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西方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渡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用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玫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也许还会鄙视林纾的经不起引诱。

(节选自钱锺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有改动)

文学作品和疾病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疾病，便没有文学。疾病对文学来说是隐喻与象征，文学不可能将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正如没有将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的人生。疾病会在任何层面上改变人生，正如疾病在文学的叙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阐释和转变的功能。也正因为此，疫情和社会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关于疫情的话语观念是文学应当格外关注的。

出于对病毒的恐惧，人们需要将它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对象，让其成为自己群体之外的另一群人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客观上，还是在话语层面，传染病的特征都要求着某种群体的关联性。与其说这是一种策划好的阴谋论，不如说这是出于恐惧的人性本能反应。传染病的攻击途径完全是借助于人性中的温情行为，比如交谈、聚会、抚摸、亲昵，因而防治病毒的方式是与人性的特质完全相反的。在病毒的阴影下，除了生物学方面的探索研究，未来的人类社会将加速向虚拟世界发展和转移。人们的身体愈加远离彼此，但人们的情感与思想会离得更近，更近并非意味着亲密，甚至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彼此裹挟的困境。

疫情也廓清了个体与社会的思想状况：如何建构自我的主体，如何处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恰恰对应于它们的反作用力——个体性的疾病与群体性的瘟疫。疾病及作为其结局的死亡，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不同的疾病类型，让我们意识到了生命的不同方面。传染病，让我们直接面对人的社会属性；外伤，让我们直观看到身体受到伤害后的残酷性；癌症，显示生命系统本身所出现的障碍，是一种生命系统的限度性结局。没有任何东西像疾病这样能使人完全深入地专注于自己的感受，认清生活的真实境遇。因为疾病，我们自以为完全属于自己的可以灵活移动的身体，终于跟社会价值观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我们真切地意识到，身体的自由原来是如此有限而脆弱。这恐怕会带来一场话语的变革。

瘟疫是病毒与人体细胞、组织的一场战役。但如果仅限于这个说法，显然太空洞，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细节。比如，冠状病毒原本是寄居在蝙蝠身上，经过变异后用它的冠状触手与人类细胞ACE2蛋白触手发生关联，从而钻进了细胞内部，把它的RNA放置到了细胞核里，从而攻陷了细胞，复制和生产出了更多的病毒。大量病毒从死亡的细胞中冲出来，开始攻击更多的细胞，免疫系统被遽然激活，人体面临着炎症因子风暴……我们在描述与生命相伴随的疾病的时候，就有了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这既不是纯科学的，也不再纯然是人文比喻似的主观描述，它是基于目前生物学所呈现出的一种“模糊近似”的形象化现实。这种科学与人文杂糅的话语方式，或许会成为未来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瘟疫不再是一种恐怖神话，而是一种理性可以理解的事物，尽管这种事物依然给我们输送着恐惧。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话语在文化表述中的分量会加大，但所谓的“高科技”也愈加显现出它的局限性。我们在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等科技背景下，感受到的人类科技已经创造了魔法般的奇迹。但一场瘟疫，与几百上千年前的瘟疫一样，轻易就给“科技社会”以致命一击。这让我想到爱因斯坦说的一句名言：“在生物面前，我们的科学技术就像原始人一样。”如何理解人类的生命，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话语最为关键与核心的问题。

（摘编自王威廉《瘟疫、文学与话语变革》）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一种较为常见的文学形式，简言之，为笔记体式的短篇故事。最早可追溯至魏晋时期，时人多有志人志怪类文集。就数量而言，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可谓浩如烟海，至清末，存世有数千种之多。种类繁多的笔记小说所记内容也极为驳杂，反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内容体量如此巨大，不易全部辨析厘清现实真假，纵如此，依旧有其史料学意义。

作为笔记小说，定然不失虚构与主体自我创作的成分，但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自面世伊始，便受到史学影响，有注重实录的传统，且希冀在事件描述中给人以道德教化。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为后世笔记小说开拓了题材、确立了基本精神，此期间的作者多有史官等文职身份。比如，志怪小说《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在晋元帝时期任佐著作郎一职，为编修国史的史官。

因此，鲁迅先生对此期间的笔记小说有“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的判断。简言之，魏晋笔记小说的创作性质为“采录传闻”，秉笔实录当朝事件，非有意虚构。笔记中虽然有文学性的虚构叙事，但依旧在不背离历史背景真实的前提下展开。

后世笔记小说多沿用魏晋六朝志人志怪的叙事视角，以记事者的角度客观记录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人物的姓名与籍贯等具体信息。书中屡见“秀州天宁长老妙海时在彼县，亲见之”“小二至庆元时尚存，安国长老了祥识之”“泉州僧本傅说”之类的句子，借他人之口来佐证自己记载之可靠，强调所录内容的真实性。

唐之后，笔记小说就内容而言，多具有民间性及社会性的特征，多述各地风俗怪谈。比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支诺皋》中有《叶限》一文，记录古代邕州地区百越民族的口传故事，为世界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灰姑娘”类型故事。至宋，大量笔记作品记录诗歌本事与诗人言行，成为后世诗评家所沿用的笔记体文学评论形式。而以洪迈《夷坚志》为代表的志怪类笔记作品，细述宋代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逸闻、掌故、民俗等，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史料参考。明清两代笔记小说类文献多有训诂考据之类的内容。清代笔记小说中的边疆地理内容日益增多，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录当数量的新疆社会民俗内容，其中有关屯田制度及“玛哈沁”的相关记载，为研究边疆史重要的参考内容之一。

学者们普遍关注到笔记小说创作的史学倾向及其内容的史料学意义，对之多有阐述。明代王士禛有“说者，史别也”的判断，认为笔记小说为史家另一种。相对于正史以政治历史为脉络，侧重对典章制度、帝王将相的书写，笔记小说记载了大量平民社会的生活，拓宽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了正史对民间关注度有限的缺憾，成为正史的重要补充材料。

(摘编自司聃《笔记小说：弥补正史对民间关注有限的缺憾》)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因此，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又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中说得很清楚：“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选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礼治秩序）》）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服分明的团体。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而在我们中国“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图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这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簿。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平住的人是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在乡土社会里，地缘关系也是如此。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来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已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五伦是天下之达道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譬如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在差序格局中，社会美系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茧

费孝通

一

1936年的初夏，在一座介于苏州和杭州之间的小镇上，一间丝厂开张了。大运河从这座新建工厂前面流过，河上航船满载茧袋。工人们在码头卸下茧袋，将其存放在仓库里。茧袋不断流进工厂，好似自己在运动。

突然，茧袋平顺的流动中断了。张婶的闯入，扰乱了茧袋的运输秩序。张婶不知所措，她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扰乱了工厂的运转。她忘了自己此时并不在村里，平常在自己的村子里，和劳作中的邻里打招呼是常事，她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茧袋越堆越高，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躲开。转过头去，这才看到有名年轻男子正盯着她，张婶越加困窘。她知道可能是出了什么事，而年轻人正等着她解释。但她舌头打结，不知怎么称呼他。在老家，她可以叫他“小叔子”，可她意识到，此时此地这么称呼他是不妥的。她突然想到可以叫他“先生”。“先生”她说，“我来找我的儿媳的，她在哪儿呢？”

“儿媳”是个多么令人愉悦的鲜活词语啊，工人们听见了张婶说的，笑着，起哄着。“去那里问问，这儿可没人知道你儿媳在哪儿。”张婶不太相信自己问错了地方。这不就是工厂吗，不就是儿媳来上班的地方吗。没错啊。她之前已经问过好几个人，他们都说镇上没有其他工厂。但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阻碍她进厂子，可她说不清。她站着，笑话起自己：“我个戆度，宝珠在这个洋工厂里上班，肯定忙得很，不像乡下的女人，缫丝的时候随时都能停下来搭话。”自责了一番，她冷静了下来。

二

“呜——”“呜——”，航船驶入了村庄，宝珠站在船头。这是她第一次从工厂回家。她离开村子时还是初夏，那时荷花开得正盛，而现在转眼已是隆冬，时光飞逝，宝珠似乎已经忘记了乡村的生活。

张婶已等了宝珠许久。宝珠下了船，提着行李，跃向张婶。张婶想帮她提行李，被宝珠拽住了，她只好叨叨：“好，好，你可回来了。”随后她们一起往家的方向走去。

宝珠走进屋里，“妈，您猜我挣了多少钱？”宝珠从她的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在婆婆面前打开，这是她六个月的工作所得。张婶四周张望了下，门如往常一样开着，但没人在那里。她转身背对着门。“嘘嘘——，小声点。别让人看到——”这么一大沓崭新的钞票，张婶都看花了眼。“妈，我还给您做了一件新的棉毛线外套，您正月就穿上它吧。”宝珠音调很高，就像长辈从集市回来给孩子们发糖果一般。

宝珠让婆婆坐在凳子上，拿出衣服来，“妈，这料子人家叫羊毛，又结实又舒服。”这是宝珠第一次能够送礼物给婆婆。以前，她能做的就是取悦婆婆，而现在可以议论好坏了。她变了，这变化使张婶感到害怕。这时，她注意到宝珠还穿着旧裙子，这令她感动，“哦不，不要给我这么好的料子，会浪费的，拿去给自己做件裙子吧。”“妈，我不需要新裙子，我们穿制服。”“——看，我给妈织了一条围巾，您戴上，让我看看怎么样。”她拿出围巾，给张婶围上。“您觉得暖和不？您再也不会害神经痛了。我还给三福买了件毛衣。”

宝珠折好衣服，做了个鬼脸。“妈，我还当选了自治会的主席呢。您晓得的，主席的意思是头儿，自治意思是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张婶吃了一惊。“什么？主席，头儿——我这么信任你，是因为你少言少语，只管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你要当头儿？宝珠，不要干那事，枪打出头鸟，还有，自己管理自己是什么意思？你还年轻，从人家那里挣钱，一定要顺人家的意。我不明白女孩子怎么管理自己。不要开玩笑了。”她换了副声调，因为她发现宝珠有些失望。“宝珠，好孩子，你也不想我担心你吧。跟我保证，回厂子后就辞了。当头儿什么好处都没有，就只有惹麻烦，这是千真万确的，老话就是这么说的。”宝珠完全没料到婆婆会有这种反应，她原以为婆婆得知此事会为她骄傲。婆婆却又唠叨说：“做个好姑娘，不要出头，年末回来和我待在家里。”

宝珠还记得自己如何走向讲台、当选主席的情景，千百双眼睛追随着她。这是一种荣耀。当选那刻，她为自己的丈夫三福和婆婆不在现场而遗憾。若是他们在，那就更是意义非凡了。她真心热爱这一切，但此刻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将她往外推。她的短发，她麻利的动作，充满活力的清亮噪音，都与周遭格格不入。在她和这个家之间有什么正暗自滋长。别工作，别说话，顺从，接受一切，做命运的奴隶，重演婆婆的人生轨迹——她做不到。一切已无法逆转。她记得经理李义浦的声音，他说：“你有你的责任，通过你，村里人将会实现现代化。”

桑蚕吐丝作茧，蚕蛹破茧成蝶，蚕茧本身有何用呢？

（有删改）