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是互联网时代，更是人工智能时代。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推动中国从“人口大国”走向“数据大国”；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也将从互联网经济的“人口红利”转变为智能产业经济的“数据红利”。用户数据正成为热门的大数据资源，而深度学习算法和计算能力的进步，则为海量用户数据提供完美的商业可能。可以认为，用户数据将是人工智能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将是人工智能产业主体最为关键的市场竞争要素。人工智能产业主体通过数据垄断而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将成为反垄断法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

数据收集是数据使用的前提。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数据产生于互联网平台。数据收集的垄断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密切相关。数据收集具有网络正效应。一方面互联网平台自身发展具有网络效应，即平台已有的用户优势会吸引更多的潜在用户加入进来，新用户的增加又进一步对已有用户产生锁定效应，而用户的集中也意味着数据的集中；另一方面，平台的数据积累具有网络效应，即平台数据越多，由算法定义的产品就更加智能化，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产生更多的数据，如此循环，将导致数据市场出现严重分化。此外，数据收集不存在金钱交易的价格竞争，因此反垄断法的价格分析工具将无用武之地。

数据使用是数据收集的目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经济价值将被深度挖掘和充分释放。但是，应该看到，数据也可能成为产业主体排斥市场竞争、谋求垄断利益的利器。需要关注的垄断行为主要有三类。一是数据与算法叠加的 AI合谋。媒体报道的网络约车等平台"杀熟"事件，实质上是平台利用用户的消费数据，通过算法生成歧视性价格。二是数据驱动型的经营者集中。以数据整合为目的的企业并购，被称为数据驱动型经管者集中。目前，国际层面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并购反垄断审查案件，如“Facebook/WhatsApp”并购案、“Microsoft/LinkedIn”并购案。可以预见，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驱动型经管者集中将成为全球并购的新趋势。三是数据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中，具有数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上游数据控制者，如果不合理的拒绝下游数据使用者获取数据，可能构成对数据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人工智能的数据垄断为反垄断理论提出了新的实践问题。反垄断法的理论创新需求主要涉及双边市场理论和相关市场理论。前者与单边市场相对应，能够为多边性数据市场的反垄断执法提供有益思路；后者既需要单独界定“数据市场”，还需要正视传统相关市场界定工具（如 SSNIP 测试法）在数据市场的无能为力，进而积极探索可替代的分析工具。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垄断案件急需立法变革。变革可从两方面实施。其一，调整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申报门槛。企业的数据资产，在时间上有延迟收益的特点，在空间上有从其他市场交叉收益的特性。因此，企业并购时的账面营业额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数据资产的真实价值。为了防止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从反垄断审查中“逃逸”，有必要调整单一的营业额申报门槛，考虑增加并购交易额作为申报门槛。其二，考虑将消费者隐私保护纳入反垄断法。垄断行为导致平台用户隐私保护水平降低，而用户是整个数据生态的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应该对用户隐私保护给予关注。

（摘编自吴汉东《人工智能的数据垄断与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

古希腊戏剧的横空出世，不仅有漫长的历史积淀，还有戏剧土壤对史前巫术性戏剧长期培育的广阔社会背景，更有深厚的哲学思想基础。从中外戏剧生成的比较中，我们对此也许更能有深刻的认识。

迫于地中海一带征战频发，生存艰难，古希腊人不得不热心地关注政治与战争，频繁的迁徙和交往使人们生存意识变得十分开阔。历史的传说、神话与现实的航海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必然要激发出昂扬的精神。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认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诞生的时代，正是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时代，在文明世界中取得领袖地位的时代。等到民气的消沉与马其顿的入侵使希腊受到异族统治，民族的独立与元气一起丧失的时候，悲剧也就跟着消失。”它与中国元朝时期不一样。蒙古族进入中原，激起了汉族人的反抗心、悲愤心，悲剧悲壮的情愫在无数剧作家心中荡漾，传统的精神枷锁断裂了，于是，元杂剧肩负着强烈的批判使命，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但是，与其说古希腊人关心征战，征服世界，倒不如说他们更关心“我是谁”，他们想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产力的低下，使他们反观自我的思辨始终笼罩在“神性”之中，命运之神像蓝天、像大地、像茫茫无际的大海涵盖了古希腊人的生活。于是，一场人与神的较量，人与命运的抗争，就以悲剧的形式，在思辨、玄想和奔向未来的思维定势中出现了。在中国的北宋末年，文化发展在盛唐的高峰之后，已经非常成熟。元人忽必烈进入中原，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从勾栏瓦舍发展而来的说唱艺术，在佛教思辨精神的催生下，借助中国本土众多戏剧因素、的长期积淀，升华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形成了一股汹涌的反思之流，对传统文化、对社会现实、对人生命运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质问。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空前地昭示了中国人的第一次觉醒，虽然是昙花一现。当以儒家道统为思想支柱的专制文化的巨大笼罩力随着明朝的建立而复归后，元杂剧的精神就逐步地走向了衰亡。

古希腊戏剧的繁荣，最根本的原因是得力于由来已久的民主制。戏剧的本质是冲突，但揭露冲突的勇气正好源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古希腊的民主运动开始于雅典的梭伦时代。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初，就废除了土地抵押，禁止土地集中，并且剥夺了土地贵族世袭的政治特权。公元前6世纪末期，希腊雅典实行民主改革，把原来按部落划分的四个大区划分为十个行政小区，每个小区的公民，包括各部落的成员，每个成年男子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从此以后，民主制度得到了根本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丝毫没有说元朝于一片腥风血雨中实行了民主制的意思。但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统治汉民族的边远少数民族，是必然没有经验的，是必然要出现迷惘的，忽必烈也确实不知道在铁蹄之外，还有什么思想的统治；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成熟使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弊端都显露了出来。但是，随着蒙古人进入中原，文化的活力又被激发起来，过去的民本思想喷涌而出，成了一股用血泪写就的怒潮；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儒学的钳制已经进入了低迷的状态，市民文化自南宋以来已经崛起，佛教高扬起了正视现实人生的黑暗与痛苦、心涵万法、本体精神高于一切的旗帜，这些都成为使元杂剧繁荣的肥沃土壤。

（摘编自《戏曲起源的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