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我国青少年的触网年龄不断降低，他们能否健康、安全、文明上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青少年处于叛逆期，寻求猎奇、新鲜，为排解社交焦虑，他们积极地在社交媒体平台参与群体交往，容易形成小圈子的意见，情绪极化，引发群体谩骂、煽动对立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滕乐说。沉迷虚拟社交，缺失现实社交，也让当下的青少年们，更容易被误导，不自知地陷入群体意见极端化。

而很多家长对此无所适从。“疫情期间，孩子一直在上网课，花在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间变多了，但我不知道她在网上除了学习还干些什么。”北京朝阳区的一位家长说。

一些青少年毫无顾忌地在网上发出一些带着脏话的弹幕、评论、跟帖，很多人不禁问：这些青少年到底怎么了？

“连哭都这么恶心！”“现实生活中肯定也是小三！”……热播剧《三十而已》中“林有有”角色的扮演者被观众骂哭：“一切来得太快，完全超乎我的预想。”诗人北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首自己的诗歌，没想到却引来了围攻，有的网友甚至用网络缩写对其进行辱骂。北岛在评论区回复：“这是讨论诗的平台，不应使用语言的暴力，我从此关闭自己的评论区。”

青少年正陷入遭遇网络暴力和参与网络暴力的双重身份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数据显示，28.89%的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其中以“网络嘲笑和讽刺”及“辱骂或者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居多。68.48%的青少年遭遇暴力辱骂信息的场景是社交软件；其次是网络社区，比例为55.3%；而在短视频和新闻留言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分别为30.66%和30.16%。

“新媒体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和嵌入性非常强，他们很难区分社交媒体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对于秩序、场景、规范的认识不清，易引发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斌说。除了网络暴力，青少年还在遭遇其他网络安全风险。《青少年互联网平台参与风险研究报告》显示，在青少年遭遇的网络违法侵害风险中，网络诈骗占比高达46.67%。

新媒介赋权青少年自主学习、表达、交往的能力，但是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带来的影响相比，青少年对媒介及信息的认识和辨别能力还存在很多不足。整体来看，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亟待提升，就像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不能把交通事故的责任都归在驾驶者身上，还要依靠交规、交警等多方管理的合力。

（摘编自《面对网络风险，青少年媒介素养如何提升》）

材料二：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选择和理解的能力、质疑和评估的能力、创造和生产的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等。这在新媒体海量信息时代尤为重要。暑假，是青少年与电子设备“亲密接触”的高峰期，这让许多家长担心孩子沉迷游戏，或受到低俗、庸俗、媚俗等网络“三俗”的不良影响。家长们的担心并非多余，青少年媒介使用技术娴熟，但媒介素养有待提升，容易受到网络“三俗”侵蚀。要提高青少年网民的媒介素养，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媒体、社会”立体参与。

价值观引领是首位。媒介素养强调的是分辨和解读信息的能力，那么以什么尺度去分辨和解读呢？先进的思想、正确的价值观就是度量信息的尺子。有的青少年容易受到“三俗”影响，其根源在于心中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要帮助青少年明是非、辨善恶、知良莠，使他们拥有度量信息的尺子。要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用他们喜欢和愿意接受的方式去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就像《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那样，在潜移默化中讲述党的初心和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怀。

人文教育是奠基石。如果人文精神缺失，一些年轻人就容易陷入空虚和迷茫，让网络“三俗”钻了空子。无论教育处于哪一个阶段、哪一种模式，都应该充分重视人文学科，仅从实用和技术层面来谈人文学科是目光短浅的。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正是在于其能塑造青少年的心灵和人格，培养批判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而这正是良好媒介素养的根基。

父母是第一影响人。如果年轻父母没有节制地玩手机、刷视频，很难想象孩子能养成好的媒介使用习惯。由于父母的引导方式不同，使得孩子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产生了很大差异，有的偏向学习信息，有的偏向娱乐消遣。一样的屏幕和键盘，由于父母媒介素养的不同，让孩子走进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父母的爱和陪伴、父母的正确引导和以身示范，能使网络在青少年成长中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社会团体可为助力者。社会团体在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过程中可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团体应举办丰富多彩的媒介素养实践活动，以游戏、竞技、趣味的方式来训练和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使之成为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有益补充。

总之，随着我国青少年触网年龄的不断降低，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已是当务之急。《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就指出，加强全社会网络法治和网络素养教育，制定网络素养教育指南；加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引导青少年理性上网。

（摘编自《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材料一

进入新时代，如何在文化消费和媒体环境日趋复杂的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艺术创新、市场认可的多重抵达，成为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最大挑战。通过对庆祝建党百年重大主题作品的观察，我们欣喜地发现影视工作者纷纷从革命先辈和中国人民追梦圆梦的奋斗历程中挖掘故事素材。呈现出革命历史、英雄人物、时代成就、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多题材展示，故事片、文艺片、纪录片、动画片等多门类呈现，历史片，战争片，青春片，谍战片等多类型融合的现实主义特色和史诗品格。

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历史，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现我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与人们同呼吸共命运、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是这些创作最突出的特点之一。电视剧《光荣与梦想》，从中共一大开始一直讲到抗美援朝，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的过程。创作者特别注重还原历史现场，使观众能切身去感受革命历史环境下人物的实际处境和心理状态，从而赋予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充分的逻辑规律。

面对新的历史方位、时代潮流、生活风尚，积极投身火热的新生活，在真实和细微的场景中为百年来党的奋斗历程和丰功伟绩，特别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寻梦追梦过程书写放歌，也是建党百年主题创作题中应有之义。比如电视剧《大江大河2》以几位主人公的奋斗历程，展现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生活的嬗变、政治领域的变革，刻画了改革实践者们的探索、觉醒和变化的历程。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重大主题影视剧具有彰显家国情怀和实现个体认同的价值功能，最重要的是要抒发好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热爱之情。此前，《焦裕禄》《攀登者》《中国机长》等优秀作品将高昂宏大的时代精神和炽热细腻的情感抒发有机缝合在镜头语言中，营造真实情境，使人们产生共情，唤醒大众的集体记忆和爱国热情。

遵循这一成功经验，诸多建党百年主题创作影视剧都特别注重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切入，细腻展现个人抉择与国家历史命运间的内在关联。在影像编码的询唤里实现革命精神与爱国主义传统的价值认同与文化归属。例如，《觉醒年代》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边嗑瓜子边商讨革命大计，展现了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山海情》里，基层干部马得福帮村民修水渠、建学校，经常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四处奔波，以生活化的细节令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影视从业者还借鉴短视频、微电影等形式的成功经验和传播优势，打造单元式、微小型、拼盘化的作品，在短小精悍、新颖生动的形式中实现政治性、时代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结合圆融。例如，百集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采取短小精悍的短视频形式，撷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历程中的100个重要事件，用100个历史故事反映出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在小成本，小制作中体现大情怀、大主题。

建党百年是回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进而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里程碑。新时代影视工作者要遵循用心、用功、用情的原则，奉献更多以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创意制胜的精品力作，为百年大党引吭高歌。

（摘编自田刚健《银幕荧屏响起红色集结号——建党百年重大主题影视创作集中涌现》）

材料二

红色经典电影影片画面与当代人审美具有一定的距离，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红色经典电影也可能有所淡忘，在这种背景下，改编翻拍红色经典电影成为历史必然。这不仅是影视界传播红色文化基因的重要路径，也可嬗变为一种社会文化时尚。但由于主客观因素迥然有别，改编中既有一些平淡庸常甚至落入“三俗”歧路的失败案例，也不乏成功范例。

如何才能将红色经典电影改编成好的影视剧呢？当代影视工作者只有守正创新、继承发展，主动顺应当今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从当下观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出发进行艺术考量，正确把握和科学处理历史和现实、传承和变革、教育和娱乐、怀旧和趋时的关系，才能成功实现红色经典电影的当代传承。

首先，应赋予红色经典电影改编作品以现代意识和人文情怀，这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精神标识，也是包括影视剧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所应遵奉的重要价值理念。近年来由红色经典电影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在戏剧冲突、细节铺陈、历史认知等方面作出更为细致丰富的艺术表达，不仅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价值观。而且诠释了革命英雄自我意识觉醒的内在动因，使英雄人物的思想行为更加符合历史逻辑和人性逻辑，也使主流价值的阐释更具有说服力。

其次，应拓展银屏银幕荧屏叙事的历史空间。近年来我国的红色经典电影改编影视创作的重要特点，就是延展了叙事的历史空间和维度，重新构建了红色经典电影的历史生活图景。在改编和翻拍红色经典电影时，应运用大历史观思维和多维视角统摄复杂历史，在历史的丰富性得以充分释放和真切演绎，以实证姿态实现对真实历史的深情回望。

再次，注重对英雄人物形象的个性化诠释。我们党的历史对于当下年轻观众来说是抽象的，需要通过具体的英雄人物加以体现。在当代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剧中，创作者对英雄人物形象进行了个性化描摹和真实性描绘，巧妙地在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中融入人性伦理和个人情感，从而使改编影视剧在大众文化的广阔范畴内赢得观众的认同和共鸣。

（摘编自刘金祥《红色经典的当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