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现代，应该如何看待儒学？这里涉及情感认同和理性分析之间的关系。对于传统儒学，一方面，应该有必要的情感认同，对儒学要有充分的敬意和尊重；另一方面，需要有理性分析的态度，对儒学可能具有的理论限度，予以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仅仅强调理性的分析，缺乏情感认同，则儒学容易被视为认知的对象，其价值内涵难以得到充分肯定；相反，如果单纯注重情感认同而忽视理性分析，则可能走向传统的卫道的立场，对儒学的限度曲意回护。总之，既要避免对儒学缺乏情感认同而走向简单否定，又要避免单一的卫道意识。

今天发展儒学，需要立足现实，注重时代的变迁。从时代的历史变迁看，人类社会已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国际关系的争端所给出的中国回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儒学可以提供多重思想资源。如儒家从二程到王阳明，都肯定“仁者以万物为一体”。“万物一体”涉及两个方面，即人和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便应当尊重自然，避免对自然过度掠夺，由此走向人与物的统一。同样，基于以上观念，应当注重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建立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孟子提出“仁民爱物”，已概要地阐明了以上二重关系：“仁民”也就是以仁道的原则对待他人，“爱物”则要求进一步将这一原则引入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领域。这种观念对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更形而上的层面看，儒家所具有的对天下的情怀，蕴含着意义的关切。心学提出“意之所在便是物”，体现了对人作为主体与物理世界如何联系的独特理解：对人来说，世界所具有的意义，离不开人自身对世界的观照和作用，其中内含意义的关切。这种关切对于理解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能够提供具体而深厚的资源。

随着计算机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人机合一”的形态开始逐渐显露，在可见的未来，这方面无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基于一定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形成的“人机合一”中的“人”，与传统意义上的人已经不同了，是人工化的“人”，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涉及如何理解人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有助于延续推进儒家关于“何为人”的讨论。这一事实表明，时代的演进既对进一步发展儒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又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具体前提。关注儒学的现代发展，不能忽略以上历史背景。

（摘编自杨国荣《推动儒学创新发展》）

材料二：

儒家思想能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倡“万物与吾一体”。将自然与人提到同等高度，不视自然为人类予取予求之物，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自然，这种思想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儒家传统的“仁爱”思想，也并不只是对同类的仁爱，这个概念能够推及整个自然界。对整个自然抱有仁爱之心，不破坏环境，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可以从思想上根本性地断绝生态破坏的源头，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儒学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主流政治思想，它所内蕴的精神力量将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并使之更适合当代中国，为中国未来的道路指明方向。“仁政”思想是孟子将孔子“仁”的思想从道德层面上扩展到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当中所得出的。礼，原本是用于维护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当今社会可以引申为秩序，一个社会在秩序的约束下会发展得更好。为政以德，则可以对依法治国进行补充，将法律所疏忽、不便约束的地方以道德约束起来，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民本思想从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家的继承和发展使它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它倡导以人为本，重视百姓、民众，在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当今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形成。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了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民水君舟三个层面。当今社会下，这三个层面应当解释为注重以人为本，解释为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对儒家传统思想的重新定义对我国往后的政治建设有重要意义。儒家思想着重于对道德问题的讨论，其中有不可取的地方，也有可取的地方。将儒家道德价值进行甄别，提倡改造后的家道德价值，有助于快速重建社会道德体系，也有助于改善当今社会人们精神空虚的状况，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儒家“义利观”首先肯定了人皆有物质需求，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驱使，是合理的；同时也提出人的物质生活并不等于人的全部生活，人的社会生活除了根本上的经济性外，还有道德性。道德与利益并重，但也要做到以道德约束利益，崇尚道德，因此儒学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有良好的约束作用。

总而言之，儒学思想的复兴是时代所需，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应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需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源泉。

（摘编自张翥《浅析当代信学思想的复兴及时代意义》）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文学意境论早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已见端倪，盛唐之后开始全面形成。相传王昌龄作的《诗格》中，甚至直接使用了“意境”这个概念。但他当时的意思，只是诗境三境中的一境：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共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这段话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分析了意境创造的三个层次。认为要写好“物境”，必须心身入境，对泉石云峰那种“极丽绝秀”的神韵有了透彻了解之后，才能逼真地表现出来；描写“情境”需要作者设身处地地体验人生的娱乐愁怒，有了这种情怀，才能驰骋想象，把握情感，深刻地把它表现出来；对于“意境”，作家必须发自肺腑，得自心源，这样的意境才能真切感人。他还探讨了意与景的关系，提出“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深刻见解。王昌龄之后，诗僧皎然又把意境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提出了诸如“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命题，全面发展了意境论。中唐以后，刘禹锡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晚唐司空图对此加以生发，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点，进一步扩大了意境研究的领域。至此，意境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构架已经确立。总的来说，它有两大因素、一个空间，即情与景两大因素和审美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所谓“境”。

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了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中心范畴，历代都有学者文人对它作补充、发挥，清末王国维是意境论的集大成者。可是，由于意境概念历经了千余年的沿革变化，更由于南宋以后意境与境界概念的混用，其内容更为丰富复杂。有人统计它几乎有四大类十种以上的涵义和界说。主要是“情景交融”说，“典型形象”说，“想象联想”说和“情感气氛”说。意境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概念。理论发展的教训告诉我们，当一个概念被引申得无所不包时，也就失去了理论意义。所以，我们主张以意境创立时的基本意义为准，来界定意境概念的内涵，让意境作为一个表意单纯的概念进入现代文艺学，而把此外的诸多含意，让给更为宽泛的概念“境界”去承担，从而区分“意境”与“境界”的不同。这样，我们才能对意境作出适当的界说：意境是指抒情型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相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

摘编自《文学理论教程：意境的形成与界定》

材料二：

情景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王国维说：“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意境创造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艺术。由于它直接关系着意境的生成，所以古人在这方面研究得十分深透。南宋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说：“情景相融而莫分也。”清人王夫之论述得更为精要。他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又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他们揭示了情景交融的两种主要表现方式。如果把居于二者之中的也算作一类，那么，我们就有了三种情景交融的不同类型：

第一是景中藏情式。在这一类意境创造中，作家藏情于景，一切都通过逼真的画面来表达，虽不言情，但情藏景中，往往更显得情深意浓。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全是对客观景物的具体描写，字面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对友人的态度。但通过孤帆消失，江水悠悠和久伫江边若有所失的诗人形象，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友人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第二是情中见景式。这种意境的创造方式，往往是直抒胸臆。有时不用写景，但景却历历如现。李白的《月下独酌》《行路难》，陆游的《示儿》等名篇，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了意境。

第三种是情景并茂式。这一类是以上两种方式的综合型，抒情与写景在这里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欢畅明快，一气流贯：先是诗人为收复蓟北的消息激动得老泪纵横，接着见老妻都消失了愁容，才觉自己激动过分而失态了。于是漫卷诗书欢喜若狂，实际上又失态了。但诗人于狂欢之中放歌纵酒，手舞足蹈，畅想，回家的路线，浑然不知自己已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诗中处处情态毕现，情景并茂，自然天成。

摘编自《文学意境的特征之情景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