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雀东南飞 并序》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人们一直以来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 并序》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现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才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情节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有删改)

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是玄学家对言与意两者关系的不同角度的分析。从字面上来看，言是指语言，语言形成之后是保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中。意在古代具有较为广泛的含义，我们大致可将其理解为道，但与道还是有一定差别的。道包括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也被认为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自然规律的把握。可以说道是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契合点，意也被认为是主、客观两端，从该角度上来看，天意是天道，人之内心中的一切思念、欲望和意识，可用心意进行表示。

言不尽意实质上是语言无法表达意思，这是玄学家荀粲提出的。荀粲指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简单来说，荀粲认为言、意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包括意内象内以及意外象外。意内象内是说言即能达意，而意外象外是言无法尽意，主要是由于理之微者而非物象之所举。他认为在物象的基础。上还有更加玄远的东西存在，我们可将其称为是本体或道，是超乎语言表述存在的。黑格尔指出：“语言从实质上只能够表达普遍东西，但人们的思想是比较特殊的个性化存在的，无法利用语言表达人们心中所想的东西。”虽然黑格尔的这句话也可被认为是对荀粲提出言不尽意的佐证，但两者的思路有一定差别。

另一位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忘言是受到庄子的启发。在《周易略例》中，王弼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而言者，明象者也。”在以庄释意的过程中能够将周易中的象引入庄子的言意关系理论中，从一定程度上将庄子提出的得意忘言论衍生为得意忘象的理论，使象变为意以及言沟通的媒介，实现由言到意的转化。除此之外，王弼提出：“忘象者，乃得意者，忘言者，乃得象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玄学家将所获得的超现实玄远精神作为人生哲理，这种思想境界可借助现实社会进行象征，无需在不存在的世界中寻找。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象论相比汉人的经院哲学来说是方法论的创新，主要是为反对汉儒拘泥于言词的作法，主张以理解为主，得意为上。这种对于言辞和语言的超越实际上是想让人们的思想能够摆脱语言束缚，摆脱过去的经典书籍约束。大思想家都会经历这一步，对于古代经典要入乎其中，且还要做到超乎其上。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荀粲提出的言不尽意论实际上完全否定了语言的功用。因此，玄学家欧阳建又提出了言能尽意论，坚持物先名后的唯物主义理论。但在他的思想中也会受到老庄提出的言不尽意、意在言上的思想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我国魏晋玄学家中，永嘉时期郭象提出独化这一理论。独化是指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外不依靠道，内不由己，是一种无依据的现象。事物间没有彼此依赖和制约的关系，因此也不存在因果论。针对言意之辨，他比较赞同王弼的观点，为实现独化境界，在意识上要求实现忘已，认为自己的所学成了累赘。在言意的关系理解上认同王弼提出的观点，认识的目的是人忽无言，无意之境。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的终结理论，自其之后未能够出现引人注意的玄学体系，我国也逐渐走入了佛道玄融合的时代背景。

总之，言意之辨的作用一度在魏晋时期获得人们的推崇，主要是由于言意之辨不仅作为玄学道理存在，也与很多名人志士立身行事具有紧密联系。正是基于此，使得语言发生了变化，以不断适应思维的变化。还对我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艺理论产生影响，并且对其他文化领域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选自申前程《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的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需选择，而是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照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节选自《乡土中国》，有删减）

材料二：

乡土情结作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由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演化而来，其基本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归隐山林的乡土情结。归隐山林源于志士或诗人对世俗社会人情世故的厌恶，更是对乡土自然的内心向往。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而甘享乡居的宁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最形象的注解。

其二，思念故乡的乡土情结。“露从今年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思亲本身就是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乡土情结的存在，即使“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乡音始终未改。对于故土，国人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其三，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史记项羽本纪》中写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项羽为何自刎乌江？这句诗中可窥其因。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是人的欲望和价值扩大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事业的成功只有得到乡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荣耀。

（选自高申贵《关于中国人乡土情结的文化思考》）

材料三：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发达的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阻断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滋补作家的肥沃土壤。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乡村生活的描摹，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广阔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都已证明乡土像母亲一样孕育了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从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到后来的汪曾祺、孙犁、莫言等，他们始终痴情地关注着那片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

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这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如城市、军营、知识界等）而言的。这些“乡土作家”特别地关心乡间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笔下乡间的独特性，并一律带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与此不同，莫言笔下的乡间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展开。高密东北乡，一个中国古老、充满苦难的乡村，它不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乡村，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被时间滤去了历史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特征，其生活呈现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他努力书写高密东北乡人的贫苦，写出他们的艰难抗争，写出他们虽贫困却有着不屈的精神、美好的道德与淳朴善良的人性，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复兴的美好愿望，成就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节选自黄志刚《莫言小说乡土情结探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