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述，陆机的《文赋》同《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中国古代经典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命题。例如，《文赋》对“艺术想象”问题的相关论述早于意大利批评家马佐尼的《〈神曲〉的辩护》1300多年，而它对言、象、意传统命题的拓展及其所对应体现的文本、世界、作者的三维关系，更是遥遥领先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文赋》对“想象”问题的论述展示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者、文本与世界三者之间的辩证转化关系，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想象始于“观”。关于想象在写作构思中的样态和作用；陆机在《文赋》中有具体且富有原创性的论述，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说奠定了基础。陆机认为，想象始于“伫中区以玄览”，“伫”的致静与“玄览”的灵动既相对应又相统一。“伫”（或“佇”）即“久立”，蕴含长久孤独思索之意，它以“立”的姿态，表明创作者“致虚极，守静笃”的主动性；其与庄子“形似槁木，心如死灰”的“隐机而坐”具有本质的不同，庄子体于道，陆机致于言。因此，“虚静”应是创作构思的必要步骤，而非目的本身；以静“致”动，静以养“思”，“伫立”是为了。更深刻细微地“玄观”宇宙；文学创作的“艺术想象”正是从“观”万物并作、“瞻万物而思纷”开始的。

其二，想象经于“游”。想象始于“观”，还必经于“游”，方可从“眼”入“心”。在中国哲学中，“游”具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诸如孔子的“游于艺”、庄子的“逍遥游”、屈子的“浮游求女”等不同的思想面向，这种复杂性对《文赋》有明显的影响痕迹。陆机认为艺术想象的过程细微精妙，他强调“收视反听，耽思傍讯”，就是要摒弃外物之累，消除二元对立，实现物我合一的状态。在这里，“我”不再是观物的主体，而是与物同游、化合为物的精神显现。而“心游万仞”则是指物我合一的想象、遨游乃至沉思过程，对于这种精神游历状态，庄子“吾丧我”的描述更为形象。所不同的是，陆机强调鲜明的“存我”意识，因为《文赋》的写作目的是论述文学创作何以可能，只有“存我”才能实现从“物象”到“我思”的写作转化。

因此，《文赋》的“艺术想象”与庄子的以想象活动实现审美超越属于不同的问题场域，应分别对待。把外物之“观”转化为内心之“游”，实现从外到内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写作如牛马反刍，若没有外“观”之积累，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陷入“玄想”漫思之中，无法形成艺术之“象”；而没有内心之“游”，则无法摆脱“为文造情”的外在功利，无法实现“游于艺”的艺术欣赏，更无法达到“逍遥游”之“取象言道”的境界。

其三，想象即“赋形”。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以物我两忘的融合状态促发想象思维是重要的准备阶段，但不能止于此。想象是关于某种“象”的思，在创作者的想象活动中，其所想之“象”必然要不断清晰化、具象化、立体化，亦即想象的“赋形”。伴随着“情”的逐渐条理有序与理性化，寓身于情思的“物象”如漂浮散漫的片片白云，聚集成特征鲜明的具体“意象”。此“意象”已经不是观物之视、观物之闻的外在“物象”，而是转化成“胸中之竹”的“意中之象”，从“眼前之竹”到“胸中之竹”的转换性实现，体现了从“物”到“意”的真正蜕变，文学创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文赋》中“想象”何以可能的命题呈现出文学创作构思的具象化过程，想象是从“物象”到“意象”的“赋形”转化过程。

其四，想象需“以言行事”。与西方强调纯粹的想象不同，陆机的艺术想象更为推崇如何“成文”这一具体目的，换言之，想象需“以言行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想象促使言说，并最终以言说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二是想象本身即言说，想象以语言为基础。具体而言，文学写作最终以语言文字呈现，想象在兴“意”、聚“象”、成“言”等全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思到言，过程曲折艰难，“于是沈辞弗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一方面，通过运思活动来进行语言表述，虽然如重渊之中游鱼衔钩般不易，但终能穿破层云，准确击中飞鸟，进而实现文与思的协调，“沈辞”与“浮藻”在此均可指“意”形于“言”的过程；另一方面，“沈辞”与“浮藻”以“思”之顺畅、“言”之凝涩形成鲜明对比，从“沈辞”走向“浮藻”，体现出“思”在其中的根本促发作用。以“思”促“言”，还需要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荡涤文思是为“以言行事”做充分准备，文学想象的最终目的是写作。

总之，文学写作是言、象、意的辩证统一过程。写作赋予抽象物以具体形态，面对无声物则给它以声响，言、象、意在这一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的过程中协调共鸣；以“至小”之文统摄“至大”之辽阔神思，“言”既是“思”展现的载体，又构成“思”的内在根据。同时，“思”以“言”为基础，又以“言”为表征。

（摘编自彭成广《〈文赋〉：“想象”何以可能》）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龙在十二生肖中居第五位，与十二地支“辰”同序，故又被称为辰龙。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

在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图腾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在中国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代，图腾崇拜风靡于生活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各个部落，其种类可谓包罗万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人们联系的逐渐加强和征服战争的频繁发生，有的部落壮大了，其图腾崇拜也随着他们的征服足迹而扩散四方；有的部落失败了，其氏族旗帜也随着他们的失利而黯然降落。有时候被征服者的图腾会作为征服者的战利品附属于征服者的图腾，成为征服者氏族强大标志的一部分。中国龙的产生与发展就证明了洪荒时代这一变迁过程。

据宋代罗愿在《尔雅翼》中的描述，龙是我们的先祖们由蛇、鳄、鱼、猪、马、牛等动物，和风云、雷电、虹霓等自然现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具有通天善变、喜水好飞、灵异吉祥、兆祸示威等神性的一种非凡的灵物。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一书中说：“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图腾的鼎盛时代是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些氏族部落联合起来形成部落联盟，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率领部落发展生产，对外征战，这些部落联盟首领就是这一时代的英雄人物。后世演绎了许多关于这些英雄人物的神话传说，而在神话传说中，这些英雄人物绝大多数都与龙联系在一起。

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也是百龙之祖。史书上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中的伏羲和女娲都是上体人形，下肢蛇躯，具有原始神话亦人亦兽的特点，也具有龙图腾主体蛇躯的特征。至于中华多民族神话传说中共同塑造的英雄人物盘古氏，不仅完全具备了龙的形象，而且初步拥有了龙的威力，《广博物志》引徐整的《五运历年纪》这样描写道：“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这位龙首蛇身的神话巨人既是开天辟地的英雄，也是世界万物之祖。

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就是在这种氏族战争与部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有图腾，这一历程也展示了龙行天下、奋发图强、兼容并包、协和万邦的主体精神。

（节选自《半月选读·图腾崇拜与神话之龙》，有删节）

材料二：

龙图腾是如何形成的呢？闻先生在他的名篇《伏羲考》中说：龙这种图腾，“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龙图腾说由20世纪40年代起步，至今流衍不衰，一度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龙图腾说，并出现一些否定性观点。如：“无论如何，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阎云翔）“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

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时空范围上讲，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因此，某一类型文化中的某种纹饰与某一氏族的图腾划等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伤、杀害和食用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以及食龙的载述。

（节选自《中华文艺·龙文化》）

材料三：

作为一种被崇拜的图腾，除具有图腾的一般特征外，龙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龙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三个飞跃：一是从原型动物向虚拟神物的飞跃；二是从氏族图腾向民族图腾的飞跃；三是从图腾崇拜向宗教信仰的飞跃。

龙图腾在图腾崇拜趋于衰落的时代反而获得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是因为人们在保留龙的图腾形式的同时，给它赋予了神的内涵。中国龙同国外图腾一样，在氏族图腾崇拜中就是主水的神物，所谓“龙马驮图出于河”。到了阶级社会，龙更是被描绘成主山川河流、能兴云降雨的水神，而水是农业生产的第一位的决定因素。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龙王庙都是人们祭祀求雨的地方。

由于龙图腾具有了上述许多氏族图腾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个古老的图腾才在其他氏族图腾衰落、消亡的历史阶段，被我们民族的祖先携带着迈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成长为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明，从而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与我们相伴走到了今天。

（节选自阎世斌《从龙文化看民族精神》，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