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有些评论家说，秦汉之前画真山实水是中国“山水画”的童年阶段，自“山水画”确立之后，中国“山水画”才真正成熟。其实这个说法也欠妥当。就艺术上而言，秦汉之前的“真山实水”未必就比魏晋以后的“情山意水”要低级。我们看一看西方绘画史就更容易明白这一点。西方的油画或水彩画中虽然没有“山水画”这一画种，但是有风景画、静物画，其中也有山有水，西方画对世界风景（包括山水）的描绘讲究真实，所以“写实”成为西方画区别于中国“写意”画的一个显著特点。为了真实反映，准确观察，西方画采用科学的固定视点的焦点透视法，这又是西方画区别于中国画游动视点的散点透视法的一个特点。为了表现真实，西方画讲究光影和色彩的明暗显隐，这也是西方画区别于中国画线条勾勒诗意表现的又一特点。可见，用画笔描绘真实世界也是一门自成一体的艺术。

我国的山水画的发展，为什么没有沿着秦汉之前“画山水”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变成后来的山水画呢？这需要从中国人的山水文化、山水情结、山水精神说起。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地理环境不无关系。西方文化学者有“地理环境决定论”，此说未免绝对，但也不无道理。我国地形复杂多样，名山大川分布广泛，山水或雄伟壮阔，或秀丽蜿蜒。“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山水文化荦荦大端者，就有泰山、华山等五岳文化，洞庭湖、太湖等湖海文化，长江、黄河等江河文化。

从《易经》中“天人合一”的阐述，到《诗经》中对大自然山光水色的欣赏；从孔子“乐山乐水”的山水观，到庄子“物我合一”的审美观；从古人“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友谊，到欧阳修“在乎山水之间”的“山水之乐”，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山水诗文、山水绘画、山水音乐，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深厚的山水情结。精神是文化的内核。山水文化孕育了山水精神，最突出的是中国人敬畏山水、顺应自然的精神和比德于山水的君子精神。这两种精神是我国儒道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自然哲学的创立者老子，从山川河岳中悟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在《逍遥游》中对山水的体悟，深刻影响了后世山水画的审美。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巍巍高山培养了君子的博大胸怀；“君子见大水必观焉”，滔滔江河孕育了君子的高深智慧，这种道德比附和精神体验，在后世山水画中也有充分表现。

魏晋南北朝以后，游山玩水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新风尚，自然山水逐渐成为人们独立的审美对象。士人、官宦、僧侣等常常在名山大川之间吟唱作画，参禅悟道，山水画派应运而生。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着内涵丰富的山水文化、山水精神和深厚的山水情结，追求形似的“画山水”，最终演化成追求神似的“山水画”。当我们思考“山水画”与“画山水”之辨时，自然要回顾先贤大哲无比丰富的山水文化，不禁为中华民族拥有如此灿烂的山水文化而感到自豪。在新时代，我们不仅要深深植根于传统山水画土壤之中，还要充分吸收外来优秀绘画文化，融会贯通，书写中国山水画崭新的一页。

（摘编自刘化宇《“山水画”与“画山水”》，《光明日报》2022年11月4日）

材料二：

中国山水画之所以源远流长，归根结底在于心灵式构图的神韵。中国的山水画家并不仅仅是从形式上来进行艺术构图，而是从整体观念的角度对画作进行把握，这种心灵式的构图也正是其美学意义的最佳体现。这种观念的体现并不仅仅是依靠理性的分析就能够感受到的，而是需要我们用心灵去体会，与画家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而精深，在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传统的山水画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别具特色、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享誉全世界。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重要分支之一，从隋唐时期开始，山水画的创作更强调的是意象的传达和情感的物化。山水画家强调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般朴实厚重之感，在高山流水之间作画，通过对意象的有效处理，通过精练的艺术语言表现出其独特的韵味。中国山水画家通过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产生深刻的感悟，并铭记于心，通过娴熟的水墨画技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景，实现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相得益彰。在画家的心目当中，虚实变化、疏密相间、开合起伏等都是自然规律的最直接体现。对于形式的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手中的笔去感受其深刻的内涵；对于另外一方面，希望借作品的表现形式将其升华。中国历代山水画家都坚持延续着这一项美好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中国山水画在构图方面的局限性。相反，它形成了特有的中国式构图技巧，比如说强调天地贯通而产生的三远法和散点透视法等。

在技巧的运用上，中国山水画的构图最常用的就是三点透视的原理，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平远、高远和深远所表达的意境。通过散点透视法的布局原理，平远的视角就像是行人在山道上行走的情形，走马观花般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视点，在长长的画卷上面可以一览祖国的万里河山。高远的视觉感受又仿佛行人下山的情形，视点伴随着脚步进行逐一变化，即使是从山顶画到山脚，都可以合适地画出立轴长卷的效果。深远的表达效果则可以运用远近山的形状和浓淡对比，勾勒出那种立体深邃的艺术效果。将处于不同时间、空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变形和抽象的过程。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山水画与西方绘画艺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摘编自徐源《中国山水画的美学理论分析》）

游民文化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各安其业。井田制如果被败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或劳动对象――土地，这些人便成了游民。但儒家承认社会分工和人们职业的多样化，有事可干就不是游民。而先秦法家只承认耕战的作用，认为只有务农为本，老百姓以其他事情谋生都是“游食”，也就是游民。自武帝而起，历代所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因此把不务农的人们视为游食或游民的看法几乎支配整个封建社会的主导舆论，直到明太祖朱元璋还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到了清代，统治者所理解的“游民”实际上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他们脱离了正常的劳动，完全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衣食，坑蒙拐骗，欺压百姓，成为危害一方的败类。他们不仅为官方所不容，而且遭到普通平民百姓的厌恶。

如果不从游民的思想倾向、道德品质，或者生活来源、生活状况（即所谓经济地位）来确定其身份，而是从这些人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出发，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游民”应该指那些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游民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反社会，缺少执著的理想，没有固定的价值观。这种类型的游民虽然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就存在，但是只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流氓地痞不过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他们在游民之中也属于少数。另外，由于天灾人祸导致整个家庭或宗族作大规模的迁移而脱离自己土地的农民，是流民而不是游民。

宋代文化教育相对普及，有文化的人与唐代比大大增加，而社会（特别是官场）对他们的吸纳能力有限，于是一部分具有一般文化的知识分子被抛到游民的队伍之中；元代由于蒙古人掌权，统治集团汉文化水平极低，数度停止科举考试使得更多的文人士大夫堕入游民的队伍。许许多多的文人从事过去为他们所不齿的通俗文学的创作，这是宋代以前所不曾有的文化现象。因为最早的通俗文艺作品是江湖艺人们创作的，所以在早期通俗小说和戏曲中便带有抹不掉的游民生活的痕迹，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游民对生活和历史的理解。

宋代和宋代以后的社会风气是崇文抑武，普通的老百姓对于战争武备很陌生（宋以前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时一般农民也都接受作战训练）。因此，走投无路的人们一旦铤而走险，那些具有小市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便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甚至成为指导他们战斗生涯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下层社会人们从事武装反抗统治阶级活动时戏剧化、小说化的独特情景。如天地会的组织模仿《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义和团的斗争生活模仿通俗戏曲等等。同时，作品中游民们的冒险生涯与传奇般的经历对于听众或观众来说是引人入胜的审美对象，能引起他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于生活平庸单调的人们或缺少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实际上，通俗文艺作品的发展与繁荣，与游民、游民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