，宋诗既异于唐，故褒之者谓其深曲瘦劲，别辟新境；而贬之者谓其枯淡生涩，不及前人。实则平心论之，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宋。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
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唐诗以情景为主，即叙事说理，亦寓于情景之中，出以唱叹含蓄。惟杜甫多叙述议论，然其笔力雄奇，能化实为虚，以轻灵运苍质。韩愈、孟郊等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始于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经，描摹刻画，委曲详尽，此在唐诗为别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夫诗本以言情，情不能直达，寄于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此六朝及唐人之所长也。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
唐诗技术，已甚精美，宋人则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摘编自缪钺《论宋诗》）
材料三：
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我学西方诗是从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入手，从前只觉得这派诗有趣味，讨厌前一个时期的假古典派的作品，不了解法国象征派和现代美国的诗；因为这些诗都和浪漫派诗不同。后来我多读一些象征派诗和英国现代诗，对它们逐渐感到趣味，又觉得我从前所爱好的浪漫派诗有好些毛病，对于它们的爱好不免淡薄了许多。我又回头看看假古典派的作品，逐渐明白作者的环境立场和用意，觉得它们也有不可抹煞处，对于他们的嫌恶也不免减少了许多。在这种变迁中我又征服了许多新领土，对于已得的领土也比从前认识较清楚。对于中国诗我也经过了同样的变迁。最初我由爱好唐诗而看轻宋诗，后来我又由爱好魏晋诗而看轻唐诗。现在觉得各朝诗都各有特点，我们不能以衡量魏晋诗的标准去衡量唐诗和宋诗。它们代表几种不同的趣味，我们不必强其同。
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层更坚固的壁垒。学文学的人们的最坏的脾气是坐井观天，依傍一家门户，对于口胃不合的作品一概藐视。这种人不但是近视，在趣味方面不能有进展；就连他们自己所偏嗜的也很难真正地了解欣赏，因为他们缺乏比较资料和真确观照所应有的透视距离。文艺上的纯正的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不能同时欣赏许多派别诗的佳妙，就不能充分地真确地欣赏任何一派诗的佳妙。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摘编自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钱锺书、缪钺和朱光潜都认为，唐诗和宋诗各有所长。 |
| B．钱锺书《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和材料二缪钺的观点大体一致。 |
| C．钱锺书和缪钺都认为，相较唐诗，宋诗有所发展变化；而朱光潜认为，读者的阅读趣味应该是公平的并且应是拓展的。 |
| D．钱锺书和缪钺沉潜于唐宋诗而有独到发现，朱光潜认为要想欣赏一派诗的佳妙，应该把该诗派和别的诗派作比较。 |
| A．唐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宋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 |
| B．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海秋菊，自留冷香。 |
| C．譬诸游山水，唐诗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 |
| D．譬诸修园林，唐诗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 |
材料一：
20 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人自我意识越来越鲜明，新诗也呈现出主体性强化的倾向。
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特性。诗歌创作的主体即诗人，与一般认识的主体有共同的属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诗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统的审美观点的诗人，他有着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美学理想。传统的小说、剧本侧重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尽管它们所描写的对象也照样渗透着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与鲜明爱憎，但是主体一般总要隐藏到情节和场景的后面。诗歌则不然。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诗人总是以自身的生活经验、意志情感等作为表现的对象。抒情诗当然也有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但它不是一种照相式的模拟，客观现实在诗歌中不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渗透着、浸染着诗人的个性特征，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了。
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胡适把新诗的发生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的观念，得到了“五四”时代其他诗人的热烈回应。此后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诗的主体性常常被强调。
但是强调诗歌的主体性，以诗人的主观世界为表现对象，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同层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诗。抒情诗以表现诗人的情感为主，但这情感不应是褊狭、妄诞的，不应与民族精神脱离，而要经过理智的思考。
诗的主体性要求诗人真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因而优秀的诗篇是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然而抒情诗是否只是纯个性，纯偶然性，而毫无普遍意义呢？不是的。优秀的诗人在创作时决不是不负责任地自由倾泻，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民族的特征以及自己的哲学与美学观点对之进行审视，进行加工。真正伟大的诗篇，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涵括广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诗人唱出的具体的特定的歌声中，包含着超越诗人个人的，具有那一时代特色的，反映出民族性的人民的心声。为什么主体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往往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呢？这是由于抒情主体是一个单个的人，但同时也是处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共同性中某些特征的体现者。普希金说过：“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对诗人来说，自我与时代、与人民是一致的，因为诗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人民的一员。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种涵盖一切的气魄：我是人民！人民是我！因此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要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让自己的胸膛中流着民族的热血，让自己的脉搏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这样，他的诗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
（摘编自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
材料二：
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称为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存在着反崇高、反共性、反意义等现象，而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现在有些诗不但缺乏境界，甚至以庸俗、低劣、丑恶入诗。伪道德、假崇高自然应该遭到批评，但若因此舍弃以“真善美”作为生命价值的导航，那实在是一种本质性的误导。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使发生在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变故，也会对全球、全人类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信息时代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敏感的诗人不会像一只工蚁只忙碌着经营自己的巢穴，而不预见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转向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为主题。个人感情的抒发是诗歌的本能，但关键在于不同高度的观察引出不同高度的情感，至少诗人不应该将自己紧闭在狭小的天地间。抒发强烈的个人色彩之情并非诗歌的全部，尤其当这种感情缺乏时代感时。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人应当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形势的发展，多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像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有着深远意义的诗，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什么是诗、什么是诗人的责任这样重要的问题。
（摘编自章燕《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及其出路——诗人郑敏访谈》）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主体性与科学家、画家、音乐家三者不一样，因为这三者没有系统的审美观点。 |
| B．诗歌主体性的理论在“五四”时代得到极大认同，以至当时的诗人写的新诗都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 |
| C．当今中国新诗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其原因之一是舍弃“真善美”的生命价值而导致了境界不高。 |
| D．全球化的今天对于诗歌创作中的时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诗人创作不能转向非常个人化的情绪的描述。 |
| A．《沁园春·长沙》中的“层林”“鹰”“鱼”等，表现诗人的意志情感，成为诗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 |
| B．如果诗人不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写出的作品就可能反映不出有时代特色的、民族性的人民心声。 |
| C．关于新诗创作中的个性色彩与时代性的关系，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又都特别强调了时代性。 |
| D．只要中国新诗人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世界和时代，就能改变广大读者对新诗不满、失望和弃之而去的局面。 |
| A．“大众化诗歌率先提供一种民主开放的想象性文化空间，网络诗歌爆发出巨大的文化能量。”（光明网） |
| B．“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时代，新的经验、新的感受与全新的视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中国青年报》） |
| C．“我们今天的诗人，不应以为新诗是白话体，就与古汉语无关。诗人首先要珍惜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赋予它当代的阐释。”（中国作家网） |
| D．“一方面诗是心灵的产物，另一方面心灵也必然会对时代有所感应。诗人是敏感的，他们能够凭着直觉捕捉到时代的种种风云变动。”（中国诗歌网） |
5．闻一多的《红烛》体现了“越是个性的，就越有普遍的价值”的论断，请根据诗歌《红烛》的相关内容，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材料一：
中国美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独具特色的美学。这里所说的中国美学，包括中国古代美学、中国近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传统形态的美学，中国近代美学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则是一种开放形态的美学。三者虽有各自的特点，但又有一脉贯穿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西方美学与我们不同，它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这种差异不是由美学决定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国文人与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情缘。他们认为，大自然是朋友，是最美的事物，是可以怡情悦性的审美场所。中国传统美学就是以“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原点建构起来的。诸如“情景”“意象”“意境”“物色”等美学范畴，又如“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神与物游”“感物动心”和“借彼物理，抒我心胸”等美学思想，都是人与自然的亲密交往、对话和融合的产物，由此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种特色。
西方美学重在求“本质”，中国美学则重在求“神韵”。在中国美学中，“神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南北朝时，“神韵”一词只是用在对于人物的审美评价中，指人的气质美和风度美；后来也用在对大自然和艺术的审美中，前者指神态美，后者指韵味美。无论是人的神韵，还是自然的神韵和艺术的神韵，都是指审美对象内在的生命、精神和意蕴。它是通过外在形式如“形”或“象”表现出来的。但是，它与西方美学的“思想”“情感”和“意义”又不相同。西方艺术中的“思想”“情感”和“意义”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而中国艺术的“神韵”则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
中国美学家谈论“美”的问题，大多是结合着生活、实用和功利一起谈的。西方美学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求解“美本身”开始，就有排斥“实用”的倾向。后来，康德干脆将“实用”的奠基石彻底拿掉了，将审美与实用（即功利）对立起来。从此西方美学就走上了“务虚”的形而上的发展路线。
（摘编自古风《从比较视域看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材料二：
文艺是社会审美最高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作家、艺术家是全社会的审美导师。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既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又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作家、艺术家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双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
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辉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空之中，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诸多典籍如《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正得失，动天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只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家国之志。
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诗人徐迟请毛泽东同志题字，并向毛泽东同志请教怎样作诗。毛泽东同志题写了“诗言志”三字。这“志”即家国之志。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与“寄”的统一即是情与理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具体来说，是六朝的绮靡之风。这股绮靡之风，有“兴”而无“寄”。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明确表示：“常恐逶逦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援引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理论，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既善，又美!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唐朝初年，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提出“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所谓“释实求华，以人从欲”，就是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值得注意的是，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当今的“过娱”，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宠”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打着美学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是在糟蹋美学。凡此种种，都是在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
作为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鼓劲呐喊，为新时代新生活新事业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差异是由不同的政治文化决定的。 |
| B．中国美学中人或自然的神韵是通过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 |
| C．与西方艺术不同，中国艺术的“神韵”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
| D．中国传统美学都是人与自然的亲密交往、对话和融合的产物。 |
| A．“诗言志”中的“志”是指“家国之志”，不属于个人，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
| B．进行艺术作品的创作，在宣示个人审美情绪外，也要履行好社会审美导师的职能。 |
| C．兴寄论在生活中的作用是破“过娱论”，反对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反对娱乐作用。 |
| D．陈子昂不满于六朝的绮靡之风，故标举“兴寄”，首推“风骨”理论。 |
| A．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陈子昂《感遇·其三十五》） |
| B．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陈子昂《感遇·其二》） |
| C．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璨《七哀诗》） |
| D．架岭承金阙，飞桥对石梁。竹密山斋冷，荷开水殿香。（徐陵《奉和简文帝山斋诗》） |
5．汉代《毛诗序》提出“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请结合材料，分析“言志”与“教化”是如何达成统一的。
黄土与中央集权
黄土给中国带来的一种影响是：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同时黄河也在内地接受几条支流的汇入，其结果是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
通常河流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纪录。其中一条支流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以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
《春秋》中有一段记载，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这“葵丘之盟”在约350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义。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馑。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0倍。不难想象，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
（节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减）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中游纵长500英里，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中华文明的走向。 |
| B．黄河在内地接受几条支流的汇入，导致其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其泥沙含量甚至超过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泥沙含量。 |
| C．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容易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如何应对这种危险是当时民众和政治家必须要应对的问题。 |
| D．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平均每年都有灾难1．392次，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官方记载确认的灾难。 |
| A．要治理黄河水患，必须要一个能统一人力物力的中央集权，当周王无力完成这个任务时，面对自然环境的残酷压力，必须得出现一个新的中枢权力。 |
| B．公元前651年，齐侯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这一次会盟缓解了黄河水患带来的压力。 |
| C．《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解决水患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是指只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出现，才能更好的治理水患，才有安定的局面。 |
| D．中国地区季候性的降雨量影响着百姓的生计，大致全年所有的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降雨量过大会引起水灾，降雨量过少会引发旱灾。 |
| A．由黄河水患的治理来看，地理条件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当我们放宽时空的界限，更是如此。 |
| B．古人虽不能科学认识气候变化的规律，但是史书中记载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馑，可见当时中国地区灾祸的普遍和严重。 |
| C．由于旱灾和水灾的交替出现，如何度过灾难时期，如何赈济灾民成了当时政治的重要任务，所有战争都因此而起。 |
| D．大的国家随着势力的扩张，实力不断增强，抵御灾难的能力也在增强，民众也受惠于此，支持战争中的强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