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屈原的《离骚》与苏轼的词，都展现出了鲜明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的塑造无疑带有生活的真实印记，但更多融入了诗人的人生理想与追求，是其人格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外化。两人作品中的“自我形象”有诸多相通共鸣之处，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格品性的陶塑，二者又存在诸多差异。

②屈原作为楚国贵族，一心想振兴楚国，无奈的是，怀王并非知人善任之君，后来听信一些奸佞之臣的谗言，弃屈原而不用。到了顷襄王，则干脆把屈原放逐到江南。屈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政治上的失意对他来说，就不仅仅是地位与名利的丧失，而是整个人生理想、人生信念的崩塌，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弥漫在《离骚》整个作品中。

③苏轼因诗获罪，被贬黄州之后便不在诗歌中放纵自我，这在他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多有提及。而在当时多“绮罗香泽之态”与“闺门淫媟之语”的小词，恰好成了他寄寓情感、抒发自我的不二选择。苏词中也常常弥漫着失意的伤感、无助的寂寥，比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对于这首词的主旨，众人说法不一，但总体来看，诗中应有政治寄托，只是这种孤寂之情表达得更为含蓄蕴藉、空灵飞动。苏词中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也颇多感慨，但又希望在更深的根基处化解一切对立与冲突，将一切愁苦化作淡淡的轻烟随风而逝，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澄明之境，而不似屈原那样苦苦挣扎和自我煎熬。

④《离骚》中的“自我形象”除了悲苦失意，更突出的是怨愤、不屈，乃至迷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说：“屈原的伟大恰恰就在于他始终以社会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就在他的价值自居的人格精神。”所谓价值自居就是把某种超越个体的更高的价值追求内化为自身的感性生命，把无限寓于有限，在这种价值担当中，个体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所以屈原对楚王和奸臣充满了怨愤的情绪，这种怨愤不是个人政治失意的发泄，而是对人生价值的坚守，诗人与巫卜沟通，与神灵对话，几乎陷入了迷狂之境。

⑤苏轼满怀治世理想，入仕后却屡遭小人排挤，多次被贬。他词作中的“自我形象”也时时流露出隐隐的怨愤之气。但与屈原不同的是，苏轼没有选择剑拔弩张式的抗争，而是于当下的生活中寻求生命本真的意义，个人的宠辱、政治的得失全都在烟霞雾霭、清风明月的审美境界中化解于无形。苏词中的“自我形象”更多的其实是洒脱旷达，是面对风雨来袭的坦然淡定，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人借冒雨徐行，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旷达胸怀。有此胸怀，自然“觉从前皆非今是”“我今忘我兼忘世”，在物我两忘中达到更高的境界。

⑥作为豪放词的开拓者，苏词中的“自我形象”自然也有一些雄豪的气息在，“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一个“浑”字将悲愤之情化为磊落之气。苏轼之狂，更多的是一种意气风发。这种狂放不是纠结焦虑不知出路所在的迷狂，而是超越个人境遇的偃蹇困顿，跳出生活之外反观生活的淡定洒脱，这也正是宋王朝知识分子所热衷追求的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摘编自李菲、韩伟《〈离骚〉与苏轼词中“自我形象”的比较》）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尝试着去重新激活那个被层层叠叠的知识及社会生活沉淀物所掩盖起来的知觉的世界时，我们常常诉诸绘画，因为绘画会径直将我们重新放回被知觉的世界。在塞尚、布拉克及毕加索那里，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遭遇到这样一些物件：柠檬、曼陀铃、葡萄、烟盒……它们止住我们的目光，拷问我们的目光，这些我们“惯熟的”物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向我们的目光透露着它们的秘密本质以及它们的物性形式本身。如此，绘画将我们带回到对物本身的观看。

通过检视知觉的世界，我们认识到在这个世界里，根本就不可能把物和它的显现方式区分开。诚然，当我像字典那样去定义桌子——三条或四条腿支撑起的一个平面，人们可以在上面吃饭、书写等等——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如此我就抓住了桌子的本质而完全不必在意桌腿的形状、纹饰的风格等等这般伴随性的偶然之处。

与此相反，当我在知觉一张桌子的时候，我不会不在意这桌子实现其作为桌子的功能的方式，而且，正是桌腿每一次承载起桌面的独特方式、正是那从桌脚到桌面抵抗重力的独特运动吸引着我，并使得每张桌子都卓然有别于其他的桌子。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无关紧要的，从木头的纤维、桌腿的形状、木头的色泽及年龄到印证着木头年龄的某些涂鸦或磨损，而且“桌子”这个意谓之所以吸引我，正是因为它是透过所有这些“细节”显现出来的，这些细节体现着它在场的样态。一旦明白了知觉学派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懂艺术作品了，因为艺术品也是一个肉身性的总体，在此总体中，意义并不是自由的，而是系于或者说束缚于形形色色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细节的。

绘画的意义全部在于画布之外，全部在画作所意指的东西那里，就在画作的主题那里。实际上，所有有价值的画作都正是在和这一看法的斗争中形成的，并且至少百年以来所有的画家都在非常有意识地和这种看法作着斗争。三十年前，布拉克曾更直白地说过，绘画并非矢志于“重新建构一个别致的事实”，而是矢志于“建构一个图像性的事实”。如此看来，绘画就不是对世界的模仿，在对肖像画的美的经验里并没有画作与模特是否“相像”这回事。即使画家在画真实的物件时，他的目的也从来都不是去召回此物件本身，而是在画布上制作出一场自足的景象。将画作的主题和画家的手法这二者区分开来是不合理的，对于美的经验而言，画作的主题全在于画家在画布上构造葡萄、烟斗或烟盒的手法或曰方式。

面对一幅画，关键不在于找到更多的关于此画之主题、关于此画起源处历史情境的参考线索，关键在于——正如对物本身的知觉那样——按照画布上落笔痕迹中处处都在无声地给出的指示去凝视、去知觉这幅画作，以期所有这些指示——无需任何话语、无需任何推理——形成这样一个严格的有序整体：我们即使不能够理解这一整体，也会觉得其中没有任何的随意之处。

（摘编自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王士盛  周子悦译，人民出版社2019版）

材料二：

儿童作画主要凭感受与感觉。感觉中有一个极可贵的因素，就是错觉。大眼睛、黑辫子、苍松与小鸟，这些具特色的对象在儿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鲜明，他们所感受到与表现出来的往往超过了客观的尺度。因此也可说是“错觉”。但它却经常被某些拿着所谓客观真实棍棒的美术教师打击、扼杀。

照相机发明之前，手工摄影实际上便是绘画的主要社会功能。我一向认为伦勃朗、委拉斯贵支、哈尔斯等西方古代大师们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社会杰出的摄影师。这并非抹杀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伟大的古代杰作除具备多种社会价值外，其中必有美之因素。很“像”，很“真实”，或很精致的古代作品不知有千千万万，如果不美，它们决无美术价值。现代美术家明悟、理解、分析透了古代绘画作品中的美的因素及其条件，扬弃了今天已不必要的被动地拘谨地对对象的描摹，从画“像”工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绘画发展中的飞跃。如果说西方古代艺术的主体是客观真实，那么现代绘画则是扬弃不必要的物件叙说，集中精力捕捉潜伏在客观物象中的美，并将它奉为绘画的至尊。毕加索从古希腊艺术中提炼出许多造型新意，他又将德拉克洛瓦的画作翻新，好比将一篇古文译成各种文体的现代作品。我国传统绘画的主流始终是要表现对象的美感。

造型艺术成功表现动人心魄的题材和可歌可泣的史诗，中外美术史中不胜枚举。美术工作者要大谈特谈形式美的科学性，要用显微镜和解剖刀，对具有独特成就的作者和作品的造型手法进行分析，来总结丰富发展我们的传统。同时我也希望看到更多美术作品有自己的造型美意境。当我看到法国画家沙凡奴的一些壁画，其间有丛林、羊群、沉思的人们、正缓缓驶过小河的轻舟……我陶醉在作品的形象意境中。我完全不记得每幅作品的题目，我将这些作品命名为无题。我国诗词中也有不少标为无题的作品。无题并非无思想性，只是意味深远的诗境难用一个简单的题目来概括而已。绘画作品无题当更易理解，因形象之美往往非语言所能代替，何必一定要用言语来干扰无言之美呢！

（摘编自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支柱，一是儒家，一是道家。一般认为，儒家比较强调伦理学，重视道德修养；道家则强调智慧的觉悟和解脱。两者的不同，可以用三个简单观念来加以分辨。

第一，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类为中心，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

道家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问题，必定徒劳无功，必须改变思维模式，超越人类本位。而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的造作越多，麻烦越多。譬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定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还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所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第二，儒家以“天”为至高存在，凸显历史背景；道家以“道”为至高存在，展现宇宙视野。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儒家承前启后，继承了这一观念，把“天”当作最高存在。孔子两次遇到困境，都把“天”抬出来，如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道家则不同，道家以“道”代替“天”，“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道家认为宇宙最后的根源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孕育万物，是一切的起始与归宿；“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却又超越万物。道家由“道”取代“天”的地位，很多西方学者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具革命性的思想。

第三，儒家期盼“天人合德”，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道家则希望“与道合一”。“天人合德”的“德”是善的德行，亦即人要行善，要不断地修养德行。“与道合一”则代表人要成为有道者或行道者，觉悟了“道”，人的生命境界整个就不一样了。

过去认为，有三种人学习道家会比较有心得。一是年长的人，二是失意的人，三是非常聪明的人。从秦汉到唐宋，中国历代的文人，许多都喜欢道家，他们的作品所用的语汇，他们的生命所展现出的情调，与崇尚儒家的文人截然不同。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提到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显然是道家对大自然的欣赏，可以说是敞开心灵与自然沟通，不像儒家主要界定在人的社会中。

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况且，如果大家都走道家的路，这个个社会要交给谁来担当呢？由此观之，儒家和道家在社会的功用上，是有点分工合作的意味。

（节选自傅佩荣《国学的天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