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材料一：

从夏商直到春秋时期，文学传播以口头传播为主。那时虽然有了甲骨、金石、竹木简及帛丝等文字载体，但是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它们在文学传播方式中还不能居于主导地位。《汉书》中有“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全在竹名故也”。也就是说，《诗经》虽然在秦代被焚毁，但是汉代还能完整保留下来，就是因为人们口口相传，不完全是依靠竹帛的记录。

西汉以后，直至唐代，随着统治者对文学典籍的重视，特别是造纸技术的不断提高，萌芽于先秦时期的抄写才真正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魏晋时期甚至出现了“佣书”，即专职抄写员。“佣书”的出现大大加快了文字的传播速度。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为世人追捧，出现过“每有一诗到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的场面。

至于雕版印刷，有史可考的说法是源自唐初。进入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得到了统治者的鼓励。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清人编著的《书林清话》记载：“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日私宅本，日坊行本。”描述了宋代雕版印刷呈现的特征——宫府、私人和民间集体共同参与，刻书地域分布广泛，书籍种类和数量众多。

《宋史·邢禺传》载：景德二年（1005年）夏，宋真宗到国子监视察，问及书籍刊刻情况，邢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这当中就包括为宋朝统治阶层所推崇的韩愈作品集。

（摘编自郭平《宋代印刷术繁荣放大韩愈影响力》）

材料二：

北宋初期到中期，是印刷术逐渐成熟并渗入日常生活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士人敏锐感受到了印刷术发展对传统阅读方式的冲击。急遽增多的书籍对阅读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士人不得不放弃抄本时代字斟句酌的反复咀嚼。获取书籍的便捷，在缓解记诵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士人读书的粗疏。

尽管如此，时代确实在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向前发展。士人的阅读方式和知识结构持续改变。曾让杜甫沾沾自喜的“读书破万卷”，对宋人而言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王安石自称“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欧阳修不但读书多，而且以读书为人生第一乐事，“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宋人的阅读量空前增长，知识面迅速拓宽，因而建立起淹通经史、学兼四部的新型知识体系。新型知识体系又促使他们的思考方式发生转变。新兴的文艺思想即在此基础上得以生长。

北宋中后期，宋代文艺思想迈入全面繁盛的阶段。印刷术发展对宋代文艺思想的潜移默化，于此时收获了累累硕果。

首先，对学识积累的高度重视，成为此时期士人的共同追求。宋人以博学相尚。基于印本的易得和阅读速度的提升，士人们读书之多、学问之博，一般远超前代文人。据记载，有人对宋神宗说，苏轼文才可与李白相比，宋神宗回答：“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在他的眼中，论诗歌的天才，李白、苏轼或可比肩；而论学识的渊博，则李白一定不如苏轼。神宗的说法虽只是一己之见，但也反映了宋人对学识的重视程度之高。

其次，宋人不仅追求学识的积累，还追求学识的创造性转化。伴随知识增长而来的，是理性的判断和积极的思索。宋人不满足于知识的组合与叠加，而追求博学基础上的超越和探索属于自己的特色。这一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尤为突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哲理性、议论性的增强，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重要特征。智性思维和思辨色彩，也成为宋代文学及文艺思想的突出特色。

再次，知识面的大幅拓展与新型知识体系的建立，推进了文学内部各文体以及文学艺术各门类之间的交汇与整合，促生了集大成式的文艺思想观念。大量的阅读与坚实的储备，不但有助于宋人遍考前作，而且激励他们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文学内部而言，各文体之间的相互勾连、相互影响极为突出，形成“破体为文”的重要观念。破体为文的现象在宋代文学中大量存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各文体之间的界限被频繁打破，作者不断吸收其他文体的特长，充分发掘各文体的表现潜能，丰富了文学的面貌。与此同时，文学又与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交汇，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音乐基础上，词的独特形制与艺术专长得以成型，进而成为宋代文学之突出代表。

从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南宋印刷术达到极盛。随着印刷业的持续扩大，专门性的文艺批评著作得以迅速增多。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知识爆炸”之后的反思。知识的大幅增多，固然拓展了眼界，但也带来了许多困惑——面对众多庞杂的信息该如何取舍？对知识的依赖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知识积累是否是提升文学艺术境界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类反思中，主张“铺张学问”“点化陈腐”的江西诗风遭到反拨，闭门觅句的做法受到否定。

（摘编自周剑之《印刷术与宋代文艺思想之演进》）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描述战国时期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因壮志未酬而投江自尽的著名楚辞《七谏·沉江》中，有两句知名度很高的辞句：其中一句是“明法令而修理兮，兰芷幽而有芳”，意思是在法令严明的良好国度，兰和芷纵然在幽僻之处，也能散发馨香；另一句是“联蕙芷以为佩兮，过鲍肆而失香”，意思是即使将蕙兰和白芷放在一起做成佩饰，经过鲍鱼店也会失去芬芳。这两处都提到了两种古老的植物——蕙兰和白芷。

对于蕙兰，大家比较熟悉，那是一种芬芳而素雅的兰科植物；而白芷究竟是什么植物，很多人就不太清楚了。其实，这种看似古老神秘甚至有些距离感的植物就在我们身边，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香料。

自古以来，白芷就深得中华儿女的推崇。最初，人们对这种植物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只知道这是一种长在幽野却能散发浓郁芳香的野草，于是便称其为“芷”。

正是这种独特的幽野馨香，为白芷平添了一抹神秘而高雅的气息，使人们对它产生了莫名的敬意，视之为一种品性高洁的神草。早在上古尧舜禹时代，白芷就和蕙兰一道被人们合称为“蕙芷”，成为王者之香的代名词，象征着仁义、团结等传统美德，贯穿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之中。

在古汉语中，“芷”与“芝”相通，于是白芷也被称为“芝草”，常被拿来与兰花相提并论，以“芝兰”或“芷兰”来形容高雅的姿态，比喻君子德操之美或友情、环境的美好。孔子就特别崇尚芝兰，《孔子家语》中曾有“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的名言。

但由于古人对植物分类的认知有限，加上芷和兰又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不少人将两者混为一谈。尤其是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出了“兰槐之根是为芷”后，一些人便认为“芷”指的是兰花的根，于是将芷草当成了兰草的一种。这种误解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直至2000多年后的民国时期，著名作家沈从文还在他的《桃源与沅州》中把兰草当作芷草了。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早早就认识到了白芷这种芳香植物与兰花的区别。屈原就曾留下“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诗句，许慎也在《说文解字》中这样描述白芷：“生于下泽，芬芳与兰同德，故骚人以兰为咏，而本草有芬香、泽芬之名，古人谓之香白芷云。”许慎不仅将白芷与兰花进行了明确区分，还巧妙地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总将两者混为一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植物分类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对白芷这种芳香植物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而不会再将之误作兰草。同时，大家对白芷的青睐与热忱也有增无减，纷纷用这种品性高洁的香草来咏物明志。如唐代诗人钱起就有“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之句；北宋文学家苏轼则在《园中草木》中写道：“芎薷生蜀道，白芷来江南。漂流到关辅，犹不失芳甘。”

既然白芷并非兰草，那它究竟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白芷又名河北独活、大活、香大活等。其植株高度通常为1～2米，有些品种的株高可达2.5米，在草本植物中算得上是非常高大了。白芷的茎干纤细劲挺，姿态婆娑美丽。叶互生，着生于茎干基部的叶片较大，茎干中部的叶片相对较小，茎干上部的叶片逐渐简化成了卵形的叶鞘。

白芷的花形和花色非常素洁雅致。顶生或腋生的复伞形花序繁花点点、色泽洁白，宛若一把把精致的白色小伞。最值得关注的是白芷的根部。其主根为圆锥形或近方锥形，顶端有凹陷的茎痕，具同心环状纹理，形似胡萝卜。它的根部气味芳香，味辛微苦，是全株含油量最高、香味最浓的部位。

白芷广泛分布在我国西南、东北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多生长于海拔200～1500米的河岸、溪边、林缘、灌丛和山谷草地，尤喜湿润环境。因此在许多古诗词中，白芷都与湖河池沼等水生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的“白芷竞新茗，绿苹齐初叶”;唐代文学家陈子昂的“泛滟清流满，葳蕤白芷生”等，都为我们描绘了白芷在水边葳蕤生长的动人景象。

白芷的气味芳香，味道微苦，具有除腥去膻、增香添味、增进食欲的神奇功效，因而是日常烹饪中常见的一种香辛调味料，可广泛应用于卤、煮、酱、烤、焖、烩、煎等各种烹调方式之中，堪称去腥增香的“神器”。不过，白芷的香味太过浓烈，有一种很重的中药味道，很容易掩盖其他食物原有的味道，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很有讲究。

白芷不仅是理想的香辛调味料，同时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白芷的药用功效，在我国古代就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传说，有一次深秋，苏轼与佛印禅师吟诵诗歌刚回到家中，便开始鼻塞流涕、头疼欲裂，浑身酸痛难受。佛印禅师听闻此事，知道苏轼定是感染了风寒，赶紧差人送去一包草药。苏轼服用以后，很快就痊愈了。后来，苏轼去向佛印禅师致谢，并好奇地打听禅师究竟使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才知是一种名为“白芷”的草药。除了民间传说，《本草纲目》等不少古代医药著作中也都明确记载了白芷的性味归经和医药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白芷不仅在解热和镇痛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具有扩张和收缩血管、降低血脂血压等诸多功效，是一种天然的保健良品。另外，白芷还有非常明显的美白祛斑作用，是一种古老的美容中药。

（摘编自陈博君《白芷，令人止步的王者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