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个说法自然没错，但它在强调《诗经》的文学特征时，忽略了它在伦理层面的意义——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严格地说，《诗经》是一部伦理的乐歌总集，它是华夏先民把自己对于国家、社会、家庭、婚姻、人生、自然等诸多方面的态度与认识，通过自然的歌唱，最诚挚地表现了出来。所以，如果在概括《诗经》是怎样一部著作时抛弃了“伦理”二字，对《诗经》性质的定义就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有很好的说明。他说：“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篇。”
近代学者曾经认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是恢复了《诗经》本来的面貌。顾颉刚连载于1923年《小说月报》上的大文《<诗经>的厄运与幸运》明确指出：“《诗经》是一部文学书。”当时一批学人，如胡适、郑振铎等，都参加了关于《诗经》性质的讨论，并且达成了共识：《诗经》是文学，不是经。但是《诗经》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仅仅是一部“诗歌总集”能够概括的吗？显然不能。我们还必须看到，它是“诗”也是“经”，它是文学与伦理的凝合。“诗”成就了它的美质，伦理成就了它“经”的地位。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作为文学对待，我们就会把两千年来研究《诗经》的大著作当作封建的垃圾处理掉，这对前人的成果是一种极不尊重的态度。
《毛诗序》说，《诗经》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从“情”的角度说，它是“诗”。我们每个人都有“情”。人常说“七情六欲”，何谓七情？《礼运》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也就是说，这“情”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学习就能获得。情是一种生命活力的表征，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没有了“情”，不喜不怒，不忧不乐，不怨不惧，这说明他的生命力已经走向衰竭了。所以《诗序》说：“发乎情，民之性也。”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表达情感要看对象，要分场合。所以这“情”，要能“发”能“止”。“发”是起点，“止”是终点。发所当发，止所当止，这就合于“礼”的要求了。我们给《诗经》在“五四”以来的性质认定中，加了“伦理”二字，这“伦理”的意义便在“止乎礼义”中。因为“止乎礼义”，就意味着要合于道德规则。像中国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形态的东西，都要在这歌唱中体现出来。
这里还须提到一点，《诗经》中的诗歌，原来是配乐奏唱的，因此有人说，《诗经》在它的时代，音乐生命远盛于它的文学生命。而这种唱奏，都是在礼乐的规定下进行，它是礼乐文明的一个主要载体。孔子之所以非常重视《诗经》，原因正在这里。所以我们对它的定义是“伦理的乐歌总集”。
（选自刘毓庆《<诗经>：顺人情而循礼仪》，有删改）
材料二：
说起“诗三百”，我们今天总把它看成是“纯文学”，不过当时却不然。后世所说的文学，以及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论语·先进》中说到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和《易》，大致是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籍而言。而《诗》不仅是美的文辞，而且是美的声乐，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为“乐语”，作为“声教”，为时人所诵习。
如此意义之文学，《诗》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诗》的时代，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时代——这里说到的“封建”，正是它的本来意义。在此意义的封建制下，以社会等级论，可以划分为贵族与非贵族，前者包括大夫与士，后者为庶民与奴隶。以居住地域论，可别作国人与野人，前者包括贵族、工商，后者为庶人。若依社会职能，则又可分别为二，即劳心者（贵族）与劳力者（非贵族），前者的社会职能为政治、军事、文学，后者为农、工、商与各种贱役。若更细论，则贵族中尚有层层等级，非贵族中又有层层等级。比如士，乃武士也，是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他有统驭平民的权利，也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其地位则低于大夫，高于庶人，而仍属君子。至于奴隶与庶人，便都属于小人。这是从《左传》《国语》等东周文献中可以得到的认识。因此，《诗》中写到的从戎之君子，不会是士以下的庶人。而庶人与奴隶，那时候王可以把他随土田等物一起赐与受命者，他也可以被用来买卖交换——“五夫”之价与“匹马束丝”等，见于西周金文。至于庶人的生活状况，其水平之低下，条件之恶劣，由现代考古发掘中所见，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闼，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
何况“劳动”与“劳动者”与“劳动者的歌”原本不是一事。《召南·葛覃》写“劳动”，却不是“劳动者”的生活，《幽风·七月》写“劳动者”的故事，但它并不是“劳动者的歌”。比如陶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这是真正的“劳动”了，然而没有人会以为它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说诗者常常喜欢用后世的山歌、民谣与《诗》类比，其实无论创作意图、修辞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远不在一个层次。《诗》原是生长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宗法贵族体制所笼罩的社会，《雅》《颂》不论，《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语言，原非可以“里巷歌谣”概之，因此很难用后世的概念，说它是“民间文学”。
（选自扬之水《诗经别裁》，有删减）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钱穆先生的话有力说明了在定义《诗经》的性质时，应该考虑到其中的“伦理”特质。 |
| B．“《诗经》是一部文学书”，以顾颉刚、胡适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学人都力持此说。 |
| C．封建宗法社会时代，等级分明，职能有别，因此《诗经》中的从戎君子不可能是庶人。 |
| D．西周时期五个男子和一匹马一束丝的价格相等，可见于现代考古发掘出的西周金文。 |
| A．近代学者把两千年来研究《诗经》的大著都当作封建垃圾处理了，很难说这是《诗经》研究的厄运还是幸运。 |
| B．《毛诗序》说，《诗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所当发，止所当止，这正体现出《诗经》的“伦理”意义。 |
| C．《诗经》的文学特点在于它既是文献典籍，又是“乐语”“声教”，所以在当时广泛流传，传唱于民间里巷。 |
| D．《诗经》中的“君子”和“小人”是以社会地位和居住地域来区分的，“君子”即“国人”，“小人”即“野人”。 |
| A．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诗经·豳风·七月》） |
| B．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白居易《观刈麦》） |
| C．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陶渊明《归园田居》） |
| D．抓秧如绣花，棵棵摸到家，十指齐入土，泥草一把抓，揣到根底当肥下。（《抓秧号子》） |
5．《诗经》有哪些价值？请结合两则材料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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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面对我国人口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人口结构问题的复杂性增加。对此，要综合发挥多种因素的作用。其中，人工智能的有效参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人工智能是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科技跨越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倘若可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促进其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人口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培育多层次复合人才，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的应对中贡献出一份力量。进一步来讲，站在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如何整合优化人工智能与人口发展，协同二者的制度和服务体系，探索以人工智能战略为基础，整体促进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更快更好地实现，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工智能的融入，还可以为人口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持。应推动建设集人工智能与人口发展于一体的计算中心，完善数据生产和流动机制，打通数据汇聚、共享等环节，明确数据格式、元数据标准，并开发标准库和工具包，制定并统一相关规范和标准；推动政府机构之间数据分级访问，提高数据可用性，着力提升人工智能数据的访问质量，优先发展访问路径。还要以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新方法为基础，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高精确度人口发展数据模型，为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提供科学可靠的证据支持。人工智能融入人口发展，可以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服务、政策等多个角度，科学、经济、有效地为人口发展战略提出相关对策和政策建议，为实现“十四五”规划与中国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提供可靠的决策支持。
着眼未来，应结合人工智能的特点以及我国人口发展的规律，致力于打造高质量的社会科学体系。要基于我国人工智能自主技术路线推进人口发展应用。应建设相关的创新中心，推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还要重视对有关人才的培养、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围绕发展自主根技术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相关人才，推动形成数据驱动的哲学社会科学形态。还应建立这方面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努力提升应用能力，让人工智能更好辅助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人口发展是动态的、发展的，要理性思考人口发展与技术的关系，把握人口发展变化规律，用恰当的技术手段，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与人口发展的创新融合。
（摘编自王振杰《用人工智能激发人才红利》）
材料二：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而动物只能狭隘地按照“种的尺度”进行生产，肉体需要支配全部的生产目的，这形象地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人工智能的区别之大不亚于人与动物。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里，人类依然有能力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用途，就像一个农夫知道一把斧子能做什么，但斧子不会明白农夫的需要和感觉。说得更直白一点，目前人工智能仍然无法摆脱人类而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主体。
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类在文艺创作方面具有全面优势，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开展创作活动。可人工智能接收到人类指令才能进行创作，创作过程受到人类的操作和控制，创作出的作品也是为了符合人类的审美期待，所以人工智能更像是人类的创作工具，很难称得上真正的文艺创作主体。
可是，人工智能又有一定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人类发布指令，控制过程、收获结果、但创作的“细枝末节”是由人工智能完成的。人类让渡给人工智能的那部分工作，让人工智能获得了一种“存在感”，即虚弱的主体性。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一些业界人士故意夸大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能力，但不管如何夸大，都无法改变目前人工智能在文艺创作方面主体性仍然不足的现实。
如果有一天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时，人工智能具备了独立意志和思考能力，能够提出自己的美学思想和独立的美学主张，如褒扬唐诗贬抑宋词或主动参与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而非只能被动接受人类的创作指令、追随人类的美学标准，那样人工智能才能成为真正的文艺创作主体。笔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就现实情况而言，迄今为止的人工智能如同计算机网络一样，仍是人类文艺创作的辅助工具，最多只能算是一种高级的创作生产工具，远未达到可以完全脱离人类而走向独立的地步。
（摘编自王东昌《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工智能的有效参与，对应对我国目前面临的更加复杂的人口结构问题有积极作用。 |
| B．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不仅有利于培育多层次复合人才，还有助于应对人口负增长问题。 |
| C．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里，人工智能依然受人类控制，不能算作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主体。 |
| D．一些业界人士对人工智能文艺创作能力的夸大，无法改变它目前创作辅助工具的地位。 |
| A．国家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红利，将其作为“十四五”规划和中国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决策内容。 |
| B．人工智能有其自身特点，人口发展遵循一定规律，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打造高质量的社会科学体系。 |
| C．作者用农夫和斧子的比喻形象生动地论述了人类依然有能力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用途的观点。 |
| D．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人类让渡给人工智能的那部分工作，使得人工智能获得了一种虚弱的主体性。 |
| A．人工智能是一种重要战略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我国人口问题必将得到有效解决。 |
| B．马克思在著作中形象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意在告诫人们不要将人与人工智能等同起来。 |
| C．ChatGPT可以帮助人们撰写论文，与人进行聊天互动，证明它已经完全脱离人类，走向独立。 |
| D．目前，在文艺创作领域，人工智能虽然只能算是一种高级的创作生产工具，但并非毫无建树。 |
5．结合两则材料，谈一谈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对中国色彩史的认识和理解，最基本的归纳，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五色成文。
“五色成文”一词最早出自《礼记·乐记》。《礼记·乐记》主要探讨了礼制中的音乐，五色出现在此，涵义比附“五声相生而成音乐”，因此，“五色搭配而成图形”。
“五色成文”之“文”，是“纹”的本字，金文写作象远古纹身之形，本义为纹饰、图形、纹样等。远古的纹身并非随意，它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形象，这些形象或许演化为文字，又或者包涵了古代信仰、崇拜、禁忌等文化内容……在语言的演变中，“文”逐渐有了“文化”“文明”的涵义。为区别二者涵义，人们新造出“纹”，与“文”相分别。
“五色成文”不仅仅是视觉意义的图形。《礼记·乐记》中讲道：“五色成文而不乱。”清代孙希旦集解：五色之用，如同五音，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发之于五色（音），足以感动万物，使君、臣、民、事、物在文明的教化之下，各安其位！在此意义上，五色成为礼制的外表与手段，“五色成文”构建了中国传统的礼制文明。
在殷商乃至更早形成的巫传统中，色彩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与鬼神沟通的巫术法器；春秋时期，齐桓公喜好穿着紫色，引起中国历史第一次流行色；战国时期，已出现正色与间色的概念，经考证，为分辨五正色，当时人以“雉（野鸡）”作为染色标准；秦汉是中国古代色彩知识的系统化时期，基于“阴阳五行”宇宙系统，由此形成了传统的“五色”系统；南朝宋明帝荒诞任性，最终促成宋明帝制定“紫衣红裳”的礼服，紫色由传统意义上的间色，转变为尊贵之色；在唐代，黄色成为帝王专用之色，理论依据来源于唐代官修儒家经典《五经正义》；北宋信奉“五德终始”之说，其国运属火德，所尚之色为赤。在国运与色彩的符应上，宋徽宗尤其迷信；元代之前的文人画家追求“画以载道”，并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中找到方法，实现了对形似与五色的解构，倪瓒之水墨山水乃集其大成！晚明文人“清雅素色”的色彩偏好，是文人通过“文化”来体现自我存在的方式，这种色彩偏好既是现实的，也是策略的。清代民间年画色彩包涵也有阴阳五行框架之下的色彩秩序，但同时，民间色彩从“有用性”出发，形成民间色彩自由丰富的特点。
中国古代色彩如此精彩，并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笔者关注如下的问题：
其一，色彩研究零星散落于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理论等各个学科领域中，各个领域只研究与之相关的色彩问题，没有把色彩当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对待，这种研究强调色彩在各自领域的特性，有“见树不见林”的缺憾。
其二，古代色彩神秘莫测，让人觉得理当如此，但又显得随意而不定。从根本上，色彩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从古代思想观念的体系中，考察色彩现象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解释古代色彩为何如此的历史原因。
其三，中国古代社会中，色彩系统是宇宙框架系统的一部分，秦汉之际，基于“阴阳五行”的宇宙框架，形成的传统“五色”体系，一直是作为历代王朝官方色彩系统的代表，在这样一个官方的色彩系统中，各个时期又呈现不同的特色。民间色彩模仿官方，是官方色彩的粗糙翻版；文人在色彩偏好上，有意与官方系统拉开距离，在魏晋玄学的启发之下，主张“清雅素色”。
学术上的后出转精，让“五色成文”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意蕴；同时，现代视觉理论的研究，使历史上的“五色成文”具有了现代意义：
语境上，色彩极大影响今人生活。世界进入读图时代，图形对人的心智、情感会产生无限力量。在被观看的图形元素——色彩与形体中，色彩是影响感官的第一要素，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观察一个物体时，色彩是最先被注意到的，人们对色彩的注意力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形体的注意力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观念上，决定人眼看到的是色彩知识。人眼并非相机，不能够捕捉到所有的可见色彩，人眼只会关注熟悉的内容，这也就能理解，不同文化的人，所看到的内容并不相同。因此，可以这样说，决定人眼看到的是色彩知识，是我们这个文化群体在历史上形成的色彩知识。色彩知识是潜移默化的，百姓日用而不自知。当一个孩子能够描述所看到的色彩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通过观看或接受亲人的指导，学习色彩知识很多年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对他而言，所看到的色彩世界是有秩序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一个刚刚复明的盲人，他所看到的色彩世界是杂乱无章，混乱不堪的。
存在上，色彩是对窘迫现实的超越。色彩知识是历代累积的，每个人的色彩知识都来自于在他之前的社会与环境，而所有这些，都是色彩史的结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今人的色彩知识是一系列的色彩史的集合。在色彩史各个时期，人们通过色彩改造社会，改造环境，获得对窘迫现实的超越。同时，在古代社会生活中，色彩以其视觉形式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安抚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世界在色彩的秩序中变得易于亲近，不再面目可憎。
（摘编自肖世孟《中国色彩史十讲》）
材料二：
兔年的春晚节目精彩纷呈，一片欢声笑语的场景，而令全国观众惊鸿难忘的节目尤属《满庭芳·国色》。
节目分寻色、舞色、唱色三个段落。在赵丽颖娓娓道来的古风吟唱中，光电科技交相辉映，“寻色”拉开了帷幕，她引领世界的目光走进华夏民族隽永了五千年的底蕴和色彩。
舞色是整个节目的灵魂。“舞色”段落中，作曲家们依次选用唢呐、古筝、二胡、笛箫、琵琶五种中国民族乐器，与五种颜色、五位顶尖舞者相互对应、配合。桃红、凝脂、缃叶、群青、沉香，皆是中国传统色之中的本源色，对应着赤、白、黄、青、黑五个色系。这让色彩之美和诸多中国传统非遗文化完美融合，浑如天成，以多元化的形式艺术地呈现了国人对传统色彩的极致表达和美学追求。
桃红是春天的颜色，是万丛青绿中的一抹浪漫和娇羞，桃红迎水袖，水袖演绎了桃红之柔，青年舞者唐诗逸一出场就翩若惊鸿，她长袖善舞，似行云流水、又似落花流水转折无痕，东方文化之悠远深长也在色彩翩跹中若隐若现。
凝脂顾名思义为洁白。《诗经·卫风·硕人》中有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青年舞者姜爱东手持折扇以翩翩公子形象出场，一袭白袍加身，潇洒自如的轻盈挥扇，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而凝脂那种朦胧的白，是中国人内心的纯白坦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一种谦谦君子，温若如玉的执着。
缃叶之缃，桑也。桑叶初生之色，是春天万物复苏，生命萌芽的颜色。在缃叶篇里，舞者撑着蓝色的纸伞，引领观众在春色里翩翩起舞，用色彩无声的告诉大家，无论人世如何沉浮，那抹黄是光明、是希望、是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坚韧。
群青也是一种高贵的色彩。“群而有集，青出金石”，自明清以来，因“其色如天”，又称“帝青色”。群青的舞者使用的道具是翎子，以快节奏和大幅度的舞蹈动作，展现群青的明艳和灵动，让观众深深折服于色彩文化的厚重和底蕴。
最后的沉香也是中国传统色彩之一，这种色彩介于黄黑之间。苏海陆宛若游龙的长剑舞，身剑合一，犹如傲然于世的侠客，将沉香的儒雅和矜贵演绎得入木三分。沉香取自于大地的颜色，沉稳、内敛、低调，也是贯穿华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色彩。
最后的“唱色”部分则巧妙地把色彩之美继续延伸，将四十多种中国颜色的名称作为歌词配以国风旋律，让世界认识了那些充满独特东方审美情趣的中国色彩，如苍烟落照、香炉紫烟、东方既白、藕丝秋半。每个颜色的名称都那么美，如诗如画。
（摘编自曾跃红《从中国传统色彩之美抵达东方文化的雅韵》）
1．下列对材料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是（ ）| A．“五色成文”涵义比附“五声相生而成音乐”，二者均最早出现在《礼记》之中，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的礼治文明。 |
| B．历史上的第一次流行的色彩为紫色，这与齐桓公的喜好有关，这使得紫色在此后的正色和间色中占据着正色的地位。 |
| C．文人在色彩上的偏好与有时会与官方有所不同，甚至会有意拉开距离，例如在魏晋时期文人所崇尚的“清雅素色”。 |
| D．当一个小孩可以描述所见的色彩时，说明他已经有了极高的水平，并且他对色彩的感知远远比刚复明的盲人要更强。 |
| A．桃红，凝脂，缃叶，群青，沉香五种颜色即中华传统色中的本源色，体现了国人对传统色彩的极致表达和美学追求。 |
| B．五种中华传统颜色，五种中华民族乐器，五件中华传统器物，五位顶尖舞者，这搭配无不让人们沉浸在寻色之旅中。 |
| C．五种颜色，每一种都拥有着自己特点，每一种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每一种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
| D．“唱色”部分巧妙地将四十多种中国颜色作为歌词，将颜色“唱”出来，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华颜色才是世界潮流。 |
| A．文，错画也，象交叉。（《说文解字》） |
| B．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 |
| C．虽有令，仍许通着黄。（《旧唐书》） |
| D．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笔法记》） |
5．梅染、落栗、薄柿、酡颜、踯躅、曙色、鸦青、胭脂、若草……这些都是美得让人沉醉的中国传统颜色。假如你是《满庭芳·国色》的导演，拟将“东方既白”这一色彩也加入表演之中，请仿照材料二中节目的设计并结合下列材料谈谈你的设计与想法。
材料一：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既白。——苏轼《赤壁赋》
材料二：《赤壁赋图》
材料一：
数字乡村治理注重发挥数字技术的效用，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引擎”。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技术在为数字乡村发展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缺点。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时，要注重与乡村发展相结合，将保持乡村性作为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
自乡村性进入西方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以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乡村性既不是现实的地理空间，也不是虚拟的抽象存在，而是乡村社会、空间关系相互建构融合的体系。乡村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折射出乡村价值的留存与再造，这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核心本质。
数字乡村治理与保持乡村性可以达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是在系统把握我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和发展乡村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弥补了传统乡村振兴模式的诸多治理缺陷，是最具有实现乡村性要素价值优势、更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乡村振兴模式。然而，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破坏乡村性的问题，严重阻碍了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绩效提升。
第一，数字乡村治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传统乡土社会有着许多文化遗产、家风家训、民间工艺、历史文化等，这些文化大都静态地存放于农村祠堂、文化礼堂、乡村文化站。即使有些乡村地区通过借助电子化设备和技术化手段将其进行活态展示，但由于没有很好地挖掘和阐述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因而实践中大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实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育功能。
第二，数字乡村治理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在乡村振兴时代，数字乡村治理通过发挥现代技术优势价值，为乡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破坏乡村生态环境的问题。这源于人们对技术价值观的认知偏差，只注重短期的科技治理效益，而忽视了长远的数字乡村整体性发展规划。例如，数字乡村治理注重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化肥培育技术等来提升农业产量，但由于农药等污染品的大量应用，使得乡村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甚至给人们带来了农产品安全性风险。
第三，数字乡村治理破坏资源要素禀赋。长期以来，为了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的资金、土地、人才等核心发展要素单向地流入城市，直接导致了许多农村不断走向表退，集中表现为农村“空心化”。而许多村庄套用城市改造的逻辑推行所谓的“数字乡村振兴”，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一方面，势必忽视乡村的本地文化传承，使得乡村独特的地域资源被打破。另一方面，一味追求乡村现代产业的发展，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资源浪费。
第四，数字乡村治理破坏乡村道德情感。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注重亲情、道德、伦理的社会。而基于工业化、城镇化大背景下的当代数字乡村建设，使这种底蕴深厚的传统乡村文化道德逐渐被快餐式的城市文化所取代。在乡村地区，微博、微信、QQ等现代媒介平台的应用极大地减少了村民群众之间互动交流，给人们带来了情感上的孤独、生存上的无助和生活上的不便，使得构建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上的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礼俗习惯等乡村文化价值观不断式微，甚至在所谓的“限制人性思想解放”的口号中走向消亡。
（摘编自沈费伟 陈晓玲《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乡村性的视角》）
材料二：
近年来，伴随着信息化与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技术要素被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激发出治理的创新能量。在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乡村，治理数字化带来的便捷已渗入百姓生活：村民通过手机，就能办理医保等常用业务，了解监督各类村庄事务，申请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乡村治理的效率与效能大大提升。
然而，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推行过程中，一些困难与挑战客观存在。当然，乡村治理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其对基层治理的赋能作用与深刻影响不容忽视。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陷阱。
其一，要培养和提高乡村干部与群众的数字素养，引导村民逐步接受、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数字化。除了开展相应培训，还要想办法激发人的内生动力，变“要我用”为“我要用”。建议参考目前应用较广的积分制乡村治理方式，将治理数字化平台的使用与积分挂钩。当村民完成平台登录、业务办理、在线议事等项目后，后台自动记录相应积分。若达到一定积分，可换取相应生活用品与服务，以达到激励效果。
其二，要选拔培训一批村级信息员，解决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的长期运营管护问题。具体要培育多少信息员，是专职还是兼职，需要根据当地数字化平台的运营维护需要和使用情况，以及基层干部承担能力等，统筹考虑、精细布局，避免出现人浮于事或过重加码两个极端。
其三，要合理建设各类数字化治理平台，注重整合使用，不盲目建设、不搞“盆景”。要以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为导向，依据地方财力量力而行，在科学衡量投入与产出比例的基础上进行平台建设。针对区域内同一项工作内容，避免出现省市县乡等各级平台的重复建设，规避资源浪费和潜在贪腐问题。
我们还应认识到，技术不是万能的，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尤其在农村的熟人社会，技术的触达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登门问候带来的温暖，聚会议事讨论的深度，都不是仅仅依靠数字化媒介能够实现的。总之，技术永远是手段，人才是目的。服务切合群众所需，实事换来村民笑脸，才是衡量工作做得好的标准。
（摘编自侯馨远《推行乡村治理数字化要避免形式主义》）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数字技术对数字乡村发展具有积极效应，同时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缺点，由此可见技术不是万能的。 |
| B．数字乡村治理有其基础性，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模式，但实施过程中给乡村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破坏性。 |
| C．存放于乡村之地的静态文化，即使被电子化设备和技术化手段进行活态展示，实践中也大都流于形式。 |
| D．现代技术的数字化农业尽管带来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效益，但从乡村农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并不可取。 |
| A．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推行过程中，一些困难与挑战客观存在，导致急功近利和形式主义的现象的出现。 |
| B．目前应用较广的积分制乡村治理方式，能达到激励效果，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乡村干部与群众的数字素养。 |
| C．区域内同一项工作内容，若出现省市县乡等各级平台的重复建设，就不能避免资源浪费和贪腐问题。 |
| D．技术不是万能的，农村社会中人与人面对面交流所带来的温暖与深度，不能依靠数字化媒介来实现。 |
| A．陕西某乡村发展剪纸产业，用电脑制作替代手工剪纸，手工剪纸技艺濒临失传。 |
| B．新疆转基因抗虫棉推广，有效控制了棉铃虫，也导致其他次要害虫种群数量增加。 |
| C．四川自贡市某县开设农产品网络直销平台，但因村民文化程度偏低，网络直销受阻。 |
| D．部分来自农村的打工族以电话问候、网络拜年替代回家探亲，让家里老人产生失落之感。 |
5．根据材料一，谈谈你对“乡村性”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