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是数字技术透过对人文研究领域的渗透和介入带来的方法论革新。目前，数字人文的很多研究还处于“学习技术”的阶段，只能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这与数字人文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密不可分。数字人文要真正成为重构人文研究的方法，则必须要在“人文化”方面有所推进和发展。

一般情况下，数字人文都被理解为以数字技术为方法、研究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数字”是方法，“人文”是对象。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它只是将“人文”作为研究的对象来看待，忽略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比，人文学科最大的不同不仅在于研究对象的差别，更在于研究方法上对研究主体性的强调。因此，我们才会更强调人文研究中的“个性”“特色”“差异”“历史的具体性”以及研究者“情感”“价值”“悟性”等因素在研究活动中的介入。数字人文研究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趋向：一是“人文研究数字化”，即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问题；二是“数字技术人文化”，即以人文方式发展数字技术，“让数字更人文”。

数字人文研究有一个共同模式，就是将文化经典视为可编码的信息，将日常生活转换为可追溯的数据，将价值体系打上可识别的标签，进而通过词频软件、数据统计及相关可视化手段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文本形态。数字人文研究者就是基于这一可视化的文本展开意义的阐释。我们可以聚焦这一研究方法及其过程，看看数字人文与传统的人文研究之间存在哪些交织、渗透、抵牾，进而如何做到“数字”与“人文”的有效缝合。

无论是文学阐释还是艺术分析，抑或是基于概念抽象的形而上思考，都建立在研究者对经典文献中的符号信息的直接把握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切身体验基础之上。而数字人文方法将所需要分析的文献信息和行为活动进行数据化和可视化处理后，形成新的文本形态。因此，数字人文研究者的认知、理解和阐释活动是面对经过“二度加工/创造”形成的数据可视化文本形态。如果说那些作为“事实本身”的经典文献和行为活动相当于人文研究的“原初文本”的话，那么，经过数字人文方式处理过而形成的新的文本形态则是“次生文本”，研究者对“次生文本”的研究需要充分调用研究者对“原初文本”的认知，对相关理论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个人感性经验的体悟等。

因为数字人文方法的介入，人文研究的层次变得更加丰富了，在传统人文研究中，研究者主要而对的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原初文本”，即经典文献和行为活动；另一个则是“元文本”，即原型批评中所说的“母题”。而数字人文研究增加了人文研究的“次生文本”层次，这一“次生文本”是寄生于“原初文本”的，但又对“原初文本”进行了数据化处理。这一过程本身就已包含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因此，“次生文本”既可能是对“原初文本”的抽象化还原，也有可能包含者对“原初文本”的颠覆性解构，既有可能突显“元文本”与“原初文本”之间的隐性关联，也有可能提示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将会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人文研究的层次和内涵，成为人文研究的延伸和补充。

（摘编自曾军《数字人文的人文之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衣尚中国》近日与观众见面。此前，这个节目的制作人问，最能代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符号是什么？能想到的选项固然有很多，笔者的回答是丝绸，是“锦绣中华”。丝绸是中国物质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标志之一，锦绣则是丝绸中的精品，具有华美的外表和隽永的内涵。以锦绣形容中华，不论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还是从词语的衍生意义来看，都非常贴切。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早在6000年前，华夏先民已从桑林中的野蚕食桑、作茧、变蛹、化蝶升天中，联想到人类自身的生死来往，于是把蚕丝裹身视为沟通天地、天人合一的途径。人们栽桑养蚕，采茧缫丝，经纬织锦，饰彩成绣，裁剪作衣，使丝绸成为裹身以礼天地的服饰。

随着礼乐文明的发展，锦绣服饰以其丰富的装饰性和鲜明的辩识度，成为身份等级的重要象征。《尚书·益稷》中记载，黄帝用日、月、星辰、山、龙等十二章纹来表示最崇高的等级。此后形成的历代服饰制度中，龙纹成为皇帝的专用图案，而与龙相似的蟒、飞鱼和斗牛图案用于赐服。服饰的色彩也具有区分等级、适应不同礼仪场合的功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中，丝绸占有重要地位。蚕桑丝织是许多地方的支柱产业之一，凡宜桑之地，历代王朝都要征收丝绸赋税，地方官员则将劝课农桑作为自己的使命。早在先秦时期，丝绸就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并具有实物货币的功能。汉唐之际，丝绸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所有的大宗交易、大笔借贷，甚至政府的军费开支等，都以丝绸作为单位。

丝绸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把野生的桑蚕驯化成家蚕，堪称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大成就。除了养蚕，丝织提花技术也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中，也可以看到丝绸的影子——纸最初的含义是指制丝绵过程中茸丝的积淀物，印刷术的发明也与丝绸上的凸版印花术有关。

丝绸更是中国审美和时尚的代表作。“不看匣里钗头古，犹恋机中锦样新。”色彩缤纷、纹饰多样的锦绣，体现了人们对美的不懈追求。历代织锦样式图案的创新，既是中华民族艺术创造力的表现，也是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成果。隋文帝曾命何稠仿制波斯锦，为中原织锦带来新的风格；唐太宗让窦师纶在益州督造蜀锦，首创陵阳公样，将西堿团窠动物纹与中原花卉纹结合，流行了几个世纪……

今天，我们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美的滋养和创新的灵感，丝绸和服饰文化是一个不错的切入口。在文化传播方面，电视节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一批聚焦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深受观众欢迎，激起了许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衣尚中国》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述服饰故事，展现服饰之美，探寻服饰文化背后的中国审美精神。同时，节目邀请知名服装设计师结合传统服饰和现代元素进行创新设计，也是推动丝绸和服饰文化走进当代生活的有效方式。

（摘编自赵丰《锦绣彰显中华之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