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是什么

纪宝成

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学是什么”的问题一直存在。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最为宽泛的定义，或许也最容易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即：汉学就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汉学的内核是比较清晰的，边界则相对模糊。这与汉学发展情况有密切关系。日本在14—15世纪开始形成传统汉学，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汉学，它的历史有700年；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算起，传教士汉学的历史约为400余年；以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为标志，学院式、专业化的汉学已经走过了将近200年的历程；二战之后，美国汉学转向对现代中国的关注和研究，至今也有60多年的学术积累。

由于时代和文化观念等原因，各种形态的汉学研究当然也有不同；然而，天下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一代代汉学研究者为中国文化走出遥远的东方、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形态各异的汉学研究应当共同持守一个内在的品质——对话精神。中国与西文的认识方式，思维逻辑乃至整体的文化观念，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和不同。比如，西文式的执着，可能推衍出渐进的认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对象的精确性；中国式的洒落，则通向了圆融和体悟，描述对象时往往在清晰中又带有某种模糊。但二者并没有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只有因“差异”生发的对话与启迪、互补与和谐。通过“差异”而达致“中和”，这样的“和而不同”才能成全一相生共融、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同文化又包含诸多相似的元素，有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汉学”这门学问，正是以差异为前提，以人的正义、公平、自由等基本价值为基础，启发着文化间的对话和共识。

对话赋予了汉学深远的文化意义。当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形象并影响到不同文明对中国的理解时，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在日益增长，海外汉学已经成为中国学界面对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许可以说，这标志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大趋势：中国不再仅仅是认识和想象的对象，更是通过这种认识和想象加强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任何一种文明都已经无法在单一的语境中自给自足，互为观照的基本格局，不仅使汉学研究、也将使整个世界进入文明对话的新范式。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

所谓诗话，就是评述有关诗歌问题所写的随笔式著作。其内容繁杂，结构松散，涉题广泛，记述往事，评头品足，笔调轻松，表达灵活。诸家诗话虽各有偏重，但兼及其他内容是其共同点。

北宋中叶是诗话的起始时期，欧阳修《六一诗话》是诗话体著作的开山之作。书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而该书最具代表性和深远意义的则是开创了“诗话体”，此后一倡百和，仿效者不绝于后，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大看点。北宋中期以后，江西诗派及其追随者活跃于诗坛，出现了一些带有这派倾向的诗话著作，如吕本中的《紫薇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周紫芝的《竹坡老人诗话》等。至南宋，由于有了前面诗话的积累，出现了诗话总集一类的著作。如《诗话总龟》，开创了以内容性质分类的诗话体例，在诗歌鉴赏和诗论建设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南宋后期，诗话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出现了比较系统的诗论之作，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它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理论性和系统性。书中分别论述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诗证。从论述中看出，“以禅喻诗”是其诗论的命脉和基调，尊唐抑宋是其诗评标准和基本倾向。该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以禅喻诗”“妙悟”等学说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所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主张“学诗以识为主”，有“识”的能力才能辨别“体制”的艺术特征，进入悟境。作者将这些主张和观点贯穿于全书之中，从而形成系统、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这标志着宋代诗话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记述类和评论类内容在宋代诗话中均有记载，资料保存十分丰富。更难得的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已经散佚的诗歌资料，如《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诗话汇编著作中就保存了逸书、逸诗、逸事之类的材料。另外，自《六一诗话》诞生后，诗话体著作久盛不衰，到清代还大量出现，说明其有文体传承的价值。宋代诗话发掘、整理、提炼和总结了前人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成就，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和有价值的研究资料。诗话中常以诗歌作品作为切入点，从审美的视角深入细致地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性问题，时有精辟之见，能起到以小见大、举一反三、闻一见十的作用。这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颇有借鉴和启迪价值。有一种话语方式常在宋代诗话中出现，这就是评点式批评方法。这种方法，不求全面系统，也不考虑其间的连贯性，仅就某个问题或摘论、摘句进行析评，随感而发，要言妙道，一则一段，一目了然。不求高谈阔论，但求说深、说透而具说服力。宋代诗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评点式批评方法，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论遗产，对后人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确有助益。宋代诗话探讨了诗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诗歌的形象性、抒情性、功能性、真实性、典型性及诗歌原理方面带有规律性的一些问题。宋代诗话中还出现了大量名词术语，这是古人诗学观念和文艺思想的一种反映，独具中国特色，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同时还能看出论者在诗学上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理论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凡此种种，均有其理论研究价值。

当然，宋代诗话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和著者的缺憾，但就其整体而言，毕竟是瑕不掩瑜，不愧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宝藏之一。

（摘编自殷光熹《略论宋代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