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特征（节选）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 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窗子的“内容” 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巴黎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筑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寓教于乐”

贺拉斯是罗马帝国初期奥古斯都时代的杰出诗人，也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寓教于乐”，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寓教于乐”思想对18世纪启蒙运动以及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

贺拉斯认为通常来讲，文艺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娱乐功能，并对二者采取并重的态度。“教化”在思想史上包含着原型与摹本的双重含义。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只有原型是永恒不变的真实世界。亚里斯多德虽然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但是他的质料与形式说仍然是原型与摹本关系的变形。教化观念的产生受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影响。“教”，从广义的范围来说，应该包括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综合。如果从文学创作的实际过程来看，“教”应该是诗人(创作者)表达自己的目的意识或情感，而这也是欣赏者(接受者)的对象。当这种意识外化为诗(艺术作品)，它就在文学交流中、在审美意识交流中起到中介作用。从诗人创作的审美意识出现到成诗(艺术品)的过程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它由一个个具有诗歌个性特点的意象融合成意境，从而达到朱光潜先生的“诗境”。这种物化结构形成固定的“诗境”结构，这个结构在诗(艺术品)的意境的结晶物的笼罩下，并且最终在欣赏者的头脑中外现为诗境。

这个诗境首先在诗人的头脑中呈现，然后由语言、文字、节奏等因素“物化”成诗。诗，就是审美价值发生、展开与实现的中介，是诗人的思想与感情熔铸的“一度审美”的“教与乐”，此时，也在欣赏者的“二度审美”中重现为“教与乐”，在读者的头脑中得到价值的传承。此时诗人的情趣和意象都会在诗中体现。诗人就乐在其中。这样，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就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教”与“乐”也就整体地实现了。

寓教于乐简洁而精到地概括了“教”与“乐”的关系，是人们对此问题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后来为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文艺理论家们反复地援引过、讨论过，成为影响后人至深的权威观点。

材料一：

何谓“风骨”？它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的含义。在古代，“风”与“骨”二字最初本是分开使用的，“风”最早出现于《毛诗序》中，含有教化教育之义；“骨”则来源于王充的《论衡·骨相篇》，“骨”乃就一个人的形貌而言。“风骨”连用始于魏晋时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谈及顾恺之用“风骨”品评人物画，“风骨”在此话语体系中主要指道德修养中所透露出的气质。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风骨”纳入文学批评范畴，在刘勰的阐释中，“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摘编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材料二：

怎样才能使作品有“风骨”呢？刘勰指出：“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述情必显”即“意气骏爽”，也就是《明诗篇》论建安文学的“磊落以使才”“唯取昭晰之能”。“析辞必精”也就是要求作品体裁劲健，文辞简洁，音韵铿锵。在这两方面的要求中，“述情必显”是作品有“风骨”的先决条件，因为作家只有将深沉强烈、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感充分抒写和完美表现出来，作品才能有“风骨”，才能在震撼人心的同时，对作品形式辞采本身有强劲的统摄力。而“析辞必精”则是作品有“风骨”的必备条件，因为在作品思想情感对辞采形式起着统摄、聚合作用的同时，作品的辞采形式既对情思内容有积极的表达作用，又对情思所具的感染力和聚合力有能动的消长作用，即文辞的繁简、质艳也影响着作品情思感染力、聚合力的强弱。由于缺乏深邃的思想、动人的情感，致使作品缺乏“风骨”的现象并不鲜见；而由于作品辞藻过于繁艳，以致淹没和消解了作品情思对读者的感染力和对作品形式辞采的聚合力，这在文学史上亦不乏其例。

（摘编自孙敏强《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论“风骨”说的美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材料三：

西方的“崇高”与中国“风骨”有相似之处，崇高与风骨产生地不同，受到的历史影响不同，但二者都是针对浮夸、淫靡、没有生命力的文风，在西方和中国分别提出了“崇高”和“风骨”这两个具有阳刚之美的思想。“崇高”这一美学术语也是在“西学东渐”时传入中国的，在我国的美学著作中，崇高还被称为“刚性美”或者是“刚美”。

风骨与崇高都是美学的范畴，风骨与崇高诞生的历史背景相似，崇高是在古罗马帝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罗马走向衰落的时期诞生的。针对古罗马的创作文风，朗吉努斯才写了《论崇高》。刘勰所处的时代也是社会动荡不安，文风浮夸，这些使他强调作品的风骨。“风骨”与“崇高”不仅是作家们的文章风格，还是审美的范畴，二者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如自然界中的景物，只从物的角度看，它们没有思想和情感，也就无所谓风骨与崇高了。自从有了审美实践活动，山河就由自然景物的存在物变成了审美的存在，也就是自然性与人性在人生实践活动特别是审美实践活动中产生了紧密的关系。

“风骨”和“崇高”在美感上都可以唤起人们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像是人读到一篇好的文章，就会从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欣赏和佩服。竹子在中国人的心中是高雅、君子的代名词，欣赏郑板桥画的竹子，给人们产生的审美感受是愉悦的。崇高与风骨都普遍的存在于自然界中，就像是高山、大海给人崇高的感觉，冬天里绽放的梅花，笔直翠绿的竹子等体现了风骨。

“风骨”和“崇高”虽然都强调情感，但是侧重点却不一样的，崇高主要是从人的主观方面来解释的，例如朗吉努斯认为，“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而风骨主要是从文章或是作品的客观方面来看的，文章的风格和骨气都是作者后天培养和发展的，来自现实生活之感发。在审美心理上，“崇高”可以让人产生痛感、恐惧、压抑、紧张感，在后面就会慢慢地转变成一种敬佩感和愉悦感。“风骨”给人刚强、舒爽之感，令人心旷神怡。

（摘编自刘红《论风骨与崇高》）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因此，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又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中说得很清楚：“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选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礼治秩序）》）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上。但乡土社会不是人治，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适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用以获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其祖其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传统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能逃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只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略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对此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用“克”字和“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有效的，但如果环境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在中国历史上，乡约作为约束乡村居民日常行为规范的“契约性”约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整合了广大民众的道德认知，具有独特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特别是通过各种处世规范与道德要求等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认知和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

根据现有资料，乡约滥觞于北宋的吕大钧，《吕氏乡约》乃后世遵奉的依据。《吕氏乡约》建立了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核心并倡导乡村自我约束管理的道德教化体系，提出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纲目，勾画了儒家式的美好道德乡村。如“德业相劝”中提到“德”，强调要“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要“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吕氏乡约》不仅在道德规范上有所倡导，也明确了道德惩罚的内容，如“犯义之过，其罚五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犯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

正如吕大钧所言：“乡人相约，勉为小善。”不难看出，乡约中这些具体的道德规范和要求无不倡导修身齐家、孝悌忠信，无不标举礼义廉耻、美化风俗，通过乡约的规范旨在劝人向善，从而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吕大钧的思想特别受到了古礼的影响，乡约的原则与《周礼》的教化精神一致，还继承了《礼记》的乡饮酒礼。后世的乡约，基本上都突出了相互礼让的仪式，倡导里仁之美。《吕氏乡约》被视为乡约的鼻祖，融合乡约与乡礼，主张乡人自治和劝人向善，追求美好的道德愿望，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乡约在宋以后颇受社会的关注和推崇，如朱熹就重新发掘了乡约的教化意义，还对《吕氏乡约》作了必要的“增损”，阐扬了乡约的核心精神、组织制度等，使乡约无论作为规约还是组织都更为明晰。朱熹认为，修乡约是要号召人们在乡村真正实行，是为了“彼此交警”和“教人善俗”。朱熹在修订中重点对“礼俗相交”部分作了增补，根据长幼尊卑的顺序，列举了造请拜揖、请召送迎、庆吊赠遗等诸多礼节，各项礼仪的规定都非常具体详实。可以看出，朱熹更加重视乡约的道德感化和礼仪条规作用，这也就强化了乡约对社会风俗影响的功能。

（摘编自沈小勇《我国古代乡约文化与社会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