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一是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 族题材的作品；二是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是 哪一种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 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 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 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

②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 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们能够写出 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 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 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 身份决定的。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就不可能 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的 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③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 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 创作的养分；另一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 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 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 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 与世界对话。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文化、满 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④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 有走向世界，那么永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 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 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究其原因 是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 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 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 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 少数民族文化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 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

【推荐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香囊，又称为“佩香”“佩帏”或“容臭”，亦即今日人们常说的“香包”“香袋”等，它与琼瑶、玉环、香帕等都是古人重要的佩饰之一。

古代的香囊往往用锦缎做成，绣着精美的图案，里面放满植物香料，满是芬芳。

那么，古时候人们在香囊里装的什么香料？从唐苏鹗《杜阳杂编》中所记可见一斑：“咸通四年，同昌公主出降……乘七宝步辇，四面缀五色香囊。囊中贮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另一方面，拜考古所赐，我们能看到古人的香囊实物。1975年，福建福州黄升墓中曾出土了7件宋代妇女所佩的香囊。香囊实物近似方形，长5厘米，宽4.8厘米，正面中央绣有鸳鸯一对，上下贴绣莲花荷叶，鸳鸯用钉金包边，花叶用钉铁梗线包边，敷彩，口部用褐色双股线编结6.7厘米长的花穗。香囊内附有一个罗方口袋，口沿缀有彩凤纹附耳，两面均用线扎捏成4行16朵凸起的花朵，非常精巧。从中可见当时上层妇女对香囊的喜爱。

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礼记·内则》就规定：“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就是说年轻人清晨起来，去父母处问候，都要随身佩戴香囊等物品，以表示对长辈的尊重。南北朝时期《孔雀东南飞》中有云：“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不仅实现了香袋与香料的早期结合，而且它再也不是妇女装饰的专有品，甚至出入朝廷的命官也要佩戴香袋，以示尊贵和儒雅。唐代妇女的饰物有了进一步的演变，出现了装有香料的“香球”。白居易《醉后赠人》诗云：“香球趁拍回环匼，花醆抛巡取次飞。”

到宋代，香囊的使用就更普遍了。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京师承平日，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环持香球在旁，在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那香袋里的香料成分一般是雄黄、艾叶末、冰片、藿香、苍术等。

明朝初年，文学家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里提及当时年轻人的服饰：“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可见香囊为当时人所必戴之物。

明清章回小说中也经常有小姐送书生香囊私订终身的情节。如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七十三回写，傻大姐拾得了一个“十锦春意香袋”，结果闹出了一场抄检大观园的风波。抄检时，又从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司棋的箱中搜出包袱，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贴儿。贴上写“外特寄香袋一个，略表我心”。从中可见，香囊早成了男女感情联系之物了。

古人多喜欢用香囊、荷包、罗衫、汗巾等贴身之物来表达爱情、传递爱情。清代诗人朱彝尊在他那著名的《风怀二百韵》中就描绘了香囊在男女感情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毫尖渲画笔，肘后付香囊。诀绝分沟水，缠绵解佩璜。”诗中的香囊和玉佩是男女互换的信物，可见其珍重和宝贵。而明邵灿的《香囊记》，更以香囊为线索，贯穿全剧。

清代以降，按照民间古老风俗，人们常用艾叶、菖蒲扎成剑形条束，悬挂在门上或床前。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喜欢用五彩纷呈的丝线绣个香袋，挂在孩子们胸前，以示驱邪辟疫。民间在每年端午节前后佩戴香包也自有其道理。时值天气逐渐变热，疾病多发之时，佩一香包，可以起到杀除病菌，消除汗臭，消爽神志的功效。据说，在陕西，这古老的香囊在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当地女儿出嫁，香囊是必备品之一。因为它既实用，可以插针缠线，又美观，可供观赏玩味，更寄托着千百年来人们驱除邪气、渴望幸福、吉祥如意的民俗意愿。

（摘编自李学朴《古代香囊里的文化》，《文史博览》2021年第8期）

材料二

香囊防疫历史悠久，《山海经》载：“熏草，佩之可已疠。”可考证先秦时期已有佩戴香囊的习惯。香囊在战国时期的楚地不仅是美人所佩之物，亦是一种化湿除秽的日常用品。从秦汉至现代，随着香药文化的不断发展，香囊制作也愈有特色。先秦时期以单味药为主，如佩兰、艾叶等，汉代则以复方药物防疫为主流。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南迁，给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医家在疫病防治方面已有所建树，《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取桑根挂于门上，或制成香囊佩戴，及将女青捣成屑做成香囊挂于帐中的防疫方法。同时葛洪所创复方“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也被广泛运用于防疫香囊的制作。这些配方被孙思邈、王焘、刘松峰、沈金鳌等大家改良沿用以适应后世防疫的需求。明清时期外来香药与本土香药交易频繁，使明清香药的使用结构有所改变，香药防疫配方与晋唐时代相比，加入了大量芳香辟秽的药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医家亦很好地发挥了中医香囊防疫特色，如在SARS的防治中，张专才等将冰片、薄荷、野菊花、苍术等中药做成香囊，加入防疫方案。

《备急千金要方》载“三角绛袋盛。一两带心前，并挂门户上”“分一方寸匕置绛囊中带之”，推测香囊配方中药的剂量是根据香囊大小、疫情严重程度调整的，大剂量可在37g左右，少则为1～2g。同一味药在不同配方中剂量不同，与药物配伍、疫病严重程度、个人体质与医者用药习惯等相关。刺激性较大的药物应从小剂量开始使用，体质虚弱者整体药量需酌情减少，体质壮实者整体药量可适度加大，体现了中医因人制宜的辨治理念，也说明与其他中医防治措施一样，香囊的防疫效果与安全性同等重要，必须引起重视。

（摘编自王萍、袁世清《香囊用于防疫的历史与配制要点初探》，《中国民间疗法》2022年8月）

“香囊的佩戴方式一方面与个人喜好有关，另一方面关乎香囊的功效。有学者认为，香囊佩戴于膻中效果最佳。体质较弱或对气味较敏感的人群可将香囊置于枕边或挂于室内床旁，以减轻不适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