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始于汉末，但“自然美”真正成为一种美学范畴则是到20世纪初在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之下才出现的。

1904年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谈道：“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王国维由于受康德、叔本华的审美非功利性思想的影响，强调艺术美的去欲望化、去功利性，而自然美则很难摆脱与现实利害的纠缠，故此艺术美优于自然美。中国古人在与自然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擅“究天人之际”，冀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伦理上往往表现为“君子比德”说，与西方的自然美观念相去甚远：前者是一种道德之美，山川草木寄寓的是人格；后者则是人情化、情趣化，体现了人在审美过程中的心灵自由。王国维之后，真正奠定自然美理论基础的是朱光潜。

朱光潜在《什么叫做美》中这样谈道：“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并进一步指出，心物之间的关系并非“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他强调说，心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被动的应激反应，而是要展示出人的性格、情趣、情感，即“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意象的产生以及如何产生决定于“心灵的创造”，即情趣之表现。为什么同样的一枝花，高兴的时候你见它在笑，悲伤的时候你见它在哭？花自是花，花就是它本来的那个样子，但是它呈现出何种意象却为人的情感、情趣和性格所左右。正因为如此，朱光潜宣称：“美是创造出来的，它是艺术的特质。”

朱光潜认为：“其实‘自然美’三个字，从美学观点看，是自相矛盾的，是‘美’就不‘自然’，只是‘自然’就还没有成为‘美’。如果你觉得自然美，自然就已经过艺术化，成为你的作品，不复是生糙的自然了。”比如，当你欣赏一棵古松、一座高山或一湾清水的时候，你所见到的松、山、水已经不是它们的本色了，古松、高山、清水已经在你的啧啧赞美声中被人情化了。每个人的情趣不一样，在内心中所形成的意象也不一致。“艺术化，就是情感化和理想化。”自然就像生铁，生铁要成为钟鼎，就须得有熔铸的烘炉。所谓的自然美，其实是经过熔铸之后的艺术美，它是艺术家心灵的作品，已不是自然本身。朱光潜曾多次引用法国画家德拉库瓦的一句话：“自然只是一部字典而不是一部书。”这话既通俗又耐人寻味，即自然只提供美的材料和可能性，只有人的天才和情趣才能将自然铸就成为《红楼梦》《陶渊明集》等这样的大书。“美是创造的”，而不是现成的。当我们宣布自然为“美”的时候，自然就已经成为“表现情趣的意象”。在那个时候，自然已经不再是生糙的自然，而是已经成为“艺术品”。

（摘编自朱仁金《朱光潜论自然美——从自然“不美”到作为“美的条件”》）

材料二：

王国维和朱光潜在分别接受叔本华和克罗齐的过程中，限于多种因素，显示出接受方式上的基本差异。

王国维的接受具有明显的单一性，而朱光潜则几乎一开始就表现出折衷综合的倾向。所谓单一性是指王国维对叔本华、康德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的接受中，没有刻意融合不同的理论以形成自己的综合性体系。而所谓综合性，是指朱光潜在接受过程中有不完全自觉地融合各家美学观念于一体的倾向。王国维的时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引介正处于初始阶段，接受的方式比较简单，一般都只是以西方某一家为介绍或评述对象。接受的单一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但就接受过程而言也自有其优势，那就是更容易准确地把握接受对象，不致因为要融合各种观念而产生牵强附会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是综合性接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

从美学史的角度看，王国维是最早自觉地接受并运用西方美学观念的，因此缺乏历史积累，而且因为他只在有限的几年内以部分精力涉及于此，接受上的单一性是很自然的。但美学发展到朱光潜的时代，引介的西方观念逐渐积累，研究者大量涌现，美学译著和论著出版数量急增，而且综合性论述比纯粹介绍西方某一家美学的论述更为常见，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中，朱光潜很自然地选择了综合接受的方式，对克罗齐的接受尽管重要，也只是诸多构成因素之一。应该说综合式接受是美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所以在接受方式上，相对于王国维而言，朱光潜已显示出时代的优势。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美学和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从内在逻辑来看，其接受过程颇为不同。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是带着激情的，他初读叔本华哲学的片断文字，即为其倾倒，及直接读到叔本华主要著作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叔本华的天才论和悲观主义气质引起他强烈的共鸣。朱光潜最初接受克罗齐时也非常佩服，但从来没有达到充满激情的程度，所以他既不像王国维那样能马上深入接受对象，也不像他那样，激情一退就转向另外的方向。朱光潜的接受过程是韧性的持久过程，这对于他最后在整理西方美学史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必不可少的。

（摘编自姚爱斌 《王国维朱光潜接受西方美学方式比较研究》）

材料一：

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叙事性文体，要能讲述生动的故事，有“深度的变化，要反映出联系和联系的中断”，即“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是对故事层面的基本要求，即“有意思”。还应“让读者能够一掬感动之泪、产生心灵的共鸣……甚至能对未来的暴风雨、民族、社会心理乃至人类的苦难做出预报”，这是对哲思层面的要求，即“有意义”。“有意义”指涉小说的思想、主旨，隶属哲思层面，代表作者对世界、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的看法。一部“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小说，叙事空间分为故事空间、情感空间和哲思空间。

故事空间是最基础的部分，是从选材、人物形象设定、对话设计到情节构建、细节呈现、氛围渲染等一系列的总和。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将其认定为“是小说这种非常复杂的机体中的最高要素”。讲故事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好小说要以生动的故事代入叙事现场，通过故事情节的构建与推进，展现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浮沉，从而塑造出“圆形”的人物形象。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故事对读者的审美心理是有吸引カ的。只有讲述一个好的故事，读者才愿意读你的小说，小说所承载的情感、哲思才能传达给读者，真正实现“明德载道”这一社会作用。

我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故事性强，甚至出现了模式化的故事情节走向，一是“私订终身后花园、一二小人拨其间、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西方现代小说中出现了弱化故事的物理空间的现象，但也没有完全抛弃故事，而是夸大或者强调故事的心理空间。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了一个因变异而被家人、社会抛弃的故事，侧重于表现变异故事的心理空间。但无论中国传统小说，还是西方现代小说，都不可能缺少故事。故事性的淡化固然可以使小说的情感空间表现得更为宽广与淋漓，但是缺少故事空间的支撑，情感空间的表达就会成为某种虚无精神的高蹈、空中楼阁的建构，读者的阅读审美期待也会受挫，对小说失去阅读兴味。

情感空间与故事空间交相辉映，但同时又是一种提升。一个好的小说家要想写出带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共通”故事、“共痛”情感的小说，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还要将阅尽苍生的经历内化为深沉的情感体验，不断地在内心发酵升华。一篇好的小说往往是一个大的情感吸纳器，吸纳着一个人的情感，一群人的情感，甚至一个时代的情感。这样的小说能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情感共鸣的桥梁，让读者随着作品中的主人公一同感受痛苦体验，跨越障碍，把心灵结合在一起，以此构建一种宽阔的情感空间。孙犁的《芸斋小说》，将丰富的人生阅历内化为情感体验，不是单纯着眼于艺术审美价值追求，而是注重对小说情感空间的开拓，执着于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情物理”和“世道人心”的深入开掘，不刻意渲染，不顾前思后，喜怒乐跃然纸上，是心迹的敞露。

从传播学和接受学角度而言，读者从小说中获得的不仅是具体的故事和细节，更是“通过类比获得某种对于普遍性和事物关联性的宏大感受”，这种感受帮助读者重新理解生活，应对生活的烦琐，促使读者将无处安放的情感重新投入到生活中去。

哲思空间是继小说的故事空间与情感空间外的再度升华。一篇好的小说不仅需要有好看的故事、有张力的情感空间，还需要深刻的哲理，饱含对生命、人性和社会、民族、国家、历史的深沉思考，放射出思想的光芒，从而在“共通”的故事、“共痛”的情感基础之上建构起“共思”的小说世界。哲思空间第一探讨生命与生存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第二探讨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尊严，共中包含对人性的思考；第三则是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

（摘编自徐福伟《好小说的标准：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材料二：

文艺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堪寻与艺术表达，必须始终以人作为观照的中枢，在铺陈情节、演绎故事和塑造人物中抓住对人思想内涵的表达和精神内核的发掘，凸显对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的开掘与展示。只有这样，故事情节才会有魅力，人物形象才会有活力，作品内容会有张力。

优秀文艺作品从来都是这样，这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任务和终极目标，也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其中的典型人物成了历史的永恒标志。林道静、杨子荣、梁生宝、孙少平等人物形象，已深深印刻在了人们的心灵底版上，并促使大众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加以比对，从中汲取智慧，提升道德情操。之所以这样，缘于作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高度典型化地凸显了人物自身的思想光彩与精神内涵，导致其所蕴含的“美”深深激励和感动了读者。如何实现这种对人物的强化和凸显呢？就是充分运用艺术手段和审美程序为典型人物注入饱满的先进思想和高扬的义理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既是人作为“人”的基本标识，同时又是人的先进性之源与创造性之根。

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必须走出文娱领域的一些怪圈——以“表现自我”代替表现人民，以肆意恶搞代替庄尚崇高，以片面化的所谓“写真实”替典型化作原则，以无聊的故事掩盖思想光彩、泯灭英雄本色，特别要杜绝以审丑为快、为趣的低俗娱乐，那些无疑是与文化文化本质内涵的背道而驰。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故事、失却活力与灵魂的人物，何谈对读者的教益，何谈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驱动。

我们在创作中绝不能淡化和舍弃对先进思想和奋发精神的弘扬，更不能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忌惮造噱头，以至于漫出道德堤坝，偏离法治轨道，在恣意将审美异化为审丑的过程中公然用无思想、无精神、无意义、无品位、无价值的所谓作品，弱化和消解文艺的认识功能、审美价值、教化力量。

（摘编自艾斐《文艺应凸显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