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太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上我们称之作Face   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步声来辨别来者是谁。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时候用到了门内人无法辨别你声音的场合。我有一次，久别家乡回来，在电话里听到了一个无法辨别的“我呀”时，的确闹了一个笑话。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在十多年前青年们谈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着写情书，很多悲剧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有这种经验的人必然能痛悉文字的限制。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的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象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文字下乡》）

材料二：

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成之所，依然是道德秩序、乡土礼俗、故风旧习等传统的发生和维持场域。随着乡村被卷裹到全球化的现代浪潮中，乡村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记忆也面临消退。记忆不仅可以维系共同体纽带关系、创设集体身份认同，同时面对传统消褪症候时，还能刺激个人和共同体迸发出对过去的意识。通过对特定乡村社会生活经历进行整理记忆，可重新审视过去的社会生活。

乡村社会记忆，首先是生活在乡村中个体自身的社会经历反思，通过记忆的方式重构过往的个人生活经历，是个人生活史的重新赋意；其次是一场针对过往乡村生活的集体性追忆或者公共性实践，是集体记忆的鲜活建构；最后是构建某一特定的地域、社区在国家民族层面中的社会记忆，构成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生命档案。

对个体来讲，记忆强调过去的历史事实与当下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呈现出的意义。记忆内嵌于富有生命意义的日常生活大背景中，个体与集体的行动或交互行为附着于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之中。个体的行动是在其所属集体或者社群特定的文化秩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秩序也反映了历史变迁的轨迹。记忆是人类的本能，个体会在自我的生命历程中形成独特的形象，这些形象本身充满了阐释意义和自我意识。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个体，用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灵世界，保存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印记。

乡村人文遗产、文物古迹等构成历史语境中的“记忆之场”，它们成为呈现记忆消失的印记以及社会对过去或者失去的记忆重建的物质和精神依托。这些“记忆之场”正是勾连永远逝去的过去和当下这两个时空极值，成为重新阐释它们的媒介，其间，每一个体在这些“场”中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与情感。

总之，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记忆，生成于现实社会并内嵌于社会框架之中，其本质是对过去的当下重构，在回忆与忘却的辩证关系中持续存在并达到富有生命感的情感意义。记忆产生于社会又缔造了社会（或社群），个体记忆是在社会记忆中形成的。同时，记忆具有重建性并通过依附一个社会“意义框架”被保存下来。乡村生活世界的记忆成为生活在其间或曾经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一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紧密地关联着传统、风俗、故土、人情，真实地表现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

（摘编自项继发《重拾乡村社会记忆》中国社会科学报）

儒家“五伦”说辨析

冯天瑜

“五伦”说是儒家伦理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以来的伦常说，将“三纲”与“五伦”一体论之，一并推尊为人伦准则；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则将“三纲五常”视作吃人的旧礼教，加以整体摒弃。其实，无论肯定还是否定，将“三纲”与“五伦”捆绑在一起并不完全符合思想史实际。“三纲”说与“五伦”说虽然都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相通性，但两者的主旨和成说时期皆有差异，分别代表我国传统伦常观念的两种走势，应当区别对待。

大体言之，酝酿于战国、定形于秦汉的“三纲”说是皇权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集权制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而形成于先秦的“五伦”说相对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和分权之义，蕴蓄着血亲温情。“五伦”说，即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包含着人际的温馨、理解和信任，包含着发乎人心的骨肉之情，讲究的是“情理”和人际关系的对称性、和谐性。

“五伦”说主张的君臣关系，集中反映在《尚书》《左传》。

《孟子》《老子》等先秦典籍的民本主义表述中，其精义有二：其一，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的根本。《尚书》中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此精义的著名表述。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论。其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尚书》载周武王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五伦”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民本主义者的一个经常性论题，是“爱民”“利民”，反对“虐民”“残民”。孟子反复劝导国君“保民而王”，荀子则有警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对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论，即承袭于此。在其他人际关系中，“五伦”说同样提出双向性要求。例如，在夫妇关系上，以“义”为标准，强调“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在父子关系上，主张“父慈子孝”；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

清末民初的学者梁启超将“五伦”说的精义概括为“相人偶”，也即互敬互助的人际关系。“五伦”说对人们提出互敬互助的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今天来说也不无现实意义。

当然，“五伦”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没有对民众享有权利和运用权利给予法定性的肯定认同，故我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我们今日建设和谐社会，可进一步弘扬“五伦”说在人际关系上的双向观照、和谐相处之义；同时要超越前人，有所创造发展，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不同层级的良性互动，则有助于处理社会人际关系，如政府与民众关系、劳资关系、民族关系、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这是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摘编自冯天瑜《儒家“五伦”说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