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的近二分之一处，以大客船与拱桥为中心构成了全卷的矛盾焦点。这座当时世界最伟大的木构拱桥正面，面临着一场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

桥上正上演着险中有险的惊悚大剧：占道经营的小贩们拥挤在桥头和桥的两侧，在桥上拥挤的人群里，垄轿的文官与前面两个骑马的武官相遇，轿夫与马弁各仗其势，争吵不休，互不相让，狭路相逢勇者亦无胜。桥左侧还有两头毛驴驮着面袋，一路穿行，行人更是无处可让。尾随轿子后面的骑驴老者带着三个挑夫在人群中穿梭，更增添了桥上的拥堵。在拱桥这边的尽头是一个贩夫在向孩子兜售小玩具，他不知道身后有一辆驴车正疾行下坡，两个车夫前压后拽，企图减轻车辆下滑的惯性，毛驴前进的惯性使它难以自控，打着趔趄，真可谓险象环生！

桥上的险情没有结束，桥下的灾难片又上演了！桥下的大客船的桅杆正要撞上这座拱桥的桥身！客船吃水很深，满载而行，透过舱门可以看到里面的男女乘客，要知道，这样的大客船在当时可载上百人啊！

从高空俯瞰“事故现场”，其险境和船工的处置手段一览无遗，尤其是船顶上的一个船夫用长杆死死顶住拱桥横梁，正是这一关键性的死顶，使客船无法靠近桥洞，给其他船工留出了放下桅杆的时间。从高空看下去，整个拱桥上下处在无序的争吵和拥挤的状态中，画家在此揭示了因社会管理失控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并达到了高潮。

造成这起严重险情的直接责任者似乎是几个纤夫，他们本应该在远离桥梁的时候止步，招呼船工放下桅杆。但真正的原因是缺乏城市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在纤夫距离拱桥一定距离的时候，应该有专人或标牌提醒纤夫停止拉纤、放下桅杆。然而，这个开封城，几乎没有看到一个管理人员在进行督导。说到这里，不得不进一步分析事故的历史原由、桥上的险情主要是占道经营、私搭乱建引起的，这在开封是一个久拖不决的历史问题。司马光曾说，早在五代后周时期的汴京，占道经营就很严重了，挤得大车都过不去。宋真宗诏令要消除这个现象，经办的官员不敢处理，因为有许多是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出租的商业用房在不停地挤占道路，老百姓占不了街面就占桥梁，构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占道经营、私搭乱建带来了一系列连锁问题，首先是官宦出行麻烦了。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诏令文武官员不论是在内廷还是在路上，都要各行其道，路上相遇，各靠左行。看看拱桥上拥挤的桥面，哪有什么左右可分？

北宋开封城已经凸显出城市病了，城市管理的水平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官员理政跟不上城市的发展，加上懒政、怠政，使得城市病演化成一个个社会矛盾。

（摘编自余辉《走进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运河》）

材料二：

北宋商业十分繁荣，京城汴梁更是商贩云集，商铺林立。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严重的违章搭建和占道经营现象，在当时，这叫做“侵街”。汴梁城里侵街现象十分严重，以至偌大一个京城找不到一条稍宽的巷子，街面上无法通行车马（“坊无广巷，币不通骑”）。《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记载说，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在会节园宴请大臣之后，经通利坊返回宫殿。出人意料的是，途经通利坊时，拥挤的街道竟然使堂堂皇家仪仗无法展开。为此。赵匡胤勃然大怒，第二天下令要狠狠整治一番侵街现象。

宋代制定了专门处罚侵街行为的法规。《宋刑统·侵巷街阡陌》规定，凡是侵占街道、巷道、乡道来搭建经营的，都要罚以70大板。除此之外，宋代还在京城组建了类似于现代城管的专职执法队伍——“街道司”。他们统一穿音衫子制服，负责维持市场秩序，维持街道的卫生、整修及日常秩序，包括巡视街道、疏通交通，以及管理与处理侵街现象等具体工作。但从《长编》等史籍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北宋，京城侵街现象严重且屡禁不止。甚至还出现了“侵河”现象。《宋史》载，“京师并河居民，盗凿汴堤以自广”，沿着汴河居住的人家，竟然把违章建筑建到河上去了。

面对这样的形势，北宋朝廷知难而退。史载，天禧四年5月“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民，不许”，开封府把整治侵街行为的报告递上去了，宋真宗却把报告给驳回来：这可是劳民扰民的行为呀！

大概是皇上也知难而退的原因，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政府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你要越过红线建房是吧？好的。不过先把计划外土地有偿使用费交上来！

《清明上河图》中的画面显示，在一个门洞前，街道司的人在歪着身子睡大觉，面对侵街占道现象，他们是不想作为还是有心无力？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摘编自段立新《北宋的商业繁荣与“城管”难题》）

在人类由传统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与科技对艺术助力的震撼和艺术对科技批判的震惊相比，科技对于艺术的发威、震慑或制约是一种“含蓄的震慑力”。

现代社会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理性往往有条件转变为主流意识形态。那些脱离科学常识的艺术创意受到科技理性的严肃批判，被当成是迷信。在科技理性兴起之后，神话与传说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们是不可由同行复制并检验的。科技并不是以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为目标，而是实实在在驾驭自然力。因此，当科技昌明之际，神话就销声匿迹了。与之遭受类似挤压的还有仙妖、魔法、玄幻之类精神产品。这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艺术历来被视为人类特有的活动、才能或产品。尽管如此，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不仅是那些需要学徒吃苦耐劳的艺术复制环节逐渐被相对轻松的数码加工所取代，那些需要真人演员通过涉险展示勇气与才华的角色逐渐被数码特效所取代，并且，那些本来仰仗天才、灵感、直觉、顿悟的领域也渐渐为人工智能所蚕食，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处于由人设计和应用的阶段，虽然在感知、记忆、应对、决策等方面显示出某种与人类智能相似的特征，但既没有自身需要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动机、态度，也没有独立意志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仍然是人类的助手而已。不过，许多人早就预言上述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奇点”。这种质变是否会真的发生，只有历史发展才能回答。

如今，科技与艺术互动的平台已经不限国家，甚至也不限于区域性国家联盟，而是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组织。科技交流更多被当成硬实力输出，艺术交流被当成软实力输出，通过艺术展示科技实力（或者通过科技展示艺术实力）则构成了巧实力的一种形态。这类文化产品通常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仅推广了其意识形态，且展示了其科技水准，在精神层面对被输出国家的观众形成了某种震慑。在科技实力的裹挟下，艺术的交往功能可能被扭曲，自由精神可能萎缩，创新创造可能走上歧途，不仅无助于人类形成和巩固命运共同体意识，反而可能加剧当下不同文化与文明、不同民族与种族、不同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对立和冲突。

科技理性对于艺术感性的制约、人工智能对于艺术角色的取代、科技实力对于艺术精神的裹挟，体现了科技对于艺术的震慑。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博弈对信息时代的社会心理来说堪称举足轻重，值得深入研究。当然，我们希望这种博弈是非零和性质的。

（节选自黄鸣奋《信息时代科学与艺术互动的三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