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其实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依存的。我们的根据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里的论“劳动”等论述。该论述会造成美学领域的彻底革命，我们只消回顾一下以往统治西方美学的从康德到克罗齐那一系列的唯心主义大师的论点，把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细心比较一下，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马克思在下文又就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补充：自然中所含的人性的本质只有对于社会的人才存在；因为在社会里，自然对于人才作为人和人的联系纽带而存在。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含有两点互相因依的要义：人之中有自然，自然之中也有人。人得到充分发展要靠自然得到充分发展，自然得到充分发展也要靠人得到充分发展。自然是人的肉体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来源，是人的生产劳动的基础和手段。人在劳动中才开始形成社会。生产劳动就是社会性的人凭他的本质力量对自然的加工改造。

中国先秦诸子有一句老话：“人尽其能，地尽其利。”“人尽其能”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地尽其利”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不过这句中国老话没有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互相因依，只表达了对太平盛世的一种朴素的愿望。马克思却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替共产主义奠定了一个稳实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也替美学和艺术奠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在讨论人与自然的统一时，马克思提出了“美的规律”，我们不妨细心研究一下马克思的原话：

通过实践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即对有机自然界进行加工改造，就证实了人是一种存在。……动物固然也生产，它替自己营巢造窝，例如蜜蜂、海狸和蚂蚁之类。但一是动物只制造它自己及其后代直接需要的东西，它们只片面地生产，而人却全面地生产；动物只有在肉体直接需要的支配之下才生产，而人却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也生产，而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人才真正地生产；动物只生产动物，而人却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联系到它的肉体，而人却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标准和需要去制造，而人却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而且知道怎样到处把本身固有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因此，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

恩格斯也是从生产劳动来看人和社会发展的。他一开始就说：“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人本身各种器官之中恩格斯特别强调了人手、人脑和语言器官的特殊作用。人手在劳动中得到高度发展，到能制造劳动工具时，手才“变得自由”，“所以人手不仅是劳动的工具，它还是劳动的产物”。人手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劳动愈来愈完善，愈灵巧：在这个基础上人手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这个实例就足够生动地说明艺术起源于劳动了。

（摘编自朱光潜《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有删改）

材料二：

艺术是什么？

原始人类时代，穴居野处，当时人类之生活，实极简单。他们一方面为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工具；一方面为满足情绪上的调和，而寻求一种相当的表现，这就是艺术。

我们尤当特别注意的，就是音韵为声音的舞蹈之表现，舞蹈实为动作的音韵之表现。人类在本能上具有表现其悲哀与欢乐的一种表示。这种表示的方法，只有两方面：即呼叫与手势。由此产生患音与形式，为一切艺术原始之原素。人类所异于其他动物，就是能把这种声音与形式变化无穷，而成艺术上的两种倾向。前者由言语之应用，以音韵为中心而产生音乐与诗歌；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叹之”就是这种意思。后者由文字之应用，以形式为中心而产生装饰、建筑、雕刻、绘画诸类。舞蹈是含着音乐的节奏、形式的均齐两方面的一种表现。

艺术是情绪冲动之表现，但表现之方法，需要相当的形式，形式之演进是关乎经验及自身，增长与不增长，可能与不可能诸问题。人类对此两方面比较完备，在表现方法上，积成一种历史的观念，为群体之演进，个体之经验绝不随个体而消灭的。

人类对着自己的情绪，只有两种对付的方法：前一种在自身或自身之外，寻求相当的形式，表露自己的内在情绪，以求调和而产生艺术。后一种是在自身之内，设立一种假定，以信仰为达到满足的目的，强纳流动变化的情绪于固定的假定及信仰之中，以求安慰而产生宗教。宗教之构成，总含着特别的条件，而出世与超物质的思想，为其根本方法。

艺术构成之根本方法，与宗教适相反。宗教与艺术同原始于人类情绪上之一种表现。艺术则适应情绪流动的性质，寻求一种相当的形式，在自身（如舞蹈歌唱诸类)或自身之外(如绘画雕刻装饰诸类)使实现理性与情绪之调和。

（摘编自林风眠《艺术是什么》，有删改）

材料一：

自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破土发掘以来，世人对三星堆文明的各种猜测和解释让人眼花缭乱。人们之所以对三星堆感到神秘，正因为我们过去太习惯于用传统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它，用我们已知的“知识图谱”去对照这个未知的世界。比如说，凡高度发达的文明就应当有文字，殷商有甲骨文、金文这样的文字，三星堆为何没有？如果没有发现文字，那特色鲜明的三星堆文明还属于中华文明体系吗？因此，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已经出土和即将出土的各种考古遗物和遗迹现象，在当前至关重要。

研究三星堆的古发掘，有三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个重要维度，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看，三星堆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考古发现而论，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在文献典籍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个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中就有蜀人参战。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蜀各世数王虽然远离中原王朝，但也自成一系，若隐若现地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第二个重要维度，是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殷周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目前关注度极高的问题之一。三星堆“祭祀坑”中先后发现的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让人感到震撼和费解，用人们过去对殷周青铜文化的“常识”无法加以解释。事实上，这正是古蜀人独具匠心的创造。他们基于中华文明的母体，采用浪漫的艺术形式，表达“神人之间”的沟通，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有些则可能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川西北地区、云南和两广等地区传入四川盆地。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尤其是龙、虎、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如湖南）也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维度，是世界古代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星堆究竟是不是外来文明？这也是当前最吸引眼球的议题之一。如果把三星堆文明整体性地认定为外来文明的产物，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除了以上已经论述的三星堆与中原殷商文明的密切关系等考古事实之外，还需指出的是，不同文明之间，在大体相同的文化水准、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等条件之下，各自独立地产生出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并不足为奇。例如，对神秘的大眼睛、神树、太阳神等的崇拜现象，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都有存在，不能将三星堆出现的这类考古现象都归结于外来文明。

如果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已具备充分条件。汉武帝时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拓出丝绸之路，其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亚、南亚发现了从蜀地输出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特产，方知其间必有民间的商贸通道可资利用。事实上，早在年代更为久远的史前时代，已有若干物证表明中西文化之间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交流。此次三星堆四号坑灰烬层中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出蚕丝蛋白，很可能也是丝绸的残痕。这也证明早在三星堆时代，蜀地已能生产并利用丝绸作为高级贵重物品。秦汉以后，丝绸成为国家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产品，古蜀早在青铜时代便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所以，若说在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某些来自更为遥远的域外文明影响和交流、互动的因素，客观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霍巍《三星堆神秘面纱的三个观察维度》）

材料二：

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取得的成果是中国考古学实现其肩负重大使命的典型例证。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一系列都邑性遗址的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把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由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王朝提早到距今5000多年，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被论证为可信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溯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滋养和学理支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摆脱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即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的束缚，以社会严重阶层分化、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家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列举了辨识的王权和国家的物化标志，即都城或其他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高等级的建筑、随葬品丰富且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器具等。正是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论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明“三要素”并不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出现冶金术。因此，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也符合世界其他一些原生文明，具有普遍意义，是中国考古学对世界文明研究作出的理论贡献。

（节选自王巍《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