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愁，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首。《乡愁》的美令人瞩目，特别是音乐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上，其中“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头”的四次重复，四节中同一位置上“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等叠词的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等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功力，也增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乡愁》，犹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余光中等诗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找回了汉字与汉语的时间性之间的联系，并探索了通过文字排列实现诗歌音乐性的种种结构的道路，这是古典诗歌没有摸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正为新诗的音乐性，甚至为汉语的音乐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新诗鉴赏词典》）
材料二：
诗歌的音乐性一向是业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文学评论家谢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诗歌要有音乐性，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而中国新诗缺少的恰恰是音乐性。现在的很多诗人不懂旧体诗，甚至认为旧体诗好写，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诗歌内在的一些规律，不知道怎么用词，不知道声韵上怎么表达才动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说，现代诗没有必要像古诗那样讲究平仄、中间对偶，但讲究语言的和谐还是必要的。李山所强调的向古诗学习，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传统，而是倡导现代的散体诗如何在借鉴古代汉语有声调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现代品位、又能充分体现汉语魅力的诗，他认为这是需要大力尝试的。
诗人王久辛说，出现新诗有无音乐性的疑问，是不懂修辞的诗人提出的一个很可笑的疑问。真正懂修辞的诗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畅达的修辞，高妙、动人的修辞，那种有复合性的修辞，都是对诗歌音乐性的一种大胆的创造、勇敢的探索。诗人西川提出，格律是个假命题。主张诗歌要讲究格律的人，是“要给新诗立规矩的人”，他称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趣味良好、富有责任感的好心人。他们多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诗歌为参考系，弄出些音步或音尺，但这没什么意义。
（摘编自《辽宁日报》）
材料三：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新诗？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新诗与古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新诗语言做不到出神入化；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精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步步进逼，综合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形式和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对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其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必执念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相当有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的原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
1．关于以下诗人学者的论述，符合原文意思的是（ ）| A．余光中等人为新诗和汉语的音乐性开辟了新道路，使之超越了古典诗歌。 |
| B．谢冕认为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而王久辛则认为新诗无需音乐性。 |
| C．李山认为现代诗歌没有必要讲究格律和语言的和谐，只需要符合现代品味创作即可。 |
| D．郑敏从源头上否定新诗，而于坚则高度肯定新诗，认为人们对新诗存在误解和忽略。 |
| A．材料一认为《乡愁》借助叠词增强了音韵之美，也展现了诗人的语言功力。 |
| B．材料一以《乡愁》为例，证明了乡愁是中国诗歌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 |
| C．从材料二可知，业界对新诗音乐性的认识不同，争论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
| D．材料二中谢冕与西川均认为，要使新诗具有音乐性，诗人要提高自身素养。 |
| A．中国古典诗歌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仍以其为参照系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 |
| B．中国古典诗歌审美规范稳定，但新诗已出现脱节或转变，因此两者没有可比性。 |
| C．中国的新诗与古典诗歌属于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不能用同一评价体系去衡量。 |
| D．将中国百年新诗与世界诗歌精粹总和进行比较，矮化贬低了自我，也拉大了差距。 |
5．参考下面《红烛》节选内容，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从“新诗音乐美”的角度分析闻一多的《红烛》。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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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关于诗歌，如今人们常常说到的一个关键词是“回暖”或“升温”。这个关键词表达了人们对当下诗歌基于共同感受基础之上的一种判定，也有种种现象可以证实着人们的这种判定。
其实，新诗文体形式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滞，也从来没有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同时，不只是新诗，当代旧体诗词的写作人数及作品数量同样得到了几倍的增长，旧体诗词的采风、研讨、吟诵等活动也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社会在进步，思想在演进，人们在改变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形成的对于诗歌的成见，能够重新以一种客观、冷静、正常的眼光去看待诗歌和诗人了。越来越多的人，在以诗歌为载体，非常便捷地交流感情，传递智慧，散发温馨，乐享生活。在诗歌面前，人们似乎打破了年龄、职业、地域等种种限制，实现了平等并超越于尘俗之上。
诗歌与新媒体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密。如果说10年前网络诗歌海量涌现时，不少人发出的“网络媒体的勃兴挽救了诗歌”之类的断言不无道理的话，那么，今天的微信传播平台，让诗歌进一步活得更加自由、自在和舒适了。诗歌的短小、快捷等文体优势，遇到微信平台，可谓如鱼在水。
还有，电脑与手机的结合、联动，让诗歌呈现了崭新的景观和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中国诗歌网一开始就拥有电脑端、手机端、APP三个端口，随后又申请开设了微信公众号传播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全方位的立体多向传播。中国诗歌网以建设“诗歌高地、诗人家园”为宗旨，以繁荣诗歌创作，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引领网络诗歌发展方向为己任。中国诗歌网的问世，结束了多年来没有官方诗歌网站的历史。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前些年的梨花体、羊羔体，诗歌常常遭人诟病，许多诗人也常常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羊羔体遭媒体热炒的时候，许多人甚至连诗歌文本读都没有读过，就想当然地认为羊羔体完全是不好的、负面的、应该否定的东西。殊不知，一旦接触羊羔体作者车延高的诗歌文本，平心而论，其中不少诗作还是颇具诗意、内涵和境界的。
综上所述，当下诗歌回暖升温的氛围我们不难感受到，其原因也不难找出：有科技发展和新媒体的因素，有诗歌和诗人自身的因素，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有人心变化的因素。有人对新媒体与诗歌发展的关系看得很重，认为技术革命因素对今日诗歌回暖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个人觉得技术力量仍然是一种外部因素，最重要的应该是社会环境和人心变化所致。尤其值得欣喜和令诗歌界振奋的，是政府对诗歌文化的高度重视，这对当下诗歌气候的回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诗歌的复兴与再度辉煌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摘编自杨志学《当下诗歌回暖与升温》，有改动）
材料二：
诗歌在社交媒体的火热发展固然可圈可点，但火热的背后理应给予冷静的思考。
首先，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诗歌的商业化现象不可避免，主要表现为资本进驻与广告投放。“诗意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数字幻境，除去第一条推送，诗歌公众号剩下的内容均是以“诗意”为名的商品营销。正如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为了追逐利润和文化的同质性，不惜剥夺‘本真’文化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协商方式，使其丧失了‘说不的勇气’。商业化的过程导致了‘本真’文化的贬值，通过将它变成待售商品的方式降低了准入的门槛。”
其次，诗歌变得娱乐化。在社交媒体中，长久压抑的诗歌在自由、自我的媒介语境中得到释放，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有一种“快感”重拾的体会，这种“快感”的失而复得驱使受众对诗歌进行过度消费，诗歌被娱乐化为一种日常的消遣。特别是诗歌与明星的结合，加重了诗歌的娱乐性质，使诗歌被当成日常生活的娱乐符号被受众消费，忽略诗歌内容、深层意义，而去消费读诗的明星，或者仅是对读诗人的声音进行消费。
诗歌依托社交媒体得到推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让诗歌重新回归生活的中心，却也使诗歌陷入“庸俗化”的陷阱。作品不再按照年代、流派等标准划分，而是被拉到了同一水平，成为均质、庸俗的内容物。它们能否出场，取决于是否与当下生活状况乃至舆论热点相匹配。诗歌创作与传播的“把关人”缺失，导致诗歌作品主题分布不平衡、质量良莠不齐。除了付费阅读的诗歌专辑外，诗歌公众号中每天一篇诗歌主题的选择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寻，无论是读诗的人还是诗本身的质量都得依据不同受众的喜好具体分析。这实质是一种将诗歌庸俗化传播的表现，是一种对受众心理的顺从。换言之，诗歌公众号并没有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或者通过对某一类诗歌的传播达到一个效果，其只是做诗歌的搬运工，这样就很难保证传播的质量。
（摘编自柳家旺《社交媒体中的诗歌传播研究》）
1．下列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微信传播平台、中国诗歌网站的出现足以证实人们对诗歌“回暖”的判定。 |
| B．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演进，人们重新以一种客观、冷静、正常的眼光看待诗歌。 |
| C．阿多诺认为文化商业化，导致了“本真”文化贬值，将其变成了商品。 |
| D．依托社交媒体的诗歌作品质量良莠不齐，这与诗歌创作与传播的“把关人”缺失有关。 |
| A．文章用中国诗歌网的例子证明了由于电脑与手机的有机结合、联动，诗歌呈现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景观和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
| B．在当前，新诗和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队伍都在不断壮大，诗歌数量迅猛增长，可以想见，这一形势可能会持续。 |
| C．诗歌公众号的受众常常会忽略诗歌的内容，而去消费读诗的明星，若将诗歌与明星分离，就能够避免诗歌娱乐化。 |
| D．除付费诗歌专辑外，诗歌公众号推送的诗歌主题依受众喜好而定，这显示了它们并没有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 |
| A．某市开展体验“诗歌诗情”主题活动，推介乡村诗歌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
| B．某公众号以“快乐王子——苏轼”为主题，策划了一系列专题推送。 |
| C．某食品节以古代名人诗句为特色小吃命名，商品销量大幅度提高。 |
| D．某APP将往期诗歌内容制作成有声作品，放在固定栏目，进行展示。 |
5．人民日报指出：“滤清一切浮华，诗歌的本质和初心不会改变。”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材料一：
《史记》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空洞的，是由无数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的精神而形成的。《史记》中大量的优秀人物，在支撑民族大厦过程中起了中坚作用，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迁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纳入巨大而又有系统性的载体之中。《史记》是纪传体著作，以人为核心反映历史的变化，所以，民族精神的展现主要通过各阶层人物来实现。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各有侧重，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帝王、贵族、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三体的开篇——本纪开篇《五帝本纪》、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颇有深意，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即以“德”“义”立意，已经体现出我们民族“崇尚德义”等价值追求。一些高官厚禄之人没有进入史书，一些下层人物反而入选，目的就是要突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物。《史记》选择人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物精神的选择过程。
《史记》对于民族精神塑造的又一贡献在于，它真实全面地记载了各民族逐渐融合的过程，这个融合过程，体现了我们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史记》设立专门的民族列传，真实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记》其他篇章中也往往注意民族融合问题。《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晋世家》记载晋悼公时重用魏绛，“使和戎，戎大亲附”。这些都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特点。
《史记》为了展现人物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采用了一些独特手法。因为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体现出来，所以司马迁往往在人物传记中放大某些事件。虞舜至孝、勾践卧薪尝胆、商鞅变法强国、蔺相如渑池相会、项羽破釜沉舟、晁错削藩、李广治军、张骞通西域等重大事件，最能表现人物的精神，《史记》也就用浓墨重彩去描写。有时则通过一个小小的细节体现人物的精神品格，如通过廉颇“负荆请罪”表现知错就改，通过公仪休“拒鱼”表现廉政。
当然，司马迁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渗透在《史记》中，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关键性作用。司马迁强调从“变”中观察一切，社会在变，人的精神也在变，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正是由于司马迁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史记》才得以成为“史家之绝唱”，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
（摘编自张新科《<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
材料二：
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在激烈的生死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崇高力量。他们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面临生死抉择时，如果生命的存在有利于生命价值的实现，就选择生，即使这种生是屈辱的生；如果生命的存在无助于生命价值的实现，就选择死，死亡成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命问题上，司马迁对生命价值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肉体生命的珍惜。
司马迁刻画了一大批为实现生命的社会价值而舍生取义的光辉形象。《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挺身而出，英勇赴难。司马迁评论说：“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蔺相如的精神经过司马迁的弘扬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司马迁所弘扬的这类坚持真理与正义、为国献身的志士仁人的可歌可泣的崇高品格，大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如《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的晁错。晁错提出的削藩政策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心怀赤诚之忠的晁错却因此而获罪问斩。当初，晁错与其父的矛盾冲突是谋国还是谋家。面对父亲谋家的苦言相劝，晁错不为所动；当父亲以自杀相迫时，晁错仍不为所动，并不改变自己坚持真理与正义的初衷。这充分体现了晁错忠而忘身、国而忘家的崇高品质。晁错的悲剧强烈地折射出其忠心为国、威武不屈、舍身成仁的崇高精神。
（摘编自池万兴《论<史记〉对中华民族舍生取义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记载中华民族三千年发展历程的著作，从这点来看，《史记》也是史无前例的。 |
| B．《史记》运用了独特手法展现人物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种独特的手法就是浓墨重彩地描写最能表现人物精神的重大事件。 |
| C．司马迁在《史记》中弘扬了蔺相如挺身而出、勇赴国难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
| D．面对谋国与谋家的选择，甚至遭受其父以死相逼，晁错依然不改初衷。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晁错的崇高精神得以体现。 |
| A．司马迁把《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分别作为本纪、世家、列传的开篇是精心安排，是为了体现“崇尚德义”等价值观。 |
| B．哪些人可以成为《史记》的传主，哪些人不能成为《史记》的传主，这是由其精神决定的，因为司马迁是根据人们的精神来选择传主的。 |
| C．《史记》设立专门的民族列传，其他篇章中也往往注意民族融合问题，提倡各民族之间应该和平共处，这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 |
| D．司马迁关注生命价值的实现，而不珍惜肉体生命，《史记》塑造了许多为实现生命的社会价值而舍生取义的形象是这种生命观的体现。 |
| A．屈原“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不与世浮沉，怀石自投汨罗江。 |
| B．管仲辅佐齐桓公，竭忠尽智，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一代霸业。 |
| C．樊哙披帷而立，怒斥项羽做法是“亡秦之续”，为沛公刘邦辩护，使项羽无言以对。 |
| D．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到处碰壁，但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
5．《史记》是如何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请根据材料一简要概括。
【推荐3】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听众的力量
杨贝
①古典时期，早慧的希腊人高度重视听众的力量。希腊人看到了听众在思想交流中的主导作用，悉心整理出一系列以听众为中心展开沟通的演说经验，是为修辞学。在十六世纪中期出版的《哲学拾珍》丛书中，有一幅以修辞学为主题的封面版画，画中的修辞学俨然一副女王模样，诗学、法学、历史学、自然哲学等学科围绕侍立。
②从笛卡尔开始，听众的形象发生变化。从前的听众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但在笛卡尔之后，理性成为听众的唯一属性。人的情感与理性被对立起来，情感因为妨碍理性认知而被贬斥，修辞学所总结的调动听众力量的方法被贬为混淆视听、蛊惑人心的诡计。笛卡尔以后的人们相信，只要是真理，不论谁来说，不论以什么方式说，不论说给谁听，效果都是一样的。逻辑才是真理的良配，修辞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侍婢。这样一来，曾经贵为三艺、七艺之一的修辞学，在二十世纪初期退出中小学课堂也就不足为奇。
③但“二战”让人们看到理性的真相。爱因斯坦在一次反战演讲中说：“我知道讨论基本的价值判断是徒劳无望的。比方说，如果有人主张把灭绝人类种族作为目标，其他人很难从理性的基础上驳倒他。”如果基本的价值判断无从确证，单一真理论很容易成为罪恶的掩护。战后的人们更愿意相信心存怀疑、接纳不确定之于自由的意义。多元主义凭借包容性取代一元论，却让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协调行动？新修辞学就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④“行动”是理解新修辞学的关键。行动视角使得理解思想交流、看待听众的维度更丰富、更立体，它们着重从事实的角度考察听众力量的产生、作用机制。新修辞学将听众由理性思考的大脑还原为有理性、有情感的心灵。开篇就对笛卡尔提出挑战、质疑笛卡尔所推崇的理性与推理，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笛卡尔“对我们的推理和证明能力的运用范围进行的完全未加证成、毫无根据的限制”，笛卡尔所倡导的理性与情感的二分法是“对人的能力进行完全人为的、与我们真实的思维过程相悖的区分”。新修辞学看到了知与行之间的沟壑，认识到“人们可能不依据看起来唯一合理的结论行动，对这一事实感到愤慨的那些哲学家，不得不补充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承认人们拥有与理性的教导相对立的激情与利益”。
⑤行动视角还意味着把言语交流本身视作一种行为。新修辞学多次强调要将言谈视作一种行动。这使得语词之外的因素被纳入考虑范围。施特劳斯、拉康等人肯定了语言在塑造人类思维、建构自我认知中的作用，意义不再是以语言为管道进行传输，而是在语言中生长，由言说者与听众共同创造。新修辞学秉持相同的语言观，新修辞学甚至认为，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特定的语境，言语、行为、人相互界定。语言的人身依附性由此变得不言而喻，权威的说服力顺理成章。源自权威的论辩是指某个主张被认同的原因不在于该主张本身而在于提出这一主张的人，这不符合就事论事的理性议事规则。但基于言语的人身依附性，言说者的声望事实上的确能促成该主张被认同。在现代法律程序中，证人本身的可信度与他所述证言的可信度被认为存在必然联系，其原理与权威论辩一致。
⑥新修辞学在听众问题上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经验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是修辞学在当代复兴的重要原因。当然，修辞学在当代社会的复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确定性缺失的现代社会，人们亟需能够处理或然性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这正是修辞学的传统长项。除此之外，视频、直播等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单一的文字交流不再是占据主导的交流方式，语调、表情、手势等不被重视的信息传递方式重新变得重要，作为行为的言语交流广受认同，这些都使得修辞学备受瞩目。在信息茧房、判断极化、认知撕裂的当代社会，修辞学在维系社会方面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
1．下列看法不符合新修辞学“行动视角”观念的一项是（ ）| A．言说的意义来自于言说者与听众的共同参与、相互作用。 |
| B．言说者不应该关心语言的逻辑性，而应该重视修辞手法。 |
| C．言说者应该借助技术手段、自我的行为举止来增强效果。 |
| D．言说者要调动场景、措辞、听众等因素，赢得听众认同。 |
| A．理性不是听众的唯一属性，人的情感与理性并不对立。 |
| B．不能对推理和证明能力的运用范围加以不恰当的限制。 |
| C．事实上人们往往并不依据看起来唯一合理的结论行动。 |
| D．听众兼有理性与情感，而且往往依据情感来采取行动。 |
| A．表达与交流需要具有“读者意识”。 |
| B．说理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 |
| C．言说的意义有待读者共同创造完成。 |
| D．说理关注说给谁听而不是如何说理。 |
5．如果你是传统逻辑学的支持者，你将如何对“逻辑才是真理的良配，修辞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侍婢”这一观点加以辩护？请简述你的辩护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