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法典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遵循，进一步健全了我国现代产权制度、合同制度等，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对保护网络虚拟财产作出规定、细化网络侵权责任、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规则……民法典全面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充分反映人民意愿，聚焦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加强了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形成更加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绿色发展等基本原则，实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和现代民事法律规范的融合，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注入强大的道德力量。通过民法典的施行，以法治承载道德观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必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社会根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民法典的编纂和颁行为契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新华社《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在民法典通过之际》）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法治”和“人治”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是不同的。法治并不排除人的因素，其讲究“人依法而治”。

B．乡土社会不是“无法无天”“无需规律”的，它有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C．维持法律、道德和礼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维持的，道德是靠社会舆论所维持的，礼是靠传统和个人习惯来维持的。

D．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故礼治也会随之失去有效性。

2．根据材料二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民法典确定了我国民商事领域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则。

B．为了全面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充分反映人民意愿，所以民法典重点关注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C．民法典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注入强大的道德力量，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了社会根基。

D．编纂和颁行民法典，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提供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

3．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论述重点的一项是（     ）

A．窥宫者膑，拾遗者刖。

B．《论语·学而》中，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C．杨时到洛阳拜见程颐，程颐正在打瞌睡，杨时恭敬地站在一旁没有离开，一直等到程颐醒来。

D．未做过大夫的曾子在弥留之际发现自己躺在大夫专用的席子上，就命儿子把席子换掉。

4．“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自《论语》，这一思想对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请结合材料一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
5．与礼治相比，民法典的进步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请依据材料简要分析。

【推荐2】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庙会的季节性特征，主要是指庙会的时间界限非常鲜明。庙会一般集中在春季，农历正、二、三月最多，尤其是正月庙会最为繁密。这是由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春耕季节在整个农业生产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北方农村的耕作以春天为始居多，庙会就自然成为耕作的准备。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因素使带有神秘色彩的庙会祭祀活动在春天繁盛，人们的愿望和担忧等心理因素，在庙会中化为具体的形式。夏收、秋收季节一般来说没有庙会，即使有，也只是小型的一天就结束的“小满会”之类的庙会。这种季节性体现出庙会与农耕联系的特点。

（摘编自高有鹏《狂欢季节——庙会中的信仰与生活》）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

【注】以上统计为清末民初澄城县一年中61个村镇举办的198天的定期庙会统计。

材料三：

庙会中使用的各种服装、道具等象征物品反映的对“官方符号系统”的嘲弄，是庙会狂欢精神的一大表现。这种借神灵之力以反传统的做法在城隍庙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城隍出巡的队伍行列中，往往开始都是銮驾仪仗、三班六房的书吏衙役，然后才是各种杂耍舞队。前面有铜锣开道，扮演者高举“回避”“肃静”大牌，还有旌旗伞盖，完全模仿现实中地方官员的排场。在福建的神道出巡活动中，如果省城隍路遇瘟部尚书，城隍的神位要停在路边，尚书的神位则在路中央，代表城隍的香头要趋前三叩，表示接驾来迟，罪该万死，请求恕罪。代表尚书的香头则挺胸凸肚，抚慰告诫一番。这种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限制，人们扮演着现实生活中距离极为遥远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他们不能超越或反抗这种“官方符号系统”，而只是在“应用”，并不是在摧毁。正如克劳克所说，这些东西“有时允许被用来对文化的既定秩序进行挑战，但通常其结果则是维护这一既定秩序”。

采自原始宗教的庙会的狂欢精神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经历了世俗化或从“娱神”到“娱人”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庙会狂欢的调节器作用十分明显：远古社会宰牲以谢神，变成庙会游神期间的大吃大喝，满足久违了的食欲需要；原始的歌舞仪式和群众狂欢，变成后代的各种集体娱乐形式，以满足压抑已久的声色本能；伦理道德对男女、服饰、举止、交往的诸多限制，也在宗教信仰的借口下被冲破……可以说，在文明社会的大背景下，理性活动，特别是被扭曲了的理性活动，需要非理性的活动加以调节，非理性的形式中可能潜涵着一种理性的目的。如果辩证地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理性”约束其实很大程度上倒可能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非“人性”的，而表现形式上的非理性行为倒有可能有很大的理性意义。

（摘自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材料四：

巴赫金从人本视角出发，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生活于两个世界：一个正统、官方，人们必须谨守规则、礼教与秩序；另一个世界则是狂欢节，人们在这里摆脱了世俗的等级、特权，脱离宗教与教会，可以回到自我本身，从狂欢节中获得纯粹的快乐体验。巴赫金认为：“节庆性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

草莓音乐节作为以音乐为载体的现代节庆，构筑了一个广场式的空间，人们回归到大自然和人本身，充分解放身心，并伴有诙谐、狂欢的笑，这种全民的“笑”是全民的（全民性是狂欢节的本质）、包罗万象的，既是欢乐、兴奋的又是讥笑的，既肯定又否定。

2018年上海草莓音乐节举办地为上海滩运动公社，大型旷野给舞台搭建与设计提供了很大自由，主办方分不同音乐风格设立了“草莓舞台”、“爱舞台”、“SUPERDRY M_DSK舞台”、“星球大战MSE舞台”和“YOUNG BLOOD舞台”等，且舞台之间并无遮挡物，为观众的自由流动提供充分物理空间。观众可以移动到不同风格的舞台欣赏到民谣、摇滚、说唱、流行等不同音乐形式。

面对快速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现状，社会价值观倡导理性思维、追求利益最大化，人的主体性丧失，从而导致异化。草莓音乐节将城市青年从工业化的钢筋水泥之中解放出来，告别生活的压力，在远离城市的郊野亲近绿地、天空，追求本真的快乐，参与者们大声欢笑、尽情游戏。如今的草莓音乐节参与者们有着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参与者们相似的行径，户外音乐节多举行于郊野公园，下过雨的草地泥泞不堪，参与者们却很乐于在泥地里互相打闹、跳跃甚至翻滚，人们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通过身体的解放回归自然与本真，人们追求着日常生活中难以寻觅的自在与释放。18年草莓音乐节的尾声下起了瓢泼大雨，当窦靖童在雨中娓娓地吟唱着《May rain》并走向舞台边缘和观众一起淋雨时，观众的情绪达到高潮，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大雨未曾浇灭人们的热情，反而以反理性的方式给人们以情感爆发的出口。

（摘编自廖宜凌《空间符号消费：互动与狂欢的可能》）

1．材料三中加点的“应用”一词的含义是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推测，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清末陕西澄城8至11月庙会频率较低，可知我国北方农村在这几个月份多进行秋收等农耕活动。

B．清末民初澄城县2月至4月高频率地举办庙会，反映了农业社会人们一直以来的对于耕种的祈愿和担忧。

C．经历了世俗化的转变后，庙会狂欢冲破文明社会的各种限制，足见其非理性。

D．城隍出巡的队伍行列完全模仿现实中地方官员的排场，是庙会活动对现实“官方符号系统”讽刺的一种表现。

3．下列对材料中有关“狂欢”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庙会的狂欢精神是指使用象征物品对“官方符号系统”进行嘲弄。

B．狂欢节的本质是全民性地追求日常生活以外的自在与释放。

C．巴赫金认为，狂欢可以使人回到自身，摆脱世俗等级，拥有第二种生活。

D．中国传统的非理性狂欢中拥有很大的理性意义。

4．材料四第三段划线句详细描述了音乐节的不同舞台，请简析其作用。
5．除了音乐节，当今社会还有哪些活动具有庙会式的狂欢精神？请举一例，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这一活动的狂欢行为。

【推荐3】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1．根据“材料一”，下列关于“流寓”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流寓”的本质是离开本土移居他乡。

B．“流寓”必须是“不得已”的客居他乡。

C．流寓既包括社会原因也含有个人原因。

D．流寓地不完全是远离京城的荒蛮之地。

材料二

作为边远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2．根据“材料二”，下列对流寓文士“诗意地栖居”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流寓文士无视生存环境恶劣影响

B．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的抑郁之情

C．积极地描绘流寓之地的风情画卷

D．超然旷达地热爱与赞美流寓生活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3．下列各句没有反映诗人流寓经历的一项是（     ）

A．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B．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

C．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关雎》

D．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琵琶行》

4．根据“材料三”，下列描述流寓文士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影响有误的一项是（     ）

A．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不仅被广泛传扬并得到妥善保护。

B．岭南的医学、教育、生产方式甚至经济生活都发生了变化。

C．流寓文士积极为政和解决民生问题使百姓生活有显著变化。

D．流寓文士的诗文作品和文化传播丰富了岭南地区文化意蕴。

5．请结合上面三则材料，简要说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等流寓文士具有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