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第一部全面反映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党史类电视纪录片，《重生》近期在电视、网络媒体播出，引起了观众和网友的热烈反响。

以往的历史文献类纪录片创作很少使用演员，即使有演员出现，也多为剪影、背影之类。而《重生》采取情景再现的拍摄方式，由演员实景演出。国外管这叫剧情式纪录片，国内也有借鉴，比如《圆明园》《河西走廊》等。但在党史题材创作中运用这一手段，《重生》尚属首次。一组数据可以从侧面说明这部纪录片对情景再现手法的用心程度。据统计，这部纪录片总共拍摄了191场戏，呈现了174位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设计了162个场景，动用1291位群众演员，使用500套服装，道具占用3个大库房，足够拍3部电视剧。此外，在选择174位历史人物特型演员时，该片既注重形似，又注重颜值。这种强化剧情式叙事的表现方式，充分考虑今天人们的审美诉求和年轻观众观影的习惯，容易在不同观众群体中引起共鸣。

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史书的记载归根结底是一种文本，不能把历史文本与历史本体等同起来。可见，在历史题材创作中，物取、通选可用的史料是反映历史的出发点，还需要依托于可靠、富有责任感的历史性评断，才能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令人信服事实，强化真实感，达到揭秘之效，提高作品的文献品格。《重生》的一大特点就是充分尊重史实、努力还原历史情境。比如，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旧居，是早期共产党的活动据点，根据史料，《新青年》编辑部当时是在陈独秀旧居的地下室。但在横店拍摄实景时没有地下室，美术师就用一堵很高的围墙搭建出一个地上“地下室”。

近年来，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深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拓展空间。比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作品，创作者在坚守主流价值表达的前提下，采取全明星阵容出演的商业模式，遭比取神，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纪录片《重生》力邀美国《纸牌屋》摄影团队加入。他们运用电影镜头语汇拍摄纪录片，使用柔光镜，即使表现一些严酷的场面也不例外，这样可以让人物光彩夺目，把观众带入一种回忆的情境之中。

（摘编自《纪录片〈重生〉：让革命历史题材生动起来》）

材料二：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34集电视连续剧《北平战与和》讲述了1948年秋古城北平通过傅作义与共产党的谈判实现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深刻厚重的史实中揉入艺术化的戏剧情节，站在当下的思维高度，挖掘了事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要求创作者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用戏剧艺术表现真实的历史。如果说历史的真实构成了一部作品的骨架，让人直面铁的现象与规律，那么艺术化的处理则为作品增添丰满的血肉，掀起人思想情感的波澜。在《北平战与和》中，创作者抱着对革命历史的真挚情感和严肃责任感，淡定从容、扎扎实实地进行相关历史素材的深挖掘、精加工，使作品散发出厚重、宏阔的历史气息以及鲜活的、人性化的艺术气质。

为了精确表现北平和谈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编剧在寻溯和熟悉史料上下了巨大功夫，努力克服历史表象、思维定式与主观偏见的干扰，以客观的心态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真相，再根据创作角度有选择地提炼与编织素材。整部作品叙事结构宏大，涉及历史上有真实姓名的人物近50人，空间范围涵盖北平、南京、西柏坡、张家口、天津、新保安等。创作者一面细致描写北平和谈的来龙去脉，一面不时观照国内局势的发展，更以宽广的视野反映了中国内战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意义，为观众铺展开一幅气势磅礴、层次分明、信息量丰富的历史画卷。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创作者有分寸地植入合理的想象并进行虚构，通过丰富的细节描写和戏剧矛盾冲突塑造出一批鲜活饱满的典型人物形象。不同于过去以我方为主的传统表现手法，该剧选择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为男一号，不能不说是一次颇具勇气的艺术尝试。以傅为视角中枢最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北平的复杂局势，也更便于勾连各个层面的相关人物与事件；同时傅的作用好比一面镜子，其最终抉择映照出国共两家的优劣之分，更是民心向背的绝佳印证。除了视角的突破，作品对历史人物的定位与认识也做了颇具新意的探索。编剧从国、共、傅各自的立场出发，尽量将每个人物的行为、心理充分合理化。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将雄才大略隐于质朴率真中的毛泽东；一个有心兴邦却无力回天的蒋介石；至于傅作义，编剧更是给予了深度挖掘，

紧紧抓住“战与和”这一核心矛盾，把傅的处境推向黑暗与光明水火不容的极致境地，将其内心置于理性与感性、坚毅与忧惧、矛盾与抉择的激烈交锋中。

（摘编自《评〈北平战与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新追求》）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早期的现代诗歌起步阶段，胡适、郭沫若等皆主张新诗应与传统文化、古体诗决裂，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一旦废除古体诗的格律，随之而来便是诗歌创作形式的“极端”自由，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新诗来说，旧的诗歌形式被“废除”，新的诗歌理论尚未建立，这时是诗坛最混乱的时候，许多新诗人简单地将白话当作白话诗。这也是为什么五四时期部分人士反对白话诗，认为新诗不是诗，即便是当时提倡并写作新诗的俞平伯也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现行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

第一位宣布与古体诗决裂的白话诗人胡适同时也是第一位提出现代诗歌创作理论的学者。胡适提倡“作诗如作文”，即“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然而在他的早期诗歌创作中仍然有割舍不掉的传统诗歌的形式：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比起一面要割裂传统，一面又不自觉的被传统所影响的胡适，郭沫若则是对传统的彻底的断裂者。《天狗》《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歌脱尽古体诗的影子，从形式到内容再到思想无不体现着一个“新”字。他所选取的意象多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地球”“宇宙”“太平洋”皆是现代地理观；工厂的黑烟在他看来是“黑玫瑰”，他的笔下是对工业社会的赞美，对都市文明的憧憬。郭沫若是五四时期与传统文化割裂的最彻底的一位白话诗人，其诗歌创作具有很强的文学创作引领意识，具有很强的“先锋性”。

真正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交汇点上的诗派应当数“新月派”。闻一多提出诗歌创作应追求“三美”，即“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其中“建筑美”和“音乐美”都体现着对古体诗的继承。“建筑美”主要是指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虽然不必呆板的限定每行的字数一律，但各行的相差不能太大，以求整齐之感。“音乐美”同样是闻一多对古体诗的回归。他对胡适的“自然音节”理论进行了批评，“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中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音节，音节之可能性寓于一种方言中，有一种方言，自有一种‘天赋的’音节。声与音的本体是文字里内含的质素；这个质素发之于诗歌的艺术，则为节奏、平仄、韵、双声、叠韵等表象。寻常的言语差不多没有表现这种潜伏的可能性的力量，厚载情感的语言才有这种力量。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所以能将这种潜伏的美十足的充分的表现出来。所谓‘自然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的音节那样完美。……我们若根本地不承认带词曲气味的音节为美，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甘心作坏诗——没有音节的诗，或用别国的文字作诗。”

（摘编自杜楠玥《割裂还是继承——浅谈中国现代新诗与传统诗》）

材料二：

人教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无论是2000年秋季开始使用的课本，还是2003年秋季开始使用的课本，都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编入现代诗歌单元，且2000年版的课本还有这样的提示“毛泽东诗词是用古典诗词形式写成的现代诗歌”，说法与老教材如出一辙，即仍然以作者年代和诗作内容作为划分标准。新课标教材似乎有所变化，但提法不够明确，处理不够到位。其单元提示为：“这个单元主要学习现代新诗。新诗是五四前后才出现的。新诗的‘新’，是相对古典诗歌而言，‘新’在用白话写诗，摆脱古典诗词严整格律的束缚，比较适合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人教社高中《语文》执行主编顾之川先生认为《沁园春·长沙》是现代诗歌，其理由是“现代人所写，反映现代人的思想情感”。我认为，那些用“古典诗词形式”写成的诗，还是应从形式着眼，称旧体诗好，不宜称“现代诗”，因为按工具书的说法和一般人的观念、习惯，是把“新诗”看作“现代诗”，即把五四后出现的那种形式自由，不拘字数、句数、平仄等的新体诗看作“现代诗”的。

如果以作者年代为分类标准，五四前的看作“旧诗”“旧体诗”，五四后的看作“新诗”“现代诗”，这样的划分没有丝毫意义，它并未揭示“新”“旧”不同的形式特征。如果以内容为分类标准，划分出来的类应该是抒情诗、叙事诗、哲理诗，而不应是旧诗、新诗、现代诗。再说，诗作表达的内容情感，“新”“旧”难以截然分开：《诗经》中的《氓》、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等表达的爱情内容和爱情情感，现代诗不表达这样的内容和情感？

毛泽东把自己的诗词看作旧体诗。他在《给臧克家和各位同志的信》中说：“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题材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摘编自邓木辉《<沁园春·长沙>不是现代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